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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饭,一条命

2017-07-31蒋殊

散文选刊·下半月 2017年7期
关键词:和子曾祖母曾祖父

蒋殊

那天回乡送别一位叔叔,在村外的地头看到一块块墓碑。仔细盯了上面的字看,是意料中的失望,没有那个刚刚得知却无比熟悉的名字。

直到今天,才知道,我的曾祖父竟死于一碗和子饭,乱刀扎遍周身!

我往上,只能延伸到我爷爷那里,所以,对于他的父亲我的曾祖父,未曾问过一丝一毫,更不知道在他身上还有如此血腥的往事。听母亲讲过曾祖母,她结婚后与这个寡居的奶奶住在一起,有六七年。还有我的姑姑,她也偶尔说到她的奶奶,因为她没有见过她的爷爷,即我的曾祖父。70年后的今天,姑姑把听来的故事讲给我,那个下午,她哭了。

那段日子,曾祖父一次次嘱咐他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啥也不要顾忌,保护好两个孩儿!”他说的两个孩儿,其中之一就是我的父亲。日本人进村如家常便饭。父亲才不到两岁,他一次又一次,与我的大姑姑一边一个惊恐地坐进我爷爷的挑担,慌乱地从家中奔向大山里。

那个午后,人们像往常一样跑向大山深处。可是半路上,曾祖父却改变了主意:“你们先走,我回去把那碗和子饭喝了。”我一遍遍想,我的曾祖父,在嘱咐过儿子啥也不要顾忌之后,为什么还要回头喝那一碗和子饭?

人群中,他勇士一般反其道,逆风而跑,逆流而奔。向着家,向着锅台,向着一碗和子饭,他极速奔跑。亲人们弃家而去。他无牵无挂,大步流星,带着满身饥饿的力量,带着对小米的疼惜,向着家,冲刺。他一定是刚刚从地头回到家,跑出去又万般不舍那碗来不及端起的和子饭,也或许,隔三岔五的奔命,让他觉得依然可以侥幸一次。总之,那个时刻,一碗和子饭的诱惑胜过生命的威胁。

他如愿,赶在日本人之前,端起那碗和子饭。

多么喷香的一碗和子饭啊,就是他一路奔向的那个味道,就是老伴手里的味道,就是灶台边温暖的味道,就是儿孙们簇拥的味道,更是饥肠辘辘胃里急需的味道。

可是,一饮而尽的姿势的他,被日本人堵在屋里。他或许更希望,喝在嘴里的,是一碗浓烈的酒。

肠胃的惬意,戛然而止。我的曾祖父,他不慌不忙,就在日本人面前,从容喝完那碗和子饭,如饮酒一般酣畅。之后,他摔碎那只给了他最后温暖的碗。

爷爷们发现他时,不粘一粒米的瓷片们,碎裂在他的腿边。曾祖父千疮百孔的身体,浸泡在自己的鲜血里。

就像一塊好好的布,被一刀一刀划破。姑姑一手捂着心口,一手从脸到身体上下划动,形容她听到的爷爷。

血,还在流,奔60岁的曾祖父,以血的形象出现在家人面前。

姑姑就是讲到这里,一边落泪,一边大口喘气,说那个连大气都不敢出的年代,哪里敢痛快地哭?她带着恨、带着怒的大声叹息,像是将自己父亲当年堵在心里的山洪畅快打开,让委屈与遗恨决堤而出。

扔下挑担的爷爷与他的哥哥,迅速推开母亲,把他们的父亲裹进破席子,悄然抬进对面的山坳里。曾祖父的三个女儿出嫁在外边的村子,还有两个小儿子不在身边。几个小时的时间,曾祖父完成了从去世到出殡的所有仪式。他全部的孝子,就是我的两个爷爷。他们抬着这具沉重的躯体,一前一后,用沉默的眼泪,护佑着父亲的身体。

一个简易的坑,安放了他们的父亲,心头唯一释然的,或许是父亲胃里还有一碗和子饭暖身。

回家的路,血迹斑斑,泪水涟涟。

姑姑说,曾祖父被抬走时,甚至没有洗把脸。

夜晚,一家人收起灶台边的碎片,铲除过血染的地面,围坐在屋里,胆战心惊地猜测着曾祖父的死。曾祖父的身上,从上到下布满刀眼。曾祖父走了,性格还在。他们知道,一定是暴脾气的曾祖父激烈地反击了日本人。鬼子进村,无非是想寻找八路军,无非是让老百姓当带路人,无非是寻找粮食。曾祖父不仅不会做,或许早想当面发泄一下埋葬在心中的愤恨。也或许,他还大喝一声:“即便死,也不能让亲手种下的粮食喂进狗嘴里!”总之,曾祖父一定是气壮山河,慷慨激昂,句句刀箭般穿心。

刀,在鬼子手里。带刀的日本人,怎能容忍被一介草民如此辱骂,如此轻视!于是,钢刀齐刷刷冲向他的肉体,速度比他奔向一碗和子饭快上千百倍。曾祖父一定是边倒下边痛骂,钢刀才越来越愤怒,直到血窟窿布满周身,直到他再也无法出声。

那个晚上,曾祖母一定哭着骂了曾祖父,骂他一如既往的倔强,骂他把性命丢在一碗和子饭上。然而,这就是我的曾祖父,可以为一碗和子饭折腰,却不会为一条命向鬼子低头。

在我的家乡,一定有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人,他们的先辈都以这样的方式壮烈地死在脚下的土地上。他们不是杀敌英雄,却死得荡气回肠,骨气长存。

1968年,曾祖母去世。那一年,我爷爷已经54岁,即将到了他的父亲去世的年龄。他们携儿带女,跪在父亲被挖出的零乱尸骨前,在旷野中痛哭流涕。

母亲记得清楚,那一天,是腊月初九。山里的寒风,彻骨地吹。

血淋淋的曾祖父,终于入了棺木,有了从未盖过的崭新棉被包身,温暖地与老伴一起,庄重地在寒风里体面上路。

24年后,他崭新的棺木后面,孝子贤孙排了长长的队伍。然而,哭声最痛切的,还是我的爷爷与他的哥哥。

我的两位爷爷,把父亲埋入土里,又挖出来,再埋进去。在一次比一次隆重的仪式中,安抚着父亲身体的痛楚,告慰着父亲在饥饿中含恨离去的魂灵。

爷爷说的,就是他挑着我的父亲与大姑,回头还要一把将矮小的奶奶夹在怀里;爷爷还说,那副挑担随时就在炕头边,一有消息便飞身下地,把睡眼蒙眬的孩子塞进挑筐里。爷爷的故事不仅没有伤悲,倒让我们这些幼小的孙辈越听越有趣。爷爷的故事里,唯独没有出现过曾祖父。现在想来,他当初间或紧锁的眉宇里,他血泊中的父亲,一生都被死死压在他的眉宇里。

今天,我听得惊恐万分,痛心疾首。因为那是1944年,因为再过一年,万恶的日本鬼子就要耷拉着脑袋滚出这片土地。我的曾祖父,他的胃若可以忍一忍,他的倔强如果可以收一收,便能看看这新社会,便可以与我的曾祖母一起,在温暖的炕头上进入1968年。

一碗饭,一条命。这,或许就是曾祖父的命数。

我的曾祖父,名叫蒋从富。

责任编辑:蒋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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