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治立



唐宋时期的灵州道庆阳段

□刘治立

安史之乱以后，原有的丝绸之路遭到阻挠和破坏，灵州道上升为沟通中原与河西及西域的主要通道。庆阳段处于灵州道进入关中的颈部，实为灵州之门户，关中之屏藩。文章对灵州道庆阳段的基本线路、沿途城寨，史书记载庆阳段的行旅，党项族与灵州道庆阳段的关系，以及唐宋政府对保护该路段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探讨。

唐宋；灵州道；庆阳段

灵州道是唐朝五代及北宋初期一条重要的丝绸之路通道。该路以灵州为中心，联结西域与中原朝贡、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是安史乱后的又一条东西交通和丝绸贸易之路，“唐中期以后，灵州(今宁夏灵武县)道成为边防要道，灵州至凉州道及河西通内蒙古的甘漠大道和甘包道等也成为边防要道”[1]191。原州失陷后，萧关道被阻断，“于是，此后由长安通往西域的丝路，转移到回鹘道、居延道和灵州道上来。由于这三条路都经过北部草原，故又称‘草原丝路’”[2]241。法国学者哈密顿认为，五代时期，“甘州和西州的使节，沙州和瓜州的归义军使节以及于阗人的使节都要经过这条大道而到达天朝”[3]31-32。灵州道的路线大致是：出长安经邠州(今陕西彬县)渡泾水至定平县(今甘肃宁县政平乡)，北行到达宁州(今甘肃宁县)，沿马莲河河谷北行，经庆州北行环州(今甘肃环县，唐朝时期属庆州方渠县，后晋设威州，北宋改为环州)到达灵州，然后导向河西走廊。

关于灵州道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有较为详尽的论述。赵贞《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结合敦煌文书分析了灵州道的开通、兴盛及其大致走向；《敦煌所出灵州道文书述略——兼谈朔方韩氏对灵州道的经营》揭示了灵州道对于维系中西交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周伟洲《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文博》1991年第1期)认为五代时灵州成为丝绸之路东段一个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文章以灵州为中心，分灵州以东至邠州和灵州以西至凉州两段道路详加考察，以阐明五代丝路所改主干道的具体走向。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认为，从五代起至北宋时期灵州陷落的近百年中，中原与河西、西域诸政权通过灵州道有着十分频繁的往来，其中以回鹘人的交往最多。崔星、王东《晚唐五代党项与灵州道关系考述》认为，晚唐五代时期包括商旅和使团在内的各方势力聚焦于灵州道，灵州成为经济文化交融区域，党项在灵州道乃至中西交通格局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看，除了严耕望的著作涉及面较广外，其他学者大都集中在对灵州这一枢纽点及其北去河西的道路的研究，而对于连接关中与灵州的庆阳段则关注不够。本文根据学界已取得的成果，结合历代地理书及方志材料，对灵州道庆阳段的情况做一探讨。

一、灵州道庆阳段的路线及沿途城塞

灵州道庆阳段(即宁州—庆州—环州段)在这条丝绸之路起着联结关中与灵州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史书记载的模糊，研究起来比较困难。孙修身认为，自邠州至灵州段的“行程较为复杂的，没有如前两段(指自开封至洛阳段和自洛阳至长安、邠州段——引者)的系统记录，更有一些地名尚需考证，走向亦不定”[4]66。复杂的行程、不定的走向、史料的缺乏和尚需考证的地名，恰好就集中在庆阳段。因此，计算行程、辨明走向、考证地名，成为研究的首要任务。

对于庆阳段的大致轮廓，许多学者都尝试着进行勾勒。周伟洲认为，由邠州北上到庆州(沿今甘肃庆阳)，由庆州沿马岭水(今环江)而上至方渠(今环县南杨旗镇)，再北上至青冈峡或土桥子，北入灵州。[5]32关于灵州道庆阳段的长度及各主要路段间的距离，根据《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武经总要》以及《元丰九域志》、乾隆《庆阳府志》的相关数据，可以做出具体的统计：

