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竹尹

摘 要 在我们的主流话语体系中，非历史学家的普通人基本没有历史话语权。为了求得一种平衡，就应该通过口述历史而保留一些历史当事人的话语，而通过访问历史当事人是最重要的方法。由政府审定的历史是传统历史，而直接访问当事人则构成了口述史的一部分。这种方式通过把更多的材料呈现在人们面前，展示出一个更真实的历史世界，它挑战了历史书写方式，将之前一直受官方所控制的文本解放出来，也将那些沉默的人和声音挖掘出来，这可以算是口述史的颠覆性所在了。

关键词 口述历史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1口述历史概况

简言之，口述历史就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它是表述历史的一种独有的阐述方式，即通过广泛收集来的口述史料来再现历史。口述历史的主要特点有：（1）它能够生动地再现历史；（2）它能够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并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启示；（3）它能够生动地表现出社会心理的发展过程。

口述史并不具有普遍的适应性，不是任何历史领域都能运用口述史方法的。进行口述史需要很多条件，首先需要有一定量的口述者的存在，提供口述者的基本人群；口述者所说的内容可以公诸于众，也可作为研究口述史的材料。

关于口述史的分类，从叙述人类来看，一种是个人，一种是群体。从叙述对象、内容来看，一种是人物，一种是事件。我国口述史作品分为群体叙述和个人叙述。而群体叙述又细分为群体叙述重要历史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两类。个人叙述又细分为个人叙述一段往事和经历（包括自己和他人）和个人叙述重大历史人物和事件。

口述史的主要价值是史料。从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那里了解历史的真相，认识历史的本来面貌。没有口述史料，写不出好的历史著作。所以，口述史是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从亲历者、当事人那里不仅了解史实，而且加深理解。在材料和观点两方面都可以得益。

口述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再现历史真实，还在于重构历史意识。不仅在于描述历史，还在于解释历史。不仅在于佐证与补充旧有的书面文献资料，还在于发掘新史料。基于此，我们在分析记忆偏差的时候可以去探寻这些偏差的原因以及偏差背后所反映出的历史意识，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客观真实性。这有赖于口述史学者整体理论水平的提高，从流程上讲，从访谈对象的确定，到访谈过程的参控，再到访谈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对口述史的真实性有着重大的责任。

2口述史的发展情况

在美国，自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创立以来，美国口述历史学一直处于壮大和发展之中。从1953年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成立了地方口述历史办公室开始，至1967年在纽约成立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全美已相继建立了90余个研究口述史学的专门机构。对美国口述史学未来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总统口述历史项目，每届总统任期结束后都会成立总统图书馆，以收集该总统相关的资料。这一项目推动了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口述史学所涵盖的内容更加广泛，出现了“人民性”或称“民主性”的倾向，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的黑人史、移民史、劳工史、妇女史的研究活跃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口述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社会史、政治史、企业史、部落史、文化史、科学史、军事史和建筑史等等。1994年夏天，口述史学国际大会在哥伦比亚的口述历史研究室召开。这次大会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学者前来参会。

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就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的实地调研，并撰写了一些调研报告。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和重视口述的研究方法，史学界也有体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自传丛书》颇受学界好评。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先生在1996年已开设“口述史学研究”课程。复旦大学历史系在20世纪90年代曾做过“日伪时期的跑单帮”等访谈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过“上海移民史”的访谈工作。吉林大学历史系杨祥银先生在因特网上开设了口述史的网站。此外，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也是当代中国研究口述历史的较有影响的机构。

除了这些高校及社科机构的发展，近年来，关于口述史的相关专著也陆续出现，如定宜庄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國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王俊义、丁东主编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除了专家学者在研究著作上的成果，以崔永元为代表的社会知名人士成立了崔永元口述历史博物馆。中国传媒大学专门建立一座独立大楼用于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该博物馆是隶属于中国传媒大学的科研与教学的二级机构，专门从事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学术研究，以及传播、交流工作。自2002年成立至2014年底，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历时12年，收集并整理完成了涉及电影、外交、战争、知识分子、知青和民营企业等六大领域，近4000人次，80万分钟的口述历史采访影像及大量相关视频、图文和实物资料，已经成为中国内容最丰富的口述历史库之一。近年来，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开设《口述历史研究》公选课，推出“朝馆夕室”功能，创办“人民记忆”微信公众号，举办“口述历史国际研习营”、“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口述历史国际周”等活动，成为国内口述历史的一大重镇。

