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传根

领导参考

建党初期的宣传工作

葛传根

宣传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工作，中国共产党历来被称为善做宣传的典范。然而，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面临群众接受困难，政治环境恶劣，人力、财力制约等诸多问题，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努力下，通过艰苦卓绝的不断拼搏，逐步使宣传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推动大革命走向高潮。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开展宣传工作的历史，值得我们回顾和总结。

宣传工作初创时期的艰难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人民大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的思想或是父传子子传孙传承下来的，或是受戏文曲词的影响而形成的，这些文化都是统治阶级奴化思想的灌输。受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他们习惯于顺从地主、尊崇皇帝，迷信菩萨鬼怪。彭湃最初给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时，农民纷纷躲着他，以为他“神经上出了毛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照理工人应该比较容易接受共产党的宣传，但是实际上并不理想。如1924年《上海地方报告》称：“照中国现在多数工人的知识程度，现在不能使他们觉悟，那要使他们觉悟，自然非多做教育功夫不可。”上海作为全国工人最多的地方，尚且存在宣传上的困难，全国其他地方的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被视为非法行为，宣传者随时有被捕和杀头的危险，宣传品随时有被没收和查封的可能。1921年底，在反对华盛顿太平洋会议的宣传运动中，长沙开展得最为猛烈，其领导人黄爱、庞人铨被杀。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因散布所谓过激言论，几度被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的《劳动周刊》，出至第41期便被封禁，有的报刊甚至一创刊便遭查禁，能够持续办下去的几乎没有。除此之外，还有社会上的流氓，他们为帝国主义巡捕和反动军警搜集情报、出卖工人，严重威胁宣传工作的开展，全国尤以上海青红帮的流氓最甚。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大都是治学严谨的学者，他们擅长写一些深奥的理论文章，对于如何到群众中去作广泛的宣传发动，缺乏经验。1924年，《中央局报告》称：“宣传因人力不足，《新青年》季刊应出三期，只出二期；《前锋》月刊应出十期，只出三期；《社会科学讲义》应出五期，只出三期……关于工人农民兵士宣传的小册，因同志担任起草者均未送来，故至今未能印出。”1926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也曾批评：“上届(去年十月)扩大会议的宣传问题的议决案，至今实行的不及百分之一二，中央及各地宣传部是不能不负责任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自筹经费的能力有限。以上海为例，“合计本地方全数党员的党费每月可收130元，但实际上不能按月收清，上月收到的仅30元”。为筹措办刊办报经费，中央曾连续下发《各地方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强调“凡属本党党员，不但有购阅本党中央机关报之义务，并有努力向党外推销之义务”，并规定每个正式或候补党员在获赠《向导》一份的同时，必须推销五份以上，每个党小组在获赠《新青年》一份的同时，必须推销三份以上。不久，又发出通告停止赠阅。原因是：“自实行赠送同志加印以后，经济很受影响；同时，各地同志均不能照中央规定推销，致使经费不能周转，长此以往，前途难以支持。”这种财力状况制约了宣传工作的开展。1927年，中央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通告中说，“各地鼓动的机关报最好是铅印，不能则用石印，再不能则油印亦可”。足见当时的窘境。

群众接受困难、政治环境恶劣、人力不足和财力制约这些困难，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宣传工作影响力的扩大。

集中全力进行宣传，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

尽管宣传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和曲折，但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更多的群众和同盟者，仍然对宣传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1922年1月15日的《〈先驱〉发刊词》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阀武人的专横不是他们的力量强大，实是我们国民的力量薄弱，实由国民还未觉悟的结果。”《〈劳动界〉发刊词》也指出：“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斗争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但“这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的施存统对各种革命力量进行具体分析：要使无产阶级“有觉悟，相信社会主义，就非有觉悟的学生跑进他们团体里去宣传不可”。他断言：“没有学生诸君，社会革命是绝不会成功的”，因为“社会革命，第一要拿努力宣传”。可见当时宣传被看成革命的首要任务。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把宣传工人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也指出：“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他的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上面。”中央还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想立于职工运动的指导地位，就必须进行宣传上的政治教育，训练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否则就不能成为共产党的职工运动，而有工会主义运动的危险。

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可靠同盟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在《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中央进一步强调在农村中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工作占非常重要的位置，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如此重视宣传，也是吸取旧民主主义革命教训的缘故。由于以前进行政治革命的人不注意向基层士兵群众宣传，“以致一般弟兄们，及到看见挂起‘民国’招牌的时候，还不知道‘民国’为何物”，广大群众看到革命党人被砍头也无动于衷。为避免重蹈覆辙，中国共产党要求“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并且强调不能仅仅站在群众运动的外面投几本小册子、说几句空话，而要直接加入到无产阶级和农民中间去“呼醒他们起来奋斗和组织”。在这种宣传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他们通过健全宣传组织、加强阵地建设、散发各种传单和小册子、组织演说等，逐渐推动革命走向高潮。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获得了良好的环境，各种刊物迅速涌现。如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前锋》月刊，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北平市委的《政治生活》，广东区委的《人民周报》，湖南区委的《战士》周报，湖北区委的《群众》周报，江西区委的《红灯》周报，浙江的《火炬》，豫陕区委的《中州评论》，福建的《革命先锋》，以及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人周刊》，上海的《中国工人》《上海工人》，长沙的《苦力周报》，以及《武汉工人》《山东工人》等。

中国共产党还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开展灵活多样的宣传。孙中山北上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国民会议运动。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利用各地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的机会，再次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廖仲恺被刺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活动。在报刊上连续发文，声讨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罪恶；组织工人、农民联合致书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惩办凶手、肃清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使追悼活动变成了声讨活动。

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促使各种革命力量汇成了滚滚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迅速掀起的工人运动高潮和纵横数省的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涤荡着中国大地上一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恶势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到了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多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最初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声势非常之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经过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的宣传，“在1922与1923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1923与1924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后来“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对以上变化，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评价说：“中国近几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巨……因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我们许多同志亦得立在行动的指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开展的宣传工作使官兵精神面貌和军民关系为之一新，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北伐主要对象之一孙传芳在检讨江西战败时说：“并不是战略战术的缺陷，最大的原因是革命军的宣传力太强,他们处处都能得到民众的协助，而我们处处都受民众的攻击。”同时，宣传在瓦解敌人军心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黄埔军校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其会刊《中国军人》第8期发表《惠州战役日记》一文，写道：“闻石龙商团初颇具有反革命气质，经总政治部数日宣传之力，一变而为本党的信徒。”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军官也说，他们的部队因受国民革命军政治宣传的影响曾不战而自退。

（摘编自《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