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伟廷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伟大诗人裴多菲（1823 — ？）的 《自由与爱情》箴言诗在全世界广为传颂。作为19世纪的革命诗人，裴多菲为了匈牙利的自由和解放，离开妻子和家乡，同俄奥联军英勇战斗；他短暂的一生，又写下了许多闪光的诗篇，充满革命激情和斗志。然而，他的归宿至今仍是个谜……

家喻户晓的革命诗人

裴多菲1823年元旦诞生于小镇基什克勒什（今斯洛伐克境内），当时属匈牙利版图，他出生的那座低矮农舍如今是“裴多菲博物馆”。裴多菲的父母都是斯洛伐克族，父亲靠屠宰牲畜养活一家；母亲是农妇，能唱许多斯拉夫民歌，启蒙了他幼小的心灵。

上学期间，裴多菲的成绩并不好，甚至因为成绩差而不得不多次转学。但他非常喜欢诗，15岁开始写诗，而且写得十分出色，深受周围人们的赞赏。由于家里穷，生计无着，中学毕业后的裴多菲被迫入伍当兵，后还做过流浪艺人。1842年，他19岁时在刊物上发表了第一首诗《酒徒》，两年后声名鹊起，当上了一家报纸的助理编辑。这使得他有机会结识不少文学界的名人，诗也越写越多，越写越出色。随着一本又一本诗集相继出版，裴多菲成了闻名全国的大诗人。

当时正值匈牙利被奥地利占领统治时期，争取民族独立是匈牙利人民的首要目标。裴多菲追随著名革命家科苏特·劳约士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1848年3月15日，匈牙利爆发了革命，几十万市民走上街头，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封建统治。25岁的裴多菲站在“3月15日”广场上，向冒雨聚集在一起的人群朗诵他为这次革命而创作的气壮山河的诗篇《民族之歌》。他诗中“不再继续做奴隶”的呼唤，振奋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在革命力量冲击下，奥地利皇帝被迫同意匈牙利独立。

但仅仅过了半年，奥地利就发动了进攻，企图扼杀匈牙利的民族革命。匈牙利人民组织自己的国防军，开展独立战争。裴多菲一方面以火热的诗篇号召人民为民族解放而战斗，同时毅然拿起武器投身残酷的战场，被任命为国防军总司令贝姆将军的副官，授少校军衔。号称“欧洲宪兵”的沙皇俄国出动14万大军与奥地利组成俄奥联军，对匈牙利进行血腥镇压。匈牙利国防军在奥俄两面夹攻的困境中，展开了最艰苦也是最后阶段的战斗。1849年7月22日，身为军人的裴多菲同结婚不满两年的爱妻尤丽亚诀别，来到驻扎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贝姆将军的军队中。在最后一场激战——西格什瓦尔战役里，匈牙利国防军终因寡不敌众而战败，裴多菲从此下落不明。

据统计，在短暂的一生中，裴多菲写了849首诗以及一些文章。诗歌内容广泛，风格多样，既有振聋发聩、壮怀激烈的战斗檄文、冲锋号角，也有感人肺腑、柔情似水的抒情乐章。

说法一：阵亡于战场

匈牙利自由革命失败后，裴多菲的下落成了一个历史谜团。

据称，1849年7月下旬，匈牙利贝姆将军的军队已经陷入俄奥联军的重重包围之中。7月31日凌晨，匈牙利军队与俄奥联军所做的最后较量——西格什瓦尔战役开始了。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突围。贝姆将军命令裴多菲留在后备部队里，但战斗打响时，裴多菲不顾当时左臂已有伤，毅然离开后备部队，跟着冲锋队来到战场的最前线。在短暂的战斗间隙里，裴多菲独自一人站在阵地前的一条小河的桥上。他一会儿遥望着远方，一会儿又在小本子上写着什么（也许在写有关战斗的诗句，也许在给他的妻子写信）。一位团部的军医发现了他，朝他大声喊道：“少校，快走！”沉思中的裴多菲似乎才醒悟，动了一下身子并站起来。这时，远处贝姆将军的司令部和他的部队正在撤退。这就是匈牙利人在战场上最后一次看到裴多菲的情形。

以后的情况就属于传说了，不过也来自那个军医之口：在危急时刻，裴多菲被一位骠骑兵挽上了马。马驮着两个人，不一会儿就累得喘气，跑得慢了。裴多菲见敌人越追越近，就对救他的骠骑兵说：“你自己逃吧，不然两个人都得死。”于是裴多菲跳下马，钻进路边不远的玉米地。紧追不舍的两名俄国哥萨克骑兵追上了裴多菲，其中一个挥起军刀砍来，裴多菲机灵地闪过；紧接着另一个骑兵凶狠地将长矛刺过来，刺穿了裴多菲的胸膛，他应声倒在战场上，为他的祖国献出了年仅26岁的宝贵生命。