灵州道庆阳段分段距离一览表 单位：里

《元丰九域志》、《武经总要》、乾隆《庆阳府志》的数据统计为笔者所作，其他均参照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从表中数字资料可以看出，各种文献的具体数据虽然有些出入，但大体上相差不大。《通典》记载的庆州至宁州的距离(530里)，与事实相差甚远，其他诸书记载比较接近，也符合今天实地勘察所得的结论，基本上可信。

灵州道由邠州进入庆阳的第一站是宁州定平县，其县治在今甘肃宁县政平乡，位于马莲河、无日天沟河与泾河的交汇处，是庆阳地势最低的地方，“北至州七十里……大业三年于此筑城，置枣社驿。武德二年，于驿分安定县置定平县，其驿移出城北”[6]66。定平处于邠州与宁州之间，距离邠州六十里。唐朝时期在定平县修建凝寿寺，寺院今已不存在，但在寺院院落有保存完整的唐塔(凝寿寺塔)。五代时期，后梁派军队进攻岐王李茂贞控制的宁州和庆州，就是由此而入。“五代梁开平三年，遣康怀贞等侵李茂贞，克宁州及衍州，降庆州，游兵侵掠至泾州境内是也。”[7]2769

定安县，为宁州的治所，治今宁县县城。定安故关为灵州道必经之地，“定安关，在州西北三里”[8]80。今宁县城修筑于五代时期，其城夹处于城北河与九龙河汇合之地，城西南隅与基岩高差不逾15米，县城内的辑宁楼为五代时期所修筑。

彭原县也在此道上，位于宁州西北一百里。贞元四年(788)，邠宁节度使张献甫“乃于彭原置义仓，方渠、马岭等县选险要之地以为烽堡”[9]3499。能够在这里建义仓，说明人口较多，其交通条件较好。张维《陇右金石录》记载，庆阳彭原宝塔寺有铁范八人，俱作长跪势，高约二尺，今七存佚其一，唐乾元年间(758—760)铸造，有款识。彭原古城址在今庆阳市西峰区彭原乡彭原村南庄自然村，城址建于董志塬东北部一半岛状原面上，西接大原，东、南、北三面有沟壑环绕，由西向东为缓坡塬地，约2千米止于舌状塬头。

驿马关，是唐代宁州和庆州之间非常重要的关卡。“府西南九十里。唐置。与镇原县接界。兴元初，朱泚败走，自泾州北趣驿马关。宁州刺史夏侯英拒之是也。”[7]2760朱泚是泾原兵变的祸首，兴元元年(784)退出长安后，率领残兵败将一路北逃，“泚犹余范阳卒三千，北走驿马关，宁州刺史夏侯英开门阵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10]6449。驿马关的东西两边都是深沟，只有一个狭窄的关口可以通过，地势十分险要。因此，夏侯英开门列阵而待，朱泚三千士卒不得逾越。

安化县是唐宋庆州的治所，治今甘肃庆城县城，负山阻水，屹然险固，“北控翰海灵盐一路，居要害之地”[11]889，灵州一旦有难，郭子仪很快就从邠州驰援，他自己驻扎在庆州，而命其部将浑瑊直进灵州，“其为一通道更无可疑”[12]180。唐末五代时期，在城内修筑了鹅池洞，遇到战事时可供城内居民汲水，增强了防御侵袭的能力。

庆州以北的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庆州以北，地形曼衍，直抵沙漠，寇入最易。唐时以邠宁为重镇。宋亦以环庆为极冲。每西北发难，控扼之备未尝不在庆州也”[7]2755。因此，加强庆州北部防务是保障这条道路畅通的重要条件。马岭、木钵、合道是庆州北部的三个重镇，也是灵州道上的重要据点，吐蕃、党项进攻关中，往往取道于此。贞元十年(794)春，杨朝晟上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贼路也，请城其地以备之”[9]3505。贞元十三年(797)，唐德宗“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13]7576，询问杨朝晟的意见，并批准了他的修筑方案。杨朝晟修筑的三城对于遏制吐蕃的进攻、保护灵州道的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马岭，又称马领，在今庆城县马岭镇。颜师古认为，川形似马领，故以为县名。西汉时期曾经是北地郡治所在地，隋朝置马岭县，治所在百家堡，“义宁二年，于今理北四十里百家堡置马岭县”[6]68。唐朝武德七年(624)，庆州都督杨文幹起兵反叛，“袭陷宁州，驱掠吏民出据百家堡”，胡三省注：“百家堡，在庆州马岭县。”[13]5988宋人记载：“今控马岭川大路。东至熟户，东南至庆州六十五里，南至府城镇二十五里，北至大拔寨四十五里，至州一百三十里。”[11]899

