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西夏遗民李朵儿赤事迹考论

2017-08-07刘志月

西夏研究 2017年3期

□刘志月

元代西夏遗民李朵儿赤事迹考论

□刘志月

李朵儿赤是元初江南地区西夏遗民官僚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一支祖籍为灵武而在元初徙至大名路定居的西夏遗民家族。除了有源出藏语Rdo-rje(金刚)的本名以外，他还有汉名李希谢，以及能够反映其西夏遗民身份认同的号——“贺兰”。自至元后期出任温州路同知以来，朵儿赤历任温州、处州、衢州、平江、绍兴等路总管，并于元英宗至治元年仕至江西行省左丞。在各路任职期间，他皆能做到施行仁政与推广儒家文化和礼仪，得到了与其交游的其他江南士人的赞誉。

李朵儿赤；西夏遗民；江南地区；乡饮酒礼

1227年，西夏王国沦亡于蒙古帝国的第六次征伐中。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西夏国民在元代被称为“唐兀人”，并跻身于色目人之一种。与元代其他来自西域中亚，乃至西亚、欧洲等地的色目人不同，自7世纪初由青藏高原东迁黄土高原以来，党项人早已浸染华风达数个世纪之久。至宋初元昊立国以后，西夏王国又常年与宋、辽、金等中原王朝并存，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中原文明进行了近两百年的文化交流。得益于这些优良的文化传承，灭国后成为元朝属民的西夏遗民便成为了元代东迁色目人中汉化水平最高的少数民族群体之一。值元王朝统一全国，南宋新附未久，蒙古族统治者迫切需要一些既能被他们信任，又懂得以“汉法”治理江南地区的儒臣，有着良好文化传承，且身为色目人之一的西夏遗民便获得了重登政治舞台的机会。

自至元后期到延祐年间任职于江南地区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唐兀人李朵儿赤，便是元代江南地区西夏遗民官僚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对其生平与宦绩予以研究，有助于我们一窥该群体的历史贡献。因学界目前尚未对李朵儿赤进行专门研究，故笔者试略作初探，如有错误，敬请方家指正。

一、名号与籍贯

与其他使用李姓的西夏遗民家族(如李恒家族、昔里钤部家族等)留存有碑传、墓志铭、神道碑等史料可资参详不同，李朵儿赤的史料散布于元人文集、明清方志、金石著述乃至官修类书《永乐大典》之中，抵牾较多。仅就其姓名而言，即有李朵儿赤、李朵儿只与李希谢三种写法。有些学者误将“李朵儿赤”与“李朵儿只”分作两人①，实际上无论“朵儿赤”还是“朵儿只”，应皆系以汉字书写藏语Rdo-rje之发音，意为佛教词语“金刚”。

西夏遗民以藏语取名，或因党项与吐蕃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联系。二者的文化渊源，最早甚至可追溯至唐初党项东迁黄土高原以前，加之西夏中后期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吐蕃文化广泛流传于西夏境内，故而“元代的党项遗民及其后裔历来有起藏式名字的传统”[1]70，只不过进入元代以后，“人们再遇藏族人名时大多转而采用音译而非意译，对于西夏遗民及其后裔所起的藏式名字也不例外”[1]70。名讳中有藏语语素“Rdo-rje”的元代西夏遗民，除李朵儿赤以外，按汤开建先生所制之《元代西夏人物表》还有斡道冲后裔朵儿赤[2]491，御史中丞杨朵儿只[2]497，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星吉之曾祖朵吉[2]494，曲沃县达鲁花赤朵儿只[2]503，南台监察御史朵儿只班[2]505、剌思八朵儿只[2]506，宣政院使哈蓝朵儿只[2]490，肃州路达鲁花赤剌麻朵儿只[2]486等。这一语出佛教经典的藏语名似乎颇受信仰藏传佛教的西夏遗民所青睐。

“李希谢”则是汉式姓名。元代西夏遗民多有双名并用的现象②，“蒙古名更多地运用于官场，而汉名则与字、号类似，较多地运用于日常生活或文人交游之中”[3]134。就现有史料所见，仅在为石门亭书写匾额以及为《采石重建承天观三清殿记碑》篆盖时，李朵儿赤使用了“李希谢”的汉式姓名。

