《坦言》中“卡里斯玛”解析及女性文化的建构

2017-08-11邹璐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7年7期

卡里斯玛（Chrisma）在马克斯·韦伯那里，“是非凡个人的神授权威，完全从人格上皈依并信赖某一个人的大彻大悟、英雄气概和其他领袖气质”，它是统治者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方式之一；而“卡里斯玛权威”则应被理解为对人的一种统治（不管是偏重外部的还是内部的），被统治者凭着对这位特定人物的个人之品质的信赖而服从其统治。神秘的巫师、先知、劫猎头领、战争酋长、所谓的“专制暴君”，对他们的信徒、追随者、军队、政党等的统治就是这样的统治类型。[1]

由此可见，权威及对权威的服从是卡里斯玛的核心内容，其中个人所具有的非凡品质和独特魅力是卡里斯瑪完成统治的基础。学者王一川将卡里斯玛放在社会结构中的话语系统里，认为“卡里斯玛是特定社会中具有原创力和神圣性、代表中心价值体系并富于魅力的话语模式。它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人的素质，但都是在话语系统中”；作为一种话语系统，卡里斯玛以权威和魅力“成为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或中心的结构要素”，决定一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生命力。[2]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英雄”恰恰具备卡里斯玛上述特征，在文本中以卡里斯玛的权威地位和个人魅力，在女性命名分裂之后发出召唤，以弥补女性文学中女性实体化的空虚，使其成为一个稳定的话语系统。这里我们以海男的作品《坦言》为主要例证展开具体论述。

表面上看，《坦言》在四种“对一个女人的叙述方式”中出现了四个征丽。但她们却是四部分叙述的中心，并且具有共同的符码：以模特为职业，身体完美的女人，处于男女关系纠葛的中心。实际上，这些不无抽象意味的符码正是征丽成为女性英雄——卡里斯玛典型的基础：身体完美表明她作为女性独具魅力，对男性发出无穷的召唤，这使之最终成为理想的女性形象具备了可能性；模特职业将她与普通女性拉开距离，暗示这个富于感染魅力的女性将有独特经历；而男女关系的故事模式则把征丽推至女性命名的位置，完成将她塑造成一个女性英雄——卡里斯玛典型的过程。

为了能够比较详细地说明女性“卡里斯玛典型”的完成过程，现将《坦言》中的人物关系作如下图示：

【一】【二】

丁桃胡平孔长罗开韵

我（商仪）征丽——→艾滋病征丽——→血癌

白从斌 K 向天喻朱平

【三】【四】

胡克（麻醉师）刘昆

艾若征丽——→平静生活征丽——→获得生命

雷鸽焦明华

从上图可以看出，《坦言》的四个部分以对一个女人的叙述方式”完整地构成了一个女人由死亡走向生命的四个阶段：

1.叙述之一：男人包围着征丽。其中之一的“我”（商仪）处于叙述者的位置，征丽是其叙述对象，这决定了商仪在与征丽的关系中是掌握主动的一方，而征丽只能处于被动。她在不同的男人（包括“我”、丁桃、胡平、白从斌和K）的追逐下不停地逃逸，而且因为K使她染上了艾滋病走向死亡。然而，男人们的生活“就这么进行着，直到我们会猝然死去或者自然死去”。这表明征丽只是男人们生命中的一点，一个无足轻重、并不能构成男人生命组成要素的点。

2.叙述之二：征丽在叙事中所处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她不再是男人的叙述对象，而是在作者海男操纵下的叙述者的叙述对象。征丽的生活因此有了变化，尽管她仍然处于罗开韵、向天喻、朱平、孔长等男人的包围中，但她可以主动拒绝罗开韵的求爱，甚至可以在孔长和朱平之间选择婚姻对象，这是叙述之一中处于男人叙述对象位置上的征丽所不能想象的。不过，由于此时的征丽选择范围终究局限在男人身上，这决定了她虽有主动性，但避免不了命运的悲剧结局。因此，在她刚刚开始“漫长而艰难的遗忘生活”时，病魔向她袭来。这个情节暗示着女人在作为男人指称的“客体”时没有自主把握命运的权利，如果女人欲寻求作为主体存在的可能性，那么无法摆脱的死亡就会不期而至地将她的努力断送。