木波，在今环县木钵乡，“在县南四十五里，唐为木波堡。宁州刺史杨朝晟请城方渠、合道、木波三城，以遏吐蕃归路，即此”[8]136-137。“北路通庆州，咸平中重修。东至北界，西至合道镇四十里，南至大拔寨三十里，北至州四十五里。”[11]900

方渠，“在县南七十里，汉属北地郡。贞观十三年(应为贞元十三年——引者)，命杨朝晟城之。五代初废为镇”[8]137。《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对其重要性及相关里程做了详尽的记载：“地三面控蕃戎，最为檄塞之剧。东至蕃界十五里，西至蕃界十五里，南至庆州百四十里(木波镇路)，北至洪德寨八十里，寨北即蕃界。”

乌仑为庆阳北上灵州的一个要塞。乾隆《庆阳府志》记载，“乌仑山，在县北三十里，山甚高峻，艰于登陟，宋人置乌仑寨戍兵防守”[8]70。后唐天成中，符彦卿由耀州团练使“改庆州刺史，奉诏筑堡方渠北乌仑山口，以招党项”[14]8837。乌仑寨控扼乌仑川一带的来路，“此寨在今银川—西安公路(211国道)东侧，北控东川(环江东源)，南距环县仅十余公里”[15]5。

土桥在乌仑附近，也是灵州道上的一个要点，“青冈、土桥之间，氐、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16]554。顾祖禹引《唐志》曰：“咸河从土桥、归德川、同家谷三处发源，咸苦不可食。”[7]2766赵本植记载：“土桥崾岘，在府城北二百里。”[8]77土桥在史书中多次出现，说明其地为南北交通大道上的一个节点。

洪德，在环州北六十里，位于灵武大道之冲，马岭水在此分为东西两源，东北行是归德川，循此川而行可至盐州；西面之水为白马川，沿川西北行可入青冈峡，再行可至清远军，“地距清远军仅八十里，依川据险，当青冈峡济乾、同二堡之大路”[17]334。北宋时期，折可适曾在此设伏，重创西夏军队，创造了弹性防御战略的典范。[18]240

青冈岭，“在庆州方渠县北，灵州之南”[13]6722。青冈，亦作青刚或青岗，严耕望认为，“青刚岭、青刚峡者，自唐以来为通灵武大道无疑”[12]191。青冈岭在环县洪德乡西北，乾隆《庆阳府志》记载，“青冈峡，在县北，亦曰青冈岭。《宋史》：‘至道二年，李继迁围灵州，诏遣兵五路救之，李继隆以环州路迂，由青冈峡绕灵武，趋平夏，行数日，不见敌而还。’青冈川本灵州大路，自此过美利寨入灵州，自过美利寨后，渐入平夏，经旱海，少水泉”[8]70-71。“由马岭、木波镇至环州，川路平直，两边虽有土山，山外皆高原，谷道交属，何往不通。”[19]3141

出青冈峡即进入翰海。翰海，亦称旱海，由于气候干旱，在环州、灵州、夏州、韦州之间形成700里的宽阔沙碛。“宋张洎曰：‘自威州抵灵城，有旱海七百里，斥卤枯泽，无溪涧川谷。’张舜民曰：‘今旱江平，即旱海，在清远军北。’赵珣曰：‘盐夏、清远军间，并系沙碛，俗谓之旱海。自环州出青刚川，本灵州大路。自此过美利寨，渐入平夏，径旱海中至耀德、清边镇入灵州’是也。”[7]2952《武经总要》前集记载了青冈峡至灵州之间的七段路程：“青冈峡、清远军、积石、浦洛河、耀德镇、清边寨、灵州共七程，沙碛远无邮传，冬夏少水。”