上述裴多菲英勇战死在沙场，是中外学界较为普遍的一种说法。虽然没有得到可靠的人证物证，但非常符合诗人大无畏的性格，也最能为人们所接受。在人们心目中，像裴多菲这样的英雄，革命失败后最光荣的归宿当然是碧血染黄沙，以身殉国。正因为如此，鲁迅在《〈勇敢的約翰〉校后记》里写道：诗人“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

1930年，在维也纳档案馆中发现了一份被认为可以证明裴多菲死于战场的文件。这份文件是当年奥地利军队的一名联络军官写的，说他在西格什瓦尔战役结束后骑马执行联络任务时，在路边看到一具身穿黑衣的尸体，根据相貌、胡须和佩戴的勋章，可以断定死者就是裴多菲。消息一经宣布，裴多菲归宿之谜似乎就得以澄清：他是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

据说裴多菲牺牲后，贝姆将军和他的战士们十分悲痛，贝姆数次派人去战场上寻找裴多菲的遗体，以便运回去隆重安葬，但均未找到。而留给22岁遗孀尤丽亚的，只有无从寻到丈夫尸骨的大坟冢和无比的失望与哀痛。

说法二：被俘后流放

尽管在战场上警告过裴多菲要隐蔽，并目击哥萨克兵刺杀过程的那位军医振振有词，但是许多人并不相信他的话，而认为裴多菲在参加最后一次战斗之后仍然活着，只不过是下落不明而已。数十年来，匈牙利各地都流传着裴多菲还活在人世的传说，甚至有人亲眼看到他：有的在街上，有的在农民家，有的在市场上，有的在酒店里。还有人说，裴多菲漂泊不定，居无定所，在多瑙河两岸流浪。

然而，關于裴多菲失踪的说法，也使许多匈牙利人困惑，更给他的家庭造成不幸。从现今裴多菲故居的展览材料中可以看到，他的父母因儿子生死不明而忧郁成疾，在一年之内先后离开人世。他的妻子尤丽亚的命运也很悲惨，她本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富家小姐，与裴多菲邂逅后不久便匆忙完婚。夫妻一起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便爆发了革命，裴多菲从此忙于革命活动，无法照顾小家庭。他失踪以后，幼小的孩子给人寄养，尤丽亚改嫁给一位大学教授，但因婚后生活不美满而十分痛苦，不久落得了“红颜薄命”的结局。

在一些裴多菲失踪的说法中，流传最广的就是裴多菲被沙俄军队俘虏（有些出版物甚至刊出裴多菲被俘的图片），并被押到遥远的西伯利亚矿区做苦役。一位从俄国被释放归来的匈牙利战俘曾发表演说和文章声称，在西伯利亚的战俘中有一位叫彼得罗维奇·山陀尔，多次和他谈过话，他认为这个战俘就是裴多菲。波兰革命家维尼耶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也都声称，他们在西伯利亚服役期间，曾见过那个叫彼得罗维奇·山陀尔的疑似裴多菲的人。

据传，确实有一位疑似裴多菲的“匈牙利诗人”，在战斗结束后被农民救出，隐藏了一段时间后才遭沙俄军队逮捕。而被捕后，他自称名为彼得罗维奇，战俘营中其他被俘的战友深爱这位坚强的诗人，并没有供出他的真名，于是“裴多菲”就以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之名，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更为奇巧的是，西伯利亚东部巴尔古津诺村的乡民中，长期流传着一个名为彼得罗维奇的政治流放犯的故事，乡民们传颂着他的事迹，描绘出他生前的音容笑貌，并完好保护着葬有这位神秘囚徒遗骸的坟墓。据查，巴尔古津诺村坐落在贝加尔湖以南四五十公里的地方，恐怕就在中国古代苏武曾经牧羊的那个地区。直到现在，这里还非常落后，交通极其不便，伐木和加工木材是村民唯一的谋生手段。100多年前的情景更加可想而知。

巴尔古津诺的村民还传说，彼得罗维奇做了十二月党人屈谢尔贝克尔的邻居，还与当地邮差的女儿库兹涅佐娃结为伉俪，不久喜得爱子。这位神秘人物心灵手巧，擅长钳工、木工，还会配制草药为村民治病；每逢周六他给村民演节目，而且长于写诗作画，喜欢徒步旅行。而这些又与裴多菲的生平极为相似，比如传记作家耶舒写道：裴多菲青少年时代常到铁匠作坊去，会用斧子；他曾是巡回剧团演员；由于身体欠佳而常常自己配药治疗；他精于绘画和舞台设计，酷爱散步。此外，裴多菲患有慢性肺病，而彼得罗维奇也死于肺结核。这些都是偶然的巧合吗？