3口述历史与其他载体的区别

3.1访谈录与口述史

访谈录与口述史需要严格区分。

访谈录是对被访者采访的一个记录，它可以围绕一个主题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几个主题进行采访；它可以是围绕被访者经历的历史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现实问题对被访者进行采访。口述史是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说明，并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其规律的揭示。这不是访谈录所能解决的，而要靠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来完成。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一般的采访而形成的采访录是采访后的记录，它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采访录是生动的，口语特点突出，容易理解，形象感强，给人留下的印象鲜明。口述历史由于思辨和论证需要，虽在某种程度上会与其类似，但会显得更加抽象。

访谈者立场的客观性问题值得商榷。当口述者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去回忆历史事件的时候，访谈者很容易发生情感动容而被带入口述者的语境，这是访谈者和口述者在发生双向互动时不可避免的。但由于一般的访谈者都带有访谈纲要，且有自己的访谈思路，因此不太会被口述者牵着鼻子走。此外，访谈结束后，访谈者會对访谈内容进行后期整理，这也完全可以避免口述者因感情过分宣泄而失却客观真实性的情况的发生。

3.2新闻与口述史

华裔史学家口述史的推动人唐德刚曾经指出，口述历史实是"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合一体"，但是唐氏未详述其中内涵。而历史学家费孝通先生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费老指出，历史学者和新闻记者，“任务不同，方法有别”，“新闻记者的任务是在社会中沟通信息。他有他的职业道德：要如实报道，要从社会公众的利益出发等等。他可以访问各种对社会有影响的人物，如实地报道他采访的结果。如果被访者不说实话，这不是记者的责任”，在他看来，“历史学者是在反映客观存在的历史事物，他用种种方法去搜集资料，如书本上的记载，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被访者的谈话等等，他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审核这些资料在什么程度上真正反映了实际。史学的训练首先是在培养辨别真伪的能力。根据费老的论断，口述历史学者应该明确自身定位，口述历史从属于历史学科，自应遵守历史学的研究规范，以求真求实为第一要务，采访仅是必要的手段、方法，通过采访所得的口述历史，应作进一步地核实、考证。

口述史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跟新闻记者的工作相似，但却有本质不同。口述史属于历史学范畴，历史学往往需要时间，需要沉淀，不能像新闻一样求快。不但不能应急，更不能猎奇。我们所作的历史考察、历史搜求，都是严肃的。不要以为口述史就可以沦为野史一流，哗众取宠，低级趣味。

3.3史学工作者与口述史

研究口述史要求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自己专长的二级学科专业，而且要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要求口述史学工作者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划出研究口述史的范围，以保证口述史的学术质量。否则就与一般访谈录没有区别。

口述史有其特有的工作规范：记录要忠于叙述人的原意，取得叙述人认可。引用或发表须经叙述人同意。最基本的办法是经当事人审阅修改并签名。同时还要注意保守国家机密， 关于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史料，未经审批，不得公开发表，不得外传。叙述人的隐私，未经授权，无权传播。关于知识产权问题，口述史料或经整理的口述史著作，知识产权首先属于口述者。整理者有局部署名权，如署名为“记录整理者”，或在后记中说明，双方权益由口述者与整理者商定。口述史中涉及对人的批评（包括指责、斥责），应十分慎重，注重政治，有理有据。公职人员的口述历史资料（包括录音录像）属于公共精神财富，最终应交档案部门保存。

4口述历史存在的问题

在口述历史活跃的当今，关于口述历史的研究规范问题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对口述史的认同问题。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口述史的合法地位至今还没得到历史学家的公认。目前，关于口述证据的必要性还值得商榷，对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还未形成统一的规范。但就人类的交流方式来看，口述交流是重要的一种形式，因此，口述资料必将成为人们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