清远军，在今环县甜水堡，“清远据积石岭，在旱(翰)海中，去灵、环皆三四百里，素无水泉”[14]9425。清远军建在灵州南界积石岭上，为扼灵州川的要塞。“清远军，东南七十里至环州美泥寨，西北五十里至浦洛河，又七十里至圣泉，七十里至定边镇，又六十里至灵州，西甜水堡五里，南至木波镇四十里。本席鸡城地，宋太宗以灵武道路艰阻，欲城古威州以通漕挽，转运使郑文宝固请筑此城，以清远军为名。深在瀚海不毛之地，素无井泉，陕西之民甚苦其役。”[11]950-951

浦洛河，亦称溥洛河，为灵州川上源，在今宁夏盐池县惠安堡东北，“宋至道元年，边将白守荣护刍粮赴灵州。李继迁邀击于浦洛河，尽夺之，即此。亦曰溥乐河。宋人议筑溥乐城，以河为名也”[7]2951。

耀德镇，在今宁夏灵武市石沟驿，又名“圣泉”，距离清边寨70里，距离灵州120里。

清边寨，在今灵武市白土岗子[15]46，北至灵州50里。

出青冈峡至灵州的一段，在宋代也称为翰海路。尽管穿越翰海有很大困难，商人、军旅仍不绝于途，“灵武路自通远军入青冈峡五百里，皆蕃部熟户。向来使人、商旅经由，并在部族安泊，所求赂遗无几，谓之‘打当’，亦如汉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14]9130。翰海路一直是北宋军队重要的后勤供给线。如淳化年间(990—994)，朝廷命令张鉴“乘传往环州，与李继隆议护送刍粮入灵州”[14]9416。至道二年(996)，洛苑使白守荣护送刍粮经由此道，在浦洛河被李继迁劫掠[14]9424。同年，灵州路都布署王昭远护二十五州刍粮，经此道成功到达灵州[14]9408。郑文宝“前后自环庆部粮越旱海入灵武者十二次，晓达蕃情，习其语。经由部落，每宿酋长帐中，其人或呼为父”[14]9425。

《读史方舆纪要》引《舆程记》记载，庆阳“府北百六十五里为木钵递运所，又四十五里为环县。环县北行二百二十里而至小盐池，又一百七十里至灵州”[7]2755。环县以北至灵州，为荒芜之地，“庆阳环县而北，无居民，亦无树木，水草皆绝少，至灵州始有之。中间地势荒瘠，屯戍者每患无所资以为固”[7]2755。《武经总要》也记载，由灵州向南溯苦水河经旱(翰)海越青冈峡，沿马莲河谷经环州、庆州，再向东南经邠州通向关中地区。

二、灵州道庆阳段的行旅

灵州道是一条从长安出发经宁州、庆州到达灵州的古老通道，开皇十八年(598)，“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出塞讨之”[20]1285，杨素率领军队沿着灵州道北行击退突厥军队。开皇二十年(600)，“晋王广为灵朔道行军元帅”[20]1286。越王事件发生后，狄仁杰将被株连者改判流刑，“配流丰州。豫囚次于宁州”[9]2887，可见宁州是前往丰州的必经之地。

唐肃宗灵州称帝后，率军南下，“经方渠、庆州一线进入关中。这条线路，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灵州道，又称‘灵州大路’”[21]78。至德元载(756)九月唐肃宗一行沿着灵州道南行，在顺化休整几天后到达彭原郡：“(九月)戊辰，发灵武……丙子，上至顺化。……十月辛巳……上发顺化。癸未，至彭原。”[13]6998-7001顺化郡即庆州，天宝初改为安化郡，至德年间改为顺化郡。天宝初年，宁州改为彭原郡。

唐肃宗在南下的同时，令李承寀北行回纥，寻求援助，“九月戊辰，上南幸彭原郡。封故邠王守礼男承寀为敦煌王，令使回纥和亲，册回纥可汗女为毗伽公主，仍令仆固怀恩送承寀至回纥部”[9]244，通过和亲加强与回纥的联系，希望得到回纥的军事援助。十月，“敦煌王承寀至回纥牙帐，回纥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贵臣与承寀及仆固怀恩偕来，见上于彭原。上厚礼其使者而归之，赐回纥女号毘伽公主”[13]7005。李承寀出使回纥所走的道路，正是灵州道。