遗骸真假未定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裴多菲的归宿之争愈演愈烈。当时匈牙利正处于“改制”的起始阶段，各种思潮十分活跃，只是政府对此一直保持沉默。1989年，出现一个名叫莫尔毛伊·费伦茨的企业家，他在裴多菲故乡附近以经营锅炉生产而获利颇丰，就想在裴多菲归宿之谜的解决上做点贡献，于是出巨资组织匈牙利、苏联和美国的考古学、人类学方面的专家，组成了一支23人的国际考察队，前往巴尔古津诺村，实地调查裴多菲的最终下落。

当时的苏联还未解体，但正在实行“公开化”，许多历史档案已解禁开放。考察队在1848年俄国俘获的战俘名单中，居然查到了裴多菲的名字，有关资料载明他被流放到贝加尔湖附近。碰巧的是，考察队在莫斯科还意外遇到了一位名叫维诺基尔的80多岁老人，老人就出生和成长在巴尔古津诺村。他对考察队说，在他十几岁时，祖父曾说起过村里一座墓地的来历：“这里埋着一个名叫彼得罗维奇的外国革命者，他还是个诗人。” 维诺基尔对这座坟墓印象很深，每次到墓地祭奠亲人时，他都要顺带到这位外国人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维诺基尔欣然接受邀请，随考察队一起到巴尔古津诺村实地指认考察。

1989年7月13日，考察队到达巴尔古津诺村后惊奇地发现，巴尔古津诺村现场指认的一处坟地，竟与当年流传的一幅不知什么人拍摄的“裴多菲墓”照片所显示的位置完全吻合。在取得当地政府的许可后，考察队开始在墓地中进行挖掘。由于年代已久，墓的地表标志物已荡然无存。经扩大发掘范围，先后挖出20多具遗骨，但并没有与裴多菲相近的尸骨出现。7月17日，他们找到了十二月党人屈谢尔贝克尔的坟墓和遗骨，接着在离该墓8米远的地方找到了另一坟墓，墓中埋着一具没有棺木的遗骨。

考察现场的匈牙利人类学家基塞伊教授一眼就断定，它很可能是裴多菲的遗骸：因为裴多菲头颅形状很特殊，且有一颗显眼的虎牙，这与挖出的头骨相符。从遗骨还可以判断出，死者高额头、深眼窝、长下巴，死时年龄在30—35岁之间，生前身高1.65—1.66米，身材瘦小，臀部宽大，长期是“左撇子”，左胸第三根肋骨曾折断过，右胸第三根肋骨曾骨裂，并有患过肺结核的痕迹……所有这些体征，都与裴多菲遗留下来的照片、服装以及文字资料反映的情况相符。科学家们经计算指出，像这样体貌特征如此相符合的可能性，在每3亿人中才有可能出现一例。

经过进一步考证，确定墓主死于 1856年5月，早先墓上一直竖有十字架，上面写有“ASP”字样。而“ASP”正是裴多菲的斯洛伐克姓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与其匈牙利名字（山陀尔）的混称——亚历山大·山陀尔·彼得罗维奇——的缩写字样。从挖掘出的遗骸上还可以看到，墓主死时嘴巴张得很大，而且埋葬时只有衣服裹尸，未被装入棺木，由此专家们判断，他可能死于他杀或者血液中毒。

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将1989年9月21日举行的第二次国际鉴定会议纪要整理成研究报告，人类学家对墓主遗骸的鉴定结果与裴多菲传记中对传主的描述相当吻合。

新一轮的争论

“裴多菲终于有了下落了”，对于考察的结果，世界不少国家的媒体纷纷进行了报导。例如，颇具影响的路透社报导说，1849年裴多菲作为沙俄的一名战俘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并在那里定居，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1856年因患血毒症病故，安葬时用的是他的俄国名字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唯有诗人的祖国——匈牙利的反应十分冷淡：政府对考察结果置若罔闻；学术界认为考察报告说法仍带有假设和推测性质，不足置信；新闻界则信誓旦旦地指责，关于裴多菲下落的新说是“无稽之谈”。匈牙利民众对考察结果的反应更为强烈，而为考察出巨资的莫尔毛伊则备受责难，还多次遭到身份不明者的围攻与殴打……

