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这是个以瘦为美的时代，肥胖已经被定义为疾病，疾病的定名，带来政策变化。例如，2000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认定“肥胖是一种疾病”以后，2002年美国国税局颁布税务条例确认，经医生诊断治疗肥胖或参加减肥，未得到保险补偿的费用，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这一政策还没有在全球得到推广，否则，“接轨”之下，减肥运动恐怕会更加风起云涌。当然，“减肥收益”还不止是免征个税，对中高收入人群来说，人际往来中受欢迎，本身意味着各种机会，这也应算是减肥收益。低收入人群，本身就是社交圈有限、交往中的资源量有限，所以便缺乏体形的自我要求了。

有一种观点正是这样认为的，一个人之所以胖，只是因为缺乏自我要求。这样，就将胖的问题上升到了道德层面，胖人属于放任自流，体形不只是体形，体形反映品德。这就跟“有恒产者有恒心”“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之类的格言在思想上一体了。

胖是这个时代的“穷病”以及“穷人病”，底层处境使人胖，底层人因不上进而胖。社会问题拷问体制，这也是时尚，但在肥胖这个社会问题上，我还没看到有谁去质问体制的，没有人质疑美国体制典型地导致了越穷越胖，也没有人说中国的肥胖是体制使然。这表示，在有些人看来，美国体制没有问题，中国如果与美国病症相同，也不算体制问题，非得中国有而美国无或认为中国有而美国无的事情，那才一定是问题而且是体制问题。

但是，把肥胖归结为个人约束力不够，与把肥胖认定为疾病又有所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