张议潮光复沙州，保证了灵州西通河西道路的畅通，“大中年间，张议潮收复河西走廊，中西交通线改经灵州。从此，灵州西域当作为中西交通的主线，一直使用到北宋初年”[1]191。《张淮深变文》中写道：“河西沦陷百余年，路阻萧关雁音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变文中所谓的“旧路”，即灵州道。灵州道在唐朝中期以后地位非常突出，“中叶以后，置邠宁庆节度使为一军区，亦是其为一交通路线也”[12]180。这条古道也哺育了唐朝文学尤其是边塞诗，盛唐、中唐的许多述行诗赋，以及元载、杨炎、李吉甫、李德裕的一些文章，都与此道有关。大历至元和年间文人饯送唐使使北蕃的诗篇，就以此道行役为述说对象，源休使回纥，即从此道入。[22]122

灵州道虽然在宋夏对峙时期一度受到影响，但到了元朝时期再度发挥作用。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三月，马祖常以监察御使出使河西，途经庆阳，参观了鹅池洞，写下了七言绝句《庆阳》，所走的就是灵州道。1906年，英国探险家布鲁斯经过西藏、新疆进入甘肃，然后经过肃州、甘州、凉州、兰州、中卫、彭阳，进入庆阳府。他草拟了一幅铁路线路图：从西安府出发，向西北经过淳化、三水、宁州、庆阳府、环县到达灵州、宁夏，再西南行至中卫后转向西北到达凉州(武威)，从凉州南行到达兰州。[23]199从西安到凉州的设想路径，与唐宋灵州道大致重合或平行，特别是沿着马莲河、环(河)江的宁州—庆阳府—环县直到灵州的路段，不仅与灵州道线路基本重合，而且与正在修建的银西铁路走向一致。

三、党项对灵州道庆阳段的促动与阻隔

党项部落最初生活在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上游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贞观五年(631)，大批内附，唐设置党项羁縻州府，分别寄治于庆、灵、秦等州。拓跋部在首领拓跋赤辞率领下也归附唐朝，“其后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9]5292。唐设静边州都督府于庆州，“静边州都督府，贞观中置，初在陇右，后侨置庆州之境”[10]1123。唐朝在庆阳设置的羁縻州，“能从少数民族的实际出发，一方面要求少数民族诸部臣属于唐王朝，遵守王朝的法令，长保忠信，永为藩屏；另一方面又不强求与内地一律，给他们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利，不触动他们的原有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不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文化生活，不过多干涉他们内部的事务。这一制度对于加强民族联系，促进民族融合，安定边疆、巩固国防起到了良好的作用”[24]56-57。五代的党项，“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自同光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16]912。“大姓之强者”主要有唐末占据夏、银、绥、宥等州的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氏，五代初兴起于麟、府二州的折氏，以及居于庆、灵二州之间的“西路党项”诸部。

党项部落畜牧财富的增长，引起了唐五代地方官吏的贪欲，他们利用不公平的市易规定来剥削党项部落，或是公然掠夺党项人的牲畜，使其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引起了党项人的强烈不满。党项人经常在吐蕃的帮助下走上了劫掠的道路，“至太和、开成之际，其藩镇统领无绪，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羊马，不酬其直，以是部落苦之，遂相率为盗，灵、盐之路小梗”[9]5293。对唐朝及五代来说，马匹的供应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经营家畜和供应马匹的活动转由党项人控制时，宁州—庆州—灵州道交通线便时时面临着被阻断的危险。

由于这条道路的重要性逐渐突出，吐蕃和党项族都试图将其控制，“西受降城—丰州—灵州—庆宁路或原泾路—邠州—上都。这是一条大路，但地近西蕃，唐后期吐蕃经常侵逼，时常不通”[22]121。除了吐蕃的干扰外，还有党项族的阻截，“这条大道的庆州—灵州—凉州段沿途有很多党项族，给行旅带来了不少的麻烦”[21]94。