除保留有汉名以外，身为唐兀人的李朵儿赤亦仿效汉族士大夫，为自己起号为“贺兰”[4]5，并以之命名自己位于杭州的宅邸正堂，“志不忘本也”[5]1015。作为西夏境内的三座大山之一，贺兰山在西夏遗民的精神世界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除李朵儿赤以外，至正间江东道廉访使宁夏人道童亦自号为“贺兰逸人”[6]245，西夏遗民李世安、唐兀台与普颜不华皆以“贺兰”或“贺兰山”为其籍贯宁夏路的雅称③，而斡玉伦图也曾绘制《贺兰山图》以彰显贺兰山的“毓秀孕灵，焕发天机”[7]308。以上诸人和李朵儿赤皆以作为西夏象征的“贺兰”，来牢牢铭记自己是来自于河西故土的西夏遗裔，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

至于李朵儿赤的籍贯，时人或称之为“灵武李公”[5]1015，或称之为“大名李侯朵儿赤”[8]509、“郡侯大名朵儿赤公”[8]713。似乎李朵儿赤同时以灵武和大名为籍贯，但二者之间其实并无冲突——灵武当为李朵儿赤在西夏故地的祖籍，而大名路则是李朵儿赤父祖辈在西夏亡国后的迁入地。这种对迁入地和祖籍的双重认同，亦广泛见诸西夏遗民，恰如余阙为《余姚周氏东水阁宗谱》作序时自署“合肥余阙书”[9]148，又在为《颍州老翁调》作跋时自署“武威余阙志”[10]144，武威即余阙先辈在西夏故地的祖籍，而合肥则是其先人在元朝初年的迁入地。由朵儿赤的两个籍贯来看，他的祖先应是在西夏灭亡以后方由灵州迁往大名路定居的。

位于腹里地区的大名路，在元代中前期曾是西夏遗民的重要迁入地，大名路录事司与该路下辖的浚州、濮阳、白马等州县，皆有唐兀人迁徙而至的足迹[3]34-3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源出于沙陀人的昔里氏家族，该家族本姓李氏，只因西夏皇族亦汉姓李氏而不得不屈称“小李”，又讹为“昔里”。自昔里钤部以军功受封大名路世袭达鲁花赤以来，该家族便开始在大名营建祖茔，并恢复以李为姓。然而，“朵儿赤”或“朵儿只”之名讳，却并不见于昔里氏家族成员的任何一篇墓志铭或神道碑；加之昔里氏祖籍为肃州，而李朵儿赤祖籍为灵武，我们可以推测，李朵儿赤应该不是沙陀昔里氏的家族成员，而应出身于元初迁入大名路的另一支李氏西夏遗民家族。

可惜的是，这支西夏遗民家族没有留下更多的史料记载。如今所能得知的，仅仅是李朵儿赤有一名从子，名叫托铁穆尔，致和元年(1328)四月在泰定帝御位下担任必阇赤[8]772-773。由之推测，李朵儿赤也应出身于一个可派遣子弟加入怯薛、侍奉皇帝的“大根脚”家族。

二、仕履与政绩

图1 雁荡山龙鼻洞李朵儿赤题名

重修温州路官学与推行乡饮酒礼，应是李朵儿赤在任温州期间最主要的政绩。尤其是乡饮酒礼这一礼仪制度，“宋元时期，乡饮酒礼成为地方儒人社会的大事，是巩固儒人社会、增强儒士之间凝聚力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元代，在儒士阶层地位下降、儒士处境恶化的情况下，乡饮酒礼无疑成为激励儒士自立、自强，维系儒学文化发展和传承的重要因素”[13]28。概已散佚的某《温州府志》载记载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十月李朵儿赤举办乡饮酒礼的盛况：“守二僚属，教官儒士，俱深衣幅巾；路吏皆方巾素衣，紫绅皂鞋；司县吏及路典吏，并方巾素衣，褐绅皂鞋执事。一之日行舍菜礼，二之日行乡饮酒，工歌奏乐，三之日始行燕礼而罢。”[14]686因战乱和元代儒士地位下降等原因，南宋江南各地多有举行的乡饮酒礼在元初多“旷而不行”[15]4292，李朵儿赤于温州推行乡饮酒礼，是其试图提高儒士社会地位、改善儒士处境和发展儒学教育的行为表现。除此以外，李朵儿赤还重建位于温州路治西北方的废旧省仓，并为之改名曰“平定仓”[14]862。

