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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疯癫”的人儿

2017-08-10李世林

青年文学家 2016年33期
关键词:特伍德男权疯子

李世林

摘要:文学作品中的“疯女人”形象由來已久。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也不例外。本文试图借助法国作家米歇尔·福柯有关“疯癫”的理论,来分析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三部小说《使女的故事》、《浮现》和《别名格雷斯》中的疯癫女性形象,福柯认为疯癫并不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它是一种文化建构。疯子是指背离了主流社会价值观,对现存社会制度构成了威胁的人。而《使女的故事》、《浮现》和《别名格雷斯》中出现的“疯癫”的女性,实际上是因为她们没有迎合男权社会的文化,从而被男性贴上了疯癫的标签。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女性被压迫和边缘化,没有话语权的状态,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女性在男权社会的生存状态,为疯女人正名。

关键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福柯;“疯癫”女性;《使女的故事》;《浮现》;《别名格雷斯》

引言:

关于“疯癫”,病理学上将其定义为是指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是指那些精神失常、神经错乱的人。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的利用三重人格理论阐释“疯癫”,当自我、本我和超我三者处于动态平衡时,人格才能健康发展。相反,当三者失衡或处于冲突状态时,个体就会产生病态心理,人就会不正常。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其出版的著作《疯癫与文明

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中也提出了对“疯癫”的看法,他认为“疯癫”是一种文化建构,“疯癫”的定义与文化紧密相连,离开了具体的文化环境,“疯癫”只是一个空洞的观念。

女性主义者们意识到这一点,将目标转到“疯癫”史中的性别分析,开始关注那些女疯子们,首当其冲便是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那些女疯子们。如美国两位女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

妇女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一书中,详细的分析了被称为第一个女性主义的疯女人原型的人物形象——《简·爱》中的伯莎·梅森。此书重新定义了她的形象,把她从禁闭的疯女人角色中解放出来。该书认为疯女人梅莎是女主人公简“黑暗的替身”(Dark Double),是简心灵中的阴暗面,是她拼命想压抑的另一个凶悍的自我。伯莎从来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是男性社会中的受害者。

作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同时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而其中有些女性就具有某种程度的“疯癫”特质。在阿特伍德看来,备受压迫和迫害的女性们,一旦表现出不遵从男权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要求,即会被看作是“疯癫”的表现。接下来,本文将分别分析小说《别名格雷斯》,《浮现》和《使女的故事》散步作品中出现的“疯女人”形象。

一.《使女的故事》:奥芙弗雷德等“疯癫”的反抗

《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发表于1985年。小说以美国马萨诸塞州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未来一个叫基列国的故事。在这个国家,女性彻底没有了地位。她们被剥夺了财产和地位,被分门别类,其中“使女”则是专门训练用来为上层人物繁衍子嗣的一群身份暧昧的女人。作为女主人公的奥芙弗雷德(Offred,就是归属词of加上一个男人的名字,表示“隶属于”)就是她们其中的一员。使女们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真实姓名。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她们被充当统治阶级工具的嬷嬷们施以教化,从而达到让她们忘却自我,皈依教门,心甘情愿沦为达官贵人们的生育机器。

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些使女们,基列国建立了一系列的惩罚系统。为了彻底摧毁使女们的抵抗意志,他们不但让使女们亲眼目睹同伴被杀害,而且让使女们亲自参与杀害。

尽管这种惩罚系统无处不在,然而基列国的女性们并没有放弃反抗和抵抗,有些女性的反抗大胆到“疯癫”。其中尤以奥芙格伦和奥芙弗雷德代表。

奥芙格伦是一位坚决抵抗的女斗士。在等待黑色卡车来临时,她宁愿选择自杀。当她发现所谓的强奸犯是他们中的一员(“五月天”抵抗组织)时,她立即上前踢死了他,为的是避免他遭受更大的折磨。而莫伊拉则对其它使女来说,则是希望的象征、幻想的动力。莫伊拉的近似疯癫反抗还表现在她公开保留自己的名字,穿自己的衣服,不愿屈服于基列国的新秩序。她甚至两次把自己伪装成嫫嫫,企图逃跑。

作为女主人公的奥芙弗雷德实行的是一种隐秘和有耐心的反抗。她用自己的记忆来颠覆男性强加给她的自我。虽然被剥夺了话语权,但她们用手势语、耳语等其它非语言手段来交流。在晚上,她们躺在床上,暗中默念自己那已被官方取消的名字。这是奥芙弗雷德不愿被物化,进行自我肯定的方式。

因此,即便是在男性完全占据统治地位的基列国,女性的生存环境十分艰难,仍然存在着这些近似疯狂的女性,她们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或占主宰地位的男性们看来无疑是“疯癫”的表现,然而对女性们来说,疯狂的行为和举动正是她们对当时男权中心主义这种现实的反抗。