除了从事贸易获利之外，位于灵州和庆州境内的一些党项部落，以劫夺来往于灵州道上的回鹘商队为生，“其在灵、庆之间者，数犯边为盗。自河西回鹘朝贡中国，道其部落，辄邀劫之，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25]1845。S.2589《中和四年(884)十一月肃州防戍都营田索汉君县承张胜君状》记载了邠灵中间(即环州和庆州一段)党项抄掠过往人等的实情：“(前残)凉州(中残)李行思等(中残)分邠宁道兵马牙(中残)州节度使，遂于灵州请兵马应接。其灵州不与助兵，因兹邠州共灵州亦为酬(仇)恶，中间兼有党项抄劫，全过不得。宋输略等七人从邠州出，于河州路过到凉州。其同行回鹘使，并在口州。”[26]485由于邠州与灵州“中间兼有党项抄劫，全过不得”，商旅只得改行河州至凉州。这种劫掠往来贡使和商旅行为引起商人的恐慌，破坏了丝绸之路贸易的正常秩序，“情况最糟糕时灵州至环州、庆州的大道上，商旅如无重兵保护，绝不敢贸然上路”[21]95。长兴二年(931)，甘州回鹘贡使乌仑红一行从灵州到达方渠时，被西路党项掠杀，一些商旅和使节担心生命和财产遭到威胁，只得改走他处。这种情况在宋朝时期也时有发生，“庆州有野鸡族，数为寇掠，道路患之。尝有骁捷卒二十余往邠州，为其掠夺”[14]9498。庆州的党项野鸡族连士卒也敢劫夺，可见道路之患的严重。

四、唐宋政府保护灵州道庆阳段的措施

灵州道一旦疏通，随即成为丝绸之路贸易和中西政治、文化、宗教交流的主要干线。在此之后，“凡使节之往来，商旅之出入，民族之迁徙，佛法之流传，均沿这条道路迤逦而行，向外扩展，从而对晚唐五代宋初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7]86。

为了保持这条道路的畅通，唐宋的一些官员提出在灵州到庆州沿线修筑堡寨，杨朝晟曾修筑马岭、木波等城，保护了这条交通线。北宋时期，何亮建议在环庆到灵州之间增修保护道路通达的城池，“宋太宗时，何亮尝言，环庆至灵武几千里，居绝域之外，请于其间筑溥乐、耀德二城，以通河西粮运”[7]2755。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十一月，“邠宁奏党项入寇”，宰相李德裕进言：“党项愈炽，不可不为区处。闻党项分隶诸镇(胡三省注：绥、银、灵、盐、夏、邠、宁、延、麟、胜、庆等州皆有党项，诸镇分领之)，剽掠于此则亡逃归彼。节度使各利其驼马，不为擒送，以此无由禁戢。臣屡奏不若使一镇统之，陛下以为一镇专领党项权太重。臣今请以皇子兼统诸道，择中朝廉干之臣为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辞讼，庶为得宜。”唐武宗“乃以兖王岐为灵、夏等六道元帅兼安抚党项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安抚党项副使，史馆修撰郑亚为元帅判官，令赍诏往安抚党项及六镇(胡三省注：六镇，盐州、夏州、灵武、泾原及振武、邠宁也)百姓”。[13]7993