元贞元年(1295)，李朵儿赤迁转为处州路总管，关于其到任之具体月份，史料记载存在冲突。若依张伯淳《处州路演政堂》载“处州路总管李侯朵儿赤④，以元贞元年秋八月到郡知”[16]452推测，朵儿赤到任当在秋八月；若依张应高《乡饮酒记》载“元贞乙未秋，总管李侯镇栝之三月”[17]卷二页四七推测，则朵儿赤到任当在夏季某月。

在处州期间，李朵儿赤的政绩主要有三。第一，修缮处州路总管府署衙。处州旧治本在西山九盘岭，元初早已坍塌，路治迁徙无常，朵儿赤之前任斡勒好古虽捐俸购置了南宋故相汤思退的私第用作总管府，但“吏舍、库厩、庖厨靡不具”且“庀材于风雨飘摇之余，补罅苴漏，苟美且完，嗣而葺之者未遑也”[16]453，作为继任者的朵儿赤遂“始大兴理，凡门堂、寝室、宾幕、理庭以至吏舍、库廐、庖庌，靡不毕具，且置诸楣，以为一草一木后之人皆当保爱，其拳拳不忘之意可见然”[17]卷二页十。第二，免除了一系列盘剥平民的苛政。史载朵儿赤凡为政即“以民所疾苦为己任”[16]452，“子庶民，薄夏赋之入，凡便否事，悉罢行之无遗”[17]卷二页四八。处州生产的荻蔗需供给杭州砂糖局制糖，主管此事的主鹘(即术忽，犹太人)与回回糖官以低价迫使处州平民供给荻蔗，朵儿赤遣人到杭州买砂糖十斤，发现砂糖的市价较之杭州砂糖局购买荻蔗的官费“有数十倍之远”，“遂呈省革罢之”。[4]5处州的另一课程是箭竹，当处州人费尽跋涉之苦将竹子送到杭州军器提举司后，却每每因制式不合，被“司官头目箭匠，方且刁蹬，否则发回再换”，朵儿赤遂向行省申请“乞发遣高手头目匠人来此选择起解，庶免往返之劳”[4]5，成功地节约了民力。第三，于处州举办乡饮酒礼。在处州大致达成“讼理政平，我民继康”的前提下，李朵儿赤“乃议以古乡饮酒礼尝行于东瓯者而行于括”，准备将之前在温州路操办乡饮酒礼的程序原封不动地照搬到处州。次年(1296)正月吉日，李朵儿赤“盛服莅学宫，肃宾于大门外，再拜以入，将事文武群僚恪谨以从”[17]卷二页四七，并邀请耆老主持，弟子员参与，以灌输礼法，推行社会教化。

自处州路卸任以后，李朵儿赤于大德五年至八年间(1301—1304)在衢州路任职总管[18]290，又于大德八年十二月至大德十一年十二月间(1304—1307)出仕平江路总管[19]800，并为平江路府学铸造了十二枚铜编钟，以演奏雅乐。

至大二年(1309)，李朵儿赤转任绍兴路总管。在绍兴期间，他依旧维持了爱民如子与重视儒学教化事业的当政风格。诸暨州归绍兴路下辖，当地平民“病山园税重，遂多抛荒”，经知州冯冀请求，李朵儿赤准诸暨民众“以中统钞准输田租，而免山园之税”[21]725。当干旱影响了农民的生计时，朵儿赤又亲自“祷于神，得雨”[8]713。元武宗即位后，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秉承上意的李朵儿赤遂亲自在绍兴路学内为武宗的《孔子加号诏》勒石立碑[8]711，以彰显朝廷对儒学和孔子的重视。与此同时，他还重建了位于会稽山上的南镇庙和具有绍兴城隍庙性质的显宁庙[8]509,713。