于是，新一轮旷日持久的关于裴多菲归宿真相之争又开始了，从20世纪末延续到21世纪初。2001年8月9日，一条题为《裴多菲尸首之争》的消息见诸报端。这条消息指出，一个名称为“裴多菲委员会”的组织把遗骨运回匈牙利进行研究。经过多年努力争取，得到了包括首都行政当局和国家防疫机构在内的多方面的批准，将对裴多菲母亲的坟墓开棺进行科学检验，以确定从西伯利亚运回的骨骼，是否确实为裴多菲的遗骸。

孰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开棺检验尚未进行，保管西伯利亚掘得的遗骨的美国科学机构宣布，经鉴定该骨骼为女性。于是反对开棺的人士马上发动攻势，有关当局收回原先发放的许可证；匈牙利最具学术权威的机构——匈牙利科学院也宣布，裴多菲死亡之谜的争论已经结束。对此，“裴多菲委员会”仍不罢休，通过国外机构对遗骨基因的检验，明确肯定该遗骨是男性而不是女性。但他们再次提出的开棺验亲要求，未见结果报道。

显而易见的是，在关于裴多菲归宿不断出现“新版本”的同时，相关各方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何时能得出结论，能不能得出结论，谁也无法肯定。在首都布达佩斯，科学工作者保存着裴多菲的一束头发；在匈牙利还埋葬着诗人的双亲。因此，经过进一步的遗传学和人类学研究，此事真相不难大白。但是由于对陈年遗骨的精确定性是横在世界法医科学家面前的一道难题，因此在长达 25 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解开“那具来自西伯利亚的遗骨是不是裴多菲”的谜题。

2015年2月5日，部分疑似裴多菲遗骨（采自巴尔古津诺村墓地的那具遗骨）和与裴多菲有亲缘关系者（采自裴多菲姨妈家现在人世的第六代和第七代女性后代）的两份血样，移交给了位于上海市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由于遗骨的年代过于久远，样本的亲缘关系过于复杂，因此从中找到答案的难度可想而知。不过司鉴所专家攻克了这个世界级难题，得出检验结论：送检骨样与血样之间具有比较近的生物学关系。这一结论即支持遗骨有极大可能为裴多菲所留的事实。但是，研究尚未最终完成，该结论也尚未得到广泛认可。

如果裴多菲不是战死的……

有评论认为，西伯利亚发掘出来的这具骨骼如果确实是裴多菲的遗骨，也许将使长期以来笼罩在裴多菲头上“战死疆场”“宁死不屈”之类的光环都消失，从而使裴多菲作为匈牙利民族英雄的形象蒙上阴影，这个严酷的事实将是许多匈牙利人所承受不了的。看来，像许多民族一样，裴多菲的同胞们也受到“不成功便成仁”观念的困扰。一些西方评论家耸人听闻地说，裴多菲如果不是英勇战死的，那就意味着要重写历史，而这会使亿万青年人对裴多菲的敬仰之情遭到破滅。但事情真是这样吗·

裴多菲归宿之谜的争论，其本质是怎样评价历史人物，更具体地说是怎样看待“POW”（prisoner of war，战俘）这个概念。尽管世界各国对战俘是不是“胆小鬼”“叛徒”的看法尚无定论，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不过许多事实可以说明，沙场捐躯固然英勇壮烈，但战斗中被俘并不一定是苟且偷生。因此评价裴多菲的归宿，如果他是在战斗中牺牲的，这当然体现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如果他是在战斗中被俘的（很可能还有当时的具体原因，如受伤、寡不敌众等），后来又经受长期非人生活的折磨而死，那他也未必没有非凡的坚毅精神。

尽管人们如今对疑似裴多菲的最后岁月还了解甚少，但不难想象，当时在沙皇的残酷统治下，在西伯利亚漫长冬季零下40摄氏度的严酷自然环境中，那偏僻荒凉的贫穷巴尔古津诺村恶劣的生活条件，不准被流放者离开村庄一步的禁令，以及被俘后7年多地狱般的生活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和痛苦，等等，势必远远超过战死。从精神上说，一个如此热爱祖国和人民并为之英勇战斗的革命者、诗人，在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日复一日的繁重体力劳动后独守孤灯冥思苦想，他的痛苦远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从肉体上说，他也许还常遭受鞭打、折磨、饥饿、疾病……其痛苦程度恐怕可以说是生不如死。

裴多菲归宿的事实真相，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评价裴多菲有几点是不可动摇的：他一生的经历光明磊落，为祖国、为人民而英勇无畏地战斗；他的诗歌卷卷俱在，字字珠玑，光彩夺目。无论裴多菲英勇战死在疆场，还是被俘后痛苦埋葬于异邦，这一切都是诗人“为革命所付出的代价”。他的最终归宿即使还有疑点或异议，都不能影响、也不应该影响他人生和作品的崇高：裴多菲永远是世界文学史上光耀千秋、流芳百世的伟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