会昌五年(845)，党项诸部的反抗斗争扩大，先后攻陷邠、宁、盐三州界城堡，屯于叱利寨。次年正月十一日，李德裕上书，仍然主张以招抚为主，请求“差给舍一人，令边镇出兵护送，且至叱利镇城下，密召酋长，喻以国恩，问其屯兵事由，有何冤屈……其首谋逆及打破邠、宁、盐州界城堡罪人，并须分别送出，仍须自本族酋长，不特是族内平人。善恶既分，边境宁静，既且为容忍，待之如初”[28]。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十一月，党项又进攻邠、宁，唐朝决定出兵围剿，以翰林学士刘瑑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尉使。次年，考虑到党项反抗的原因是边将的暴虐，决定使用儒臣治边。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党项部落又杀害了一位回鹘使节，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统治者下令康福、药彦稠等分别出兵讨伐。史载：“党项劫回鹘入朝使，诏彦稠屯朔方，就讨党项之叛命者，搜索盗贼，尽获回鹘所贡驼马、宝玉，擒首领而还。寻授邠州节度使。遣会兵制置盐州，蕃戎逃遁，获陷蕃士庶千余人，遣复乡里。”[25]880“陷蕃士庶”，是被党项部落掳掠去的汉族士庶，他们或沦为奴隶，或被强送到他族去交换羊马。朔方、河西节度使康福率军“破野利、大虫两族三百余帐于方渠，获牛羊三万”[25]556。后唐邠州节度使药彦稠俘虏党项2000余和首领连香等6人，缴获所掠回鹘的大量宝玉、药物、骆驼、马等，获牛、羊以万计。此后，“党项之患稍息”[25]1845，对贡使、商队的劫掠也有所减少，灵州道丝绸之路的交通和贸易活动得到保障。开运三年(946)八月“丙戌，灵州冯晖奏，与威州刺史药彦稠于威州土桥子西一百里，遇吐蕃七千余人，大破之，斩首千余级”[25]1117。在破除了党项的威胁后，又在威州(今甘肃环县)打击吐蕃部族对通道的阻障。

为了确保道路的畅通，五代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维护道路的安全，甚至还派出军队保护回鹘使节的顺利通过。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煌遗书P.2992V—3《朔方节度使致甘州回鹊可汗书》是灵武节度使张希崇致甘州回鹘可汗的书函，其中写道：

今则前邠州康太傅及庆州符太保承奉圣旨，部令大军援送贡奉使人及有天使去。八月廿一日，得军前大(太)傅书牒云：与都监牛司空，已于八月十六日到方渠镇，与都监商量，定取丹傔。近者，九月五日发离方渠，于六日平明至土桥子应接者。当道至八月廿二日，专差军将袁知敏却赉书牒往方渠镇，咨报军前太傅，已依此时日应副讫。见亦点龊(促)兵土地(士)，取九月三日发赴土桥子接迎。于九日到府次。伏况般次行止，已及方渠，兼得军前文书，合具子(仔)细，披启。今差都头白行豊与扂密已下同行，持状咨闻，便请可汗斟酌差兵迎取。冀因人使备情仪，但缘走马径行，不果分外外驰礼。虽有微信，别状披伸……[3]126-128

信中详细记载了康太傅(邠州节度使康福)、符太保(庆州刺史符彦卿)、牛司空(将军牛知柔)等人护送回鹘贡使，以及灵武节度使张希崇派人接应的情况。清泰元年(934)牛知柔护送回鹘可汗一行，八月二十一日张希崇得到书信，得知牛知柔已护送贡使于五日前(即八月十六日)到达方渠镇(今环县)，九月五日，贡使团将从方渠出发，六日平明即可到达土桥子，希望灵州派遣士卒迎送。张希崇于八月二十二日派将军袁知敏带书函到方渠，告诉康福，将如期派人到土桥子迎接。张希崇点促士卒于九月三日前往土桥子，九月九日迎接贡使一行到达灵州。信中反映了五代时期灵州道在中原与河西交通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清楚地勾画出庆州到灵州的具体路线和花费时间，即庆州至方渠、方渠至土桥子(一日行程)、土桥子到灵州(三日行程)。

这封信是灵武节度使张希崇写的。长兴二年(931)十一月，“以汝州防御使张希崇为灵州两使留后”[25]583，长兴四年(933)五月，“以灵武留后张希崇为本州节度使”[26]605，天福元年(936)十二月，“以邠州节度使张希崇为灵武节度使”[25]994。其本传称：“灵州戍兵岁运粮经五百里，有剽攘之患。希崇乃告谕边士，广务屯田，岁余，军食大济。玺书褒之，因正授旄节。清泰中，希崇厌其杂俗，频表请觐，诏许之。至阙未久，朝廷以安边有闻，议内地处之，改邠州节度使。及高祖入洛，与契丹方有要盟，虑为其所取，乃复除灵武。”[25]1148-1149张希崇在西北颇有功绩，“张希崇镇灵州，以久在北蕃，颇究边事，数年之间，侵盗并息”[25]1644。从长兴二年到天福二年去世，张希崇一直在邠州至灵州就职，这封信就写在其任职灵武期间。