3.叙述之三：征丽是叙述者。这预示她并没有像前两节叙述中那样处于被男人包围的状态，而是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所以她主动暗恋焦明华，与麻醉师胡克离婚。需要注意的是，此部分同时出现了同样以模特为职业的三个女人：雷鸽、征丽和艾若。她们实际上是一个女性的不同时期的代表。从三人的年龄看，雷鸽是过去的，征丽是现在的和即将过去的，艾苦则是将来的，“正延续着我（征丽）和雷鸽共同的梦”。如果将她们看作一个整体。我们会发现其中蕴涵象征女性命运的寓言。雷鸽和焦明华的感情应该说无可挑剔，但是它却不能把雷鸽从残废、且一天天变老（这对模特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中拯救出来。再来看征丽。虽然她的叙述者身份表明了拥有主动权，但焦明华“这个被我（征丽）曾经暗恋过的男人对雷鸽的爱是永恒的”，他“除了爱雷鸽以外是不会爱任何女人的”。于是，征丽主动的暗恋便失去实现的可能，她只能在生活中“乳房下垂，身体开始发胖”，一步步走向坟墓。至于艾若的结局，则在征丽眼中视她为对雷鸽和征丽的延续所限定。她仍会走上同一条道路。到此时，征丽命运的悲剧之源在寓言中已渐露头角：如果不能脱离男人的操纵，主动选择生活就是一句空话，最多只能保全性命，却不能以一种自在的方式存在。

4.叙述之四：叙述者变为作者，征丽因而又有了自我选择的权利。征丽在男人刘昆眼中是件“商品”，但她的美丽在他眼中充满诱惑。与前面不同的是，刘昆对征丽的追求是因被其魅力所征服，他作为一个男人的生命可以说完全掌握在征丽手中：“这种突然而来的冰冷让他意志下降，承受一个模特存在的能力：她在四周的气息影响着他的胃和张开的肺；她在四周的生活动摇他进村的一线希望，那希望原来就极其短暂，极其的飘渺；她在四周的影子一遍遍地形成了商品，而商品又使他颇感悲哀地意识到她有些时候可以是商品，有些时候却是一个使他滋生欲望的女人。……他突然对那个女人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从来没有产生过，他突然感到自己已经到了人生的一个十分艰难的十字路口，他必须确定今后的生活道路……”此刻的征丽已经真正拥有了作为女人把握生活和生命的主动权。因此完全可以说。征丽已从死亡的阴影里走出，重又获得了生命。整部小说的结尾，征丽的笑声和刘昆的颓唐强烈地印证了这个结论。到此为止，模特征丽完成了她的心理和肉身的探险历程。

正是在这首女性“充满冒险精神的绝妙颂歌”（作者语）中，征丽作为女性英雄——卡里斯玛典型的形象凸现出来：在不同的叙事方式中。她从一个被男人追逐、只能在无可奈何中走向死亡的美丽女性成为一个可以操纵男人生命、主动选择自己生活的女性，这正是她作为“女性英雄”的英雄性之所在；她从死亡走向生命，意味着女性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突破男性的压制中逐渐显现，她也因此成了女性生命自由存在的典范，她的冒险探索以及探索中的苦难印证了女性获得完美存在的艰难。

征丽作为女性“卡里斯玛典型”所揭示的意义在于，她由死亡走向生命的过程代表了女性存在的要义：女性身为“他者”与男性不可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會体制下，女性逃脱不了男性掌握的命运，男性永远决定女性，女性的身体永远是男性欲望的目标和权力实现的体现；但是，女性存在摆脱男性操纵的可能，只要抛弃依附于男性的角色，找回与男性共存的主动权，就能通过不断的冒险探索以及与男性的“斗争”，成为一个不受男性控制的、主动决定自我命运的自由女性。

但是，在考察女性英雄——卡里斯玛典型形成过程中，以下几点不能不令人深思：

首先，“女性英雄”形象是依靠叙述方式转换建立的，随着叙述者的不同，女性在叙事中所处的主动或被动位置也不同，其命运亦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将女性命运寄托在叙述方式上的作法，显然是极不牢靠的。文学文本根本上的虚幻性、想象性导致了“女性英雄”形象存在的虚弱，因此她也只能以个体的形式在文本中存在。

其次，“女性英雄”取得对男性的胜利，摆脱男性的压制，孕育自男女两性关系的母体，女性的主动者角色仅限于男女两性关系中。如果在女性命名行动失败后，通过文本写作的方式，在话语上将男女两性关系中女性主动者角色置换成男性营造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体制下的主动者角色，并发出召唤，弥补命名失败后女性实体化的空虚，那么，这恰恰从本质上反映出90年代女性写作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想象性与替代性的。其中也暴露出女性英雄/卡里斯玛典型在“性别决定论”下的致命弱点：仅仅在男女两性关系中获得对男性的胜利就沾沾自喜，却忘了最终还是得回到男性使女性成为“他者”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和生活的体制中。以征丽为例，她在小说结尾给刘昆致命一击的象征性笑声，恰是在“挽着一个男人的手臂从外面散步回来”时发出的。这一特定情景揭示出，征丽胜利的关键并不是取决于她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一个男人”才击败了另一个男人刘昆，所以，她所取得的也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对男性的胜利。