具有高度汉文化修养的元仁宗登基以后，一改武宗弊政，设科取士，大举拔擢儒臣。于是，在浙东诸路政绩卓著的李朵儿赤得到重用，顺利跻身于江浙行省官员之中。树立于延祐五年(1318)的《温州路重建庙学碑》碑首有“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李朵儿赤篆盖”[22]198。由是推测，李朵儿赤至迟在1318年已就任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

史籍所见李朵儿赤仕宦活动的最晚记载，是他以江西行省左丞的身份为《采石重建承天观三清殿记》篆盖。按碑文末尾“至治元年七月”(1321)的立碑时间推测，李朵儿赤在仁宗去世、英宗登基以后依然得到了统治者的重用，官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迁。此后限于史籍无载，李朵儿赤的仕履与政绩再一无所知。

自至元后期出仕温州路同知，到至治元年任江西行省左丞，李朵儿赤活跃于江南政坛达三十余年之久(图2)。江南士人袁桷称“其于浙东也，事若有素。今所领七郡，四为其守矣”[5]1015，所谓“浙东七郡”，即《元史·地理志》所录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下的庆元路、衢州路以及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下的婺州路、绍兴路、温州路、台州路、处州路。在这七路中，温州路、绍兴路、处州路与衢州路皆曾由李朵儿赤任总管，故曰“四为其守矣”。为便于仕宦，他早已将家庭由大名路迁徙到了江浙行省的省治杭州路，并“居钱塘三十年”[5]1015。在定居与为官江南期间，朵儿赤与民相安，施行仁政，崇儒重教，以实际行为证明了元朝统治者选择这名西夏遗民官员任职于江南地区的合理性。

图2 李朵儿赤仕宦履历示意图

三、余论

作为一名具有良好西夏文化传承的唐兀人官僚，李朵儿赤对于儒学的推崇在其推行乡饮酒礼、拜谒处州路学宫以及为《孔子加号诏》立碑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李朵儿赤所具备的汉文化功底还不止于此，从种种文献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同样是一名擅长书法的名家。他的篆书作品有《温州路重建庙学碑》碑盖与《采石重建承天观三清殿记碑》碑盖，其他作品则有分别题于处州路演政堂憩所与斋室匾额上的“中正”与“存心养性”以及题于温州石亭匾额上的“银河万古”。遗憾的是，这些书法今皆不传。

身为仕宦和迁居江南地区西夏遗民文人的代表人物，李朵儿赤与出身或任职于江南地区的其他儒士亦多有交游，我们可由此一窥江南士人对他为官与施政的评价。

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鄞县人，工书法，善诗歌，初为丽泽书院山长，大德初任翰林国史院检阅，擢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终仕至翰林侍讲学士。泰定(1324—1328)初年，袁桷辞官归家，与寓居于杭州的李朵儿赤相识，朵儿赤遂告知其自己将筑宅邸之堂命名为贺兰堂，又请袁桷志之。袁桷于文中誉之曰：“常兢兢然惠绥，不忍侮其鳏寡”，“食必祭先，耕则祭啬，斯须不敢遗其初”。[5]1016

马绍(1239—1300)，字子卿，号性斋，济宁金乡人，曾从上党张播游学，受平章张易推荐为左右司都事，出知单州，屡迁至刑部尚书。至元二十四年(1287)，立尚书省，为参知政事，升左丞，又改中书省左丞，元贞元年迁转任江浙行省右丞。李朵儿赤修缮处州路官署竣工以后，“以厅事之所，名扁未揭”而向马绍邀约匾额。马绍遂分别为前厅、楼阁和凉亭题写“演政堂”、“明远”与“退思”三匾，赠送给李朵儿赤，以嘉奖其修缮总管府的举动。

张伯淳(1242—1302)，字师道，号养蒙，嘉兴崇德人，原为南宋进士，擅长书法与文学。历任杭州路儒学教授、翰林直学士、庆元路总管府治中等职务。李朵儿赤获得马绍题匾后，又以演政堂请张伯淳撰记。伯淳遂以修缮官署始末为文，并对李朵儿赤的施政给予高度评价，“侯在郡且二载，得廉能誉，由身而推之同列与士与民，罔不尽乃心力”，“官人所望于侯者，盖不止官署而已”。[16]453-454