后唐明宗在沿边地区置场买马，各个民族纷纷向中原出售，其中回鹘、党项马最多。这种怀柔政策虽然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但是对国家经济收入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引起大臣们的忧虑，纷纷表示反对。唐明宗调整了措施，“敕沿边藩镇，或有蕃部卖马，可择其精良壮给券，具数以闻”[29]156。但在禁令颁布之后，灵州、庆州等地仍然保持着“番部羊马，不绝于途”的景象，沿边党项与汉族之间的互市并没有中断。天福二年张希崇死后，“蕃部寇钞，无复畏惮”。冯晖继任灵武节度使，注意搞好与党项部族的关系，“大张宴席，酒殽丰备，群夷告醉，争陈献贺，晖皆以锦彩酬之，蕃情大悦”。又主动与党项豪酋拓跋彦昭加强联系，“河西羊马，由是易为交市。晖期年得马五千匹，而蕃部归心”。[25]1645

丝绸之路也是宗教传播之路，在灵州道庆阳段，留下大量的佛教遗迹，寺院、佛塔及造像碑不计其数，著名的佛塔有政平凝寿寺唐塔、彭原宝塔寺唐塔、环县宋塔等。佛教信仰在党项族(宋代称蕃族)中甚盛，华池双塔即为庆州蕃部华池寨主李世雄所修造。元符二年(1099)，宋哲宗下诏“陕西沿边收复故地，并纳降疆界内，有羌人坟垅及灵祠、寺观等，不得辄行发掘毁拆”[30]8306。可见蕃部也信奉佛教，有很多的佛教建筑。保护坟垄、寺观，可以赢得各族人民的支持，实际上也是维护道路沿线稳定，进而保证道路畅通的一项举措。

党项族对灵州道庆阳段道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党项族“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劫”[9]5293。面对来往商团的巨大财富，他们拦路劫夺，获取暴利，对丝绸之路造成很大的破坏，引来了政府的武力镇压。但是其促动作用还是最主要的，他们也参与到丝路贸易中去，最典型的就是贡赐贸易，“天成二年九月，河西羌项如连山等来朝贡，进马四十匹。四年四月，敕沿边置场买马。不许蕃部至阙下。自上御下极以来，党项之众，竞赴都下卖马，常赐食于禁廷，醉则联袂歌其土风。凡将到马无驽良，并云上进国家。虽约其值以给之，然计其馆给赐赉，每年不下五六十万贯”[29]353-354。元稹《估客乐》描述了估客组团到各地经商，“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说明党项人也在本地与唐朝商人交易。

北宋咸平元年(998)十一月戊辰，“西京左藏库使杨允恭言：‘准诏估蕃部及诸色进贡马价，请铸印。’诏以‘估马司印’为文。置估马司始此。凡市马之处，河东则府州、岢岚军，陕西则秦、渭、泾、原、仪、环、庆、阶、文州、镇戎军……皆置务，遣官以主之，岁得五千余匹，以布、帛、茶他物准其直。招马之处……环州之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泾、仪、延、鄜、火山、保德、保安军、唐龙镇、制胜关之诸蕃。每岁皆给以空名敕书，委缘边长吏择牙吏入蕃招募诣京师，至则估马司定其直，三十五千至八千凡二十三等。其蕃部又有直进者，自七十五千至二十七千凡三等，有献尚乘者，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亦三等”[19]921-922。转运使宋太初每次到清远军、灵州时，“多贸市”[14]9498。可见，直到宋真宗咸平年间，沿着丝绸之路灵州道庆阳段的传统贸易依然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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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仇王军)

The Qingyang Section of Lingzhou Road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u Zhili

After the chaos of the Anshi, the original Silk Road was obstructed and destroyed, Lingzhou Road was changed to the main channel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Hexi and Western Regions. Qingyang section is the neck from Lingzhou Road to Guanzhong.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ngxiang and the Qingyang section of the Lingzhou Road and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Tang and Song governments to protect the Qingyang section.

Tang and Song; Lingzhou Road; Qingyang Section

刘治立(1965—)，男，河南洛阳人，陇东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陇东学院2015年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北石窟寺与丝绸之路文化研究”(项目编号： XYBY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