二.《别名格雷斯》:三位女“疯子”的悲剧

如果说《使女的故事》反映的是未来的事情,那么阿特伍德发表于1996年的《别名格雷斯》则是将目光投向了十九世纪的加拿大。西西莉亚·摩根指出,十九世纪的加拿大对性别的看法受英国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男子属于公众社会,而女子只属于家庭。这时的社会倾向于把女性罪犯,特别是有暴力行为和犯罪的女性,看成是精神不正常的疯子。在当时的加拿大,女性被歧视与压迫,底层社会的女性命运更加悲惨。所以这部小说中出现了更多的女疯子形象,如玛丽、南希和格雷斯。

玛丽是格雷斯最好的朋友。她是一个聪明、善良且有一定民主思想的姑娘。可就这样一个爱玩爱笑、快活的女孩子,并没有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玛丽希望找一个好男人与之结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她爱上了房东的儿子,但这个男人,只是想玩弄她,从没想过要负责任。当玛丽发现自己怀孕去找他的时候,他只不过是给了玛丽五美元来结束他俩的关系。最后玛丽选择堕胎,死于非命。在她死后,除了格雷斯,没有一个人同情她。作为一个婚前有孕,而且还选择堕胎的女性,玛丽所做的一切与当时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完全背离的,在除了格雷斯的其他人看来,玛丽就是一个道德堕落和败坏的疯女人,她试图嫁给代表中产阶级的房东的儿子,从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毫无疑问也是疯癫的行为和举动。

与玛丽相比,南希實际上代表的是女性形象中阴暗的一面。她自私,而且毫不在乎其它女性的权利和利益。在成为金尼尔先生的情妇后,她一直试图掌控自己的生活并得到认可。但由于没有遵从维多利亚时代对当时女性的要求,就连当地的农民和仆人都瞧不起她。作为一个下层女性,南希不可能跨越自己的阶级,她只能接受自己的身份,否则,作为一个有着疯狂野心的女疯子,她肯定会被孤立、被边缘化。

玛丽和南希都不屈从于男权社会,试图跨越阶级和社会等级,这种“痴心妄想”的“疯癫”最终以悲剧收场。而格雷斯的“疯癫”则是双重性的,她的“疯癫”不仅是社会学上的还是精神病理上的。谋杀案发生后,格雷斯被监禁,被认为精神有问题。事实上,我们知道格雷斯的疯癫完全是当时的社会和习俗强加在她身上的标签,她自始至终都是清醒而理智的,她知道自己无论说什么,都会被人歪曲。她实际上完全是一个理性的人。但由于背离了社会对完美女性的要求,成了女杀人犯,所以格雷斯被剥夺了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

三.《浮现》:行为异于常人的“我”

《浮现》是阿特伍德的第二部小说。小说中的社会仍然是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男女两性的关系失去了平衡。女性必须屈从于父权制的统治,她们毫无话语权,始终处于取悦男性的地位。

小说中的无名女主人公“我”是一位内心极度痛苦的女艺术家,因为少年时爱上了已结婚的老师,怀孕后又堕胎,她在过往的生活中迷失了自己,有着强烈的孤独感和自我剥离感。她在生活中处处碰壁,甚至心智失常。然而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在与大自然逐渐接触和融合的过程中,她终于醒悟,进而做出在外人看来非常“疯狂”的举动

抛弃人类文明,像一个生物一样回归原始。女主人公的这一举动,显然与男性文化要求女性要沉静,要一味地顺从,没有必要做自己的选择是背离的,在男性看来,她的举动也是疯癫和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但这实际上也正是女性通过近似疯癫的举动来试图找回自己的身份和女性意识。

《浮现》中另外一对夫妇大卫和安娜的婚姻也存在很多问题。大卫说服安娜服用避孕药,却从不在乎这样做会不会对女性造成伤害。而且她的丈夫大卫订了几条规矩,如果她违反,就会受到惩罚,而他又不断地改变这些规矩。男性对情感的漠视和操纵,体现了男性的自私和以自我为中心,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女性被边缘化、被折磨的状态。而当“我”建议安娜离婚时,安娜一边说是个不坏的主意一边又声称自己真的爱上他了。这正好显示了安娜被男性折磨的几近“疯癫”的精神状态。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阿特伍德小说中的这些“疯癫”女性和英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疯癫”女性大多一样,因为她们的行为偏离了当时男权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没有满足男性对女性的要求,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秩序,所以被他们看作是疯子。但是阿特伍德创造出的女疯子们又有所不同,比如格雷斯和“我”,她们巧妙地利用“疯癫”的标签与男性进行对抗,最终为自己寻得了一条生路。

总之,作为一个具有女权倾向的女性作家,阿特伍德毫无疑问的也意识到了无论是在过去的世界,还是在如今的社会,又或者是将来,只要是男性主宰的社会,女性就会被认为是次于男性的,是男性的附属品。一旦女性企图反抗和不屈从于男性文化对她们的要求,她们就会被边缘化,会被认为是“疯癫”的人。通过自己的小说,阿特伍德关注了这些被边缘化的女疯子们,并且告诉我们只有两性关系对等了,女性才能不“疯癫”,才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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