杨瑀(1285—1361)，字元诚，号山居，杭州钱塘人，天历年间(1328—1330)署广成局副使，升中瑞司典簿，擢太史院判官等，至正十七年(1357)以浙东宣慰使致仕。杨瑀于笔记小说《山居新话》中记载李朵儿赤为处州路免除杂课等事，谓“此皆仁政之及民者如此”，又以后周世宗时人王祚⑤相比，自述道“漫书于此，观者或可触类而长，则利民之事，足有为也”[4]5，可见杨瑀亦认为李朵儿赤的施政是“利民”的。

就时代格局来看，元朝与南宋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四十余年。即便1276年南宋朝廷正式向元军投降以后，江南地区依旧爆发了数起抗元复宋运动，如东阳县有张九、强和尚、娄覃杀死元朝宣慰使，青田县有季文龙、章炎据处州天庆观起兵，龙泉有张三八、陈寿三聚众两万抗元等等；甚至是李朵儿赤以温州路总管身份在雁荡山书写题记的同年(1289)，温州地区还活跃着平阳人林雄率领的反元武装。在如此社会背景下到任江南地区的元代官员，必须以怀柔的施政方针和儒家文化中的忠君观念来根除反元运动的繁衍土壤。正如本文开篇所述，西夏遗民是元代色目人中汉化水平最高的群体之一，经历过亡国痛苦又常年浸润于儒家文化的他们，无疑是懂得如何以仁政来笼络士大夫阶层和安抚百姓的。李朵儿赤的施政以及他获得的美誉⑥，应是万千仕宦于江南地区之西夏遗民官僚的一个缩影。

注释：

①如汤开建《增订〈元代西夏人物表〉》(载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即将“李朵儿只”与“李朵儿赤”作两人，分别收录于第483页和第508页。

③吴澄《元故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李公墓志铭》称李世安为“贺兰于弥部人”(吴澄：《吴文正公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0页)，《唐兀公碑》称唐兀台“世居宁夏路贺兰山”(杜建录著：《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页)，周伯琦《肃政箴》亦将普颜不华称为“宪府译掾贺兰普颜不华从升”(黄挺、马明达著：《潮汕金石文征》宋元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④按《(成化)处州府志》所收《处州路总管府演政堂记》作“李侯朵儿赤”，四库本《养蒙文集》所收《处州演政堂记》作“李侯多尔济”，四库本应为清人改译，故此处按《(成化)处州府志》所志人名引证。

⑤《宋史·王薄传》载其父王祚“历周为随州刺史。汉法禁牛革，辇送京师，遇暑雨多腐坏，祚请班铠甲之式于诸州，令裁之以输，民甚便之”(脱脱：《宋史·王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799页)，故杨瑀以之比拟李朵儿赤。

⑥当然，也并非所有的江南士人都对李朵儿赤赞誉有加，衢州开化人郑介夫于大德七年向元成宗上《太平策》一纲二十目以针砭时事，论及官员贪赃枉法，道：“贪污而能委曲周旋以幸免于告讦者，比比皆是。如路总管李朵儿赤、刘斡勒之徒，历任之初，家无儋石之储，身有斡脱之债，今皆田连阡陌，解库铺席，随处有之。非取于民，何从而得？凡此者皆实贪污而未尝经告者也。”(陈德芝辑：《元代奏议辑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该策论对李朵儿赤等人的敛财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1]聂鸿音. 明刻本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补议[J].宁夏社会科学,2003(2).

[2]汤开建. 增订《元代西夏人物表》[M]//汤开建. 党项西夏史探微.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邓文韬. 元代唐兀人研究[D].银川:宁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4]杨瑀. 山居新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1.

[5]袁桷,著. 袁桷集[M].杨亮,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6]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 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2)[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7]朱德润. 存复斋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324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绍兴县修志委员会辑. 绍兴县志资料第1辑[M].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3.

[9]方柏令，主编. 十里长街——坎墩[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10]迺贤,著.迺贤集校注[M].叶爱欣,校注.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11]王瓒,蔡芳,编.弘治温州府志[M].胡珠生,校注.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12]元典章[M].陈高华,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