第三，前述两点导致了“女性英雄”形象在建立的同时，也造就了解构自己的因素，女性卡里斯玛典型不能被真正的“符码化”。从这个意义上看，依赖于女性英雄——卡里斯玛典型对女性的普遍化指称最后又走向了失败。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女性命名从分裂走向失败意味着女性在文本中的存在实际上更多的只是女作家关于女性的一种想象，而并不具有普遍指称女性的可能；而女性“卡里斯玛典型”失败的关键就在于创作者对女性的文本想象并不能真正统一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有关女性自身的陈述涂抹了“神话”色彩，其中透露出的是女性存在现实景观的文本想象以及策略，它只能局限在话语系统中的语言操作层面上，本质上只是一种文本存在，一种“语言的神话”“话语的神话”。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否定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关于建立女性话语的努力。正如20世纪80年代谌容小说《人到中年》引发了社会对中年知识分子等问题的思考那样，女作家在文本写作中对女性的想象来自写作主体，并处于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是启发对女性现实存在状态的思考和力求获得全面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没有对女性被压制的发现，女性就永远谈不到改变自己处于边缘弱势的“他者”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尽管“女性神话”是一种文本存在，但它对现实中的女性进步仍不乏重要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表现出建构女性文化的努力。就目前情况而言，这种女性文化的建设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女性自我性别意识的独立。无论是自觉的还是潜意识的，在我们看来，它的标志是女作家文本写作主体意识的独立和女性自我表达语言的独立。

2.女作家文本写作的文化策略。如果将90年代女性文学的存在形态看作是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边缘状态，那么处于边缘的女作家文本写作就是在“众声喧哗”时代对主流话语精神上的反叛，文本中表现的女性生命体验就是对抗主流话语、发出自我之声的强有力的武器。

3.文本性、想象性的本质。应该看到，此处所说的女性文化仅仅是一种文本表现形态，它是以写作主体的文学想象为基础的，不能代表或完整反映女性文化在社会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实际存在状态。也即是说，不能简单地通过90年代女性文学文本状况来判定女性文化的现实形态。

4.与整个社会文化水乳交融的联系。女性文化虽然处于边缘状态，但它明显地受时代潮流的推动，如大众文化、商业文化、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另外，它对男性文化也有一定的反作用，例如对现实道德观、价值观的塑形。这使之表现出阶段性、历史性的特征。由此来看，女性文化和男性文化的关系不能依凭主观认定或理论推理，而是应该根据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来分析。

不过，当我们用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性文化建构来描述和把握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时，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其内涵至少必须是一致的，所以要搞清的是，这样的描述是否存在着不一致的可能，以至于影响从整体上评价90年代女性文学。

对这个问题回答的关键之处在于对女性内涵的确定。作为现实中的女性来说，她不仅打上传统文化的印记、受现时代的思想道德观念影响，而且深受外来文化的刺激。女作家身为其中一员，经过文学手段的操作，在文本中予以表现，这样得到的女性概念（以女性形象为表征）就会因主体差异而相互不同，同时显示出主体的爱好、趣味和理想。于是，文本中的女性内涵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并且与现实中的女性内涵拉开了距离。如果将文本中的女性内涵加以统一或以一个方面涵盖其他方面，那么这是不是脱离现实的主观臆断？如果用它来规范现实中的女性内涵，那么90年代女性文学试图建构的女性文化的文本性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甚而阻碍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进步？前文论述的有关女性命名的分裂以及女性/女权、“私人化写作”等问题的争议，实际上表明90年代女性文学正试图从某个角度出发统一女性内涵。从理论上讲，这或许不乏意义，但其结果却难免会重新遮蔽女性（如女性的自我压抑、日常叙事中的城乡差别以及商业文化对女性的消费等）。因此，我们认为，与其生硬地统一女性内涵，不如如实承认它的多元性。以文本写作为中介厘清现实女性内涵的复杂性，为文本中的女性文化找到存在和发展的合理合法性依据。

由此看来，把多元性当作女性内涵的本质特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1.既是对女性文化建构阶段性、历史性的确认，也为女性文学探索女性发展提供了空间。女作家在文本写作中不仅可以表达出长期无法表达的女性独特的个人经验，而且还可以具备多种可能性，达到男性无法探求的境地。

2.可以避免把女性和男性对立起来。女性摆脱男性的压制并不是要取而代之，而是寻求获得独立、平等的存在，因此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存的，女性存在既保持有男性影响的有利成分，也会给男性施以一定的反作用。

3.它表明了这样的一种历史眼光，即90年代女性文学以女性为中心建构女性文化的努力，既沿袭了“五四”以来女性文学作为“人”的文学的发展线索，也鲜明体现着时代历史文化语境的改变对女性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

无论有着怎样的不足、困惑与问题，以女性为中心建构女性文化的探索在现实生活和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的积极意义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的最终指向是人类文明的高层次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意识源流与创作主题研究”[项目编号：2013XJQN34]。）

注释：

[1][德]韦伯著：《学术生活与政治生涯：对大学生的两篇演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51页。

[2]王一川著：《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参考文献：

[1]盛英著.中国女性文学新探[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2]徐坤著.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