其次，口述史学的真实性或客观性问题，这不仅是口述史学所面临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整个历史学的突出问题。“口述史往往只是一个个圈套，陈述者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口述史的真实性或客观性主要受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质疑：口述者的记忆偏差、失真不可避免以及采访者理解上的误差。口述者在回忆过去的经历时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涉及到他们对过去的历史如何理解，以及在接受采访的表达过程中所出现的任何因情绪色彩而出现的修饰或夸张或刻意回避某一事情的真相。此外，我们甚至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形的出现，即口述者根本就无意于提供真实的历史记忆。进一步言之，口述史的成果并不是口述资料的简单汇编，它是访谈者与口述者共同参与完成的双向互动过程，至于其中所渗透的访谈者的主观意识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妨碍口述史的真实性，犹如书写文献资料中史家的主观意识并不威胁史料的客观性一样。

再次，资金短缺是口述史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它需要大笔的资金，从外出采访到购置必备的录音、录象设备，从整理口述资料到出版口述史著作，从口述史项目的申请到具体的运作，更甚者，还包括口述史工作者的前期培训费用，尤其是在目前口述史的地位尚未完全确立的情势下，经费问题成了老大难。如何处理因拉赞助而急功近利的问题可以说是检验口述史家社会良心的一大参照系。史家在艰难的环境中，凭借自己的责任心和责任感，多出精品，无疑会为我们的时代注人一股强大的活力。早在1984年，王义杰由于资金问题而缩小采访规模（原计划采访巧人甚至更多，结果只访谈了几个人）时，他的成果之大并不因此而有所减损，他的精神也激励着后世的史家。

最后，口述史研究涉及法律问题。这一问题体现在两个层面：（1）口述史的研究对象涉及法律问题。如在做受暴妇女口述实录的工作中，受暴妇女的许多陈述都关涉法律问题。这就要求口述史工作者不仅要有口述史的一般知识以及关于女性的一般认识，还要有相关的法律知识，甚至需要请专业的律师参与访谈。（2）口述史研究工作本身涉及法律问题。由于口述史研究是口述者与访谈者的双向互动过程，其中必须办理一些法律手续。如采访前访谈者的身份证明，访谈后口述者的授权许可证等。前者用于证明访谈人的身份，确认其合法性，必要的时候将附带出具委托书、介绍信等。至于口述者的授权许可证，既是访谈者整理出版访谈稿所需，又是对口述者权利的维护和尊重。最后，可以通过双方协商以录音或书面协议的形式明确口述资料的使用权，具体可分为同意/不同意收藏、同意/不同意引用、同意/不同意发表等。对于目前尚不能公开发表而日后有可能发表的资料，应就“保存”事宜签署协议，以备将来公开之用。对于口述者同意以匿名方式公开的资料，则应就“保密”事宜签署协议，主要是保口述者人名、地名等个人隐私之密以保障其人权。（当然，此举应以不改变基本史实为限，并对所做的处理予以注释，真实的人名、地名等另作保存以便于日后查阅。）

此外还有口述史研究中的技术性问题。首先，口述史的叙述性使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语言问题。对策：（1）访谈者应尽可能接受并融入口述者的话语系统，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交流与溝通。（2）当口述者为少数民族时，访谈者最好不用翻译，也就是要求我们要培训专业的少数民族口述史专家。（3）对古音、方言、理语等特殊性语言，不应更换更不宜删略，最好保持原貌，并从旁作注。（4）对随时代变迁和地点变换而有不同所指的语词，应予以保留，并作注解释。其次，口述史的双向互动性使它涉及口述者与访谈者的关系处理问题。

口述历史毕竟是最近所兴起的新兴史学，需要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步进入规范。

5小结

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受文学和社会学利用口述方法取得成就的影响，口述史学仍具有较大的影响。为扩大史料范围的需要，档案文献不再是唯一的史料，历史学家对普通人生活兴趣的增长，把普通民众作为历史著作中的主角，加之现代音响技术尤其是大量的廉价录音机的上市都推动了口述史学的发展。

“口述史学暗示了历史研究的焦点的转移”，历史学的关注重点从社会精英转变为普通民众，而且，口述历史的形成，也是学者与百姓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在口述历史中就包含了两种权利，即当事人的权利和学者的权利。当事人的权利，来自他对特定历史资源的垄断，以及对历史学者的研究工作的有效帮助，但是，很多当事人的权利，没有机会实现。学者的权利来自于他所从事的历史工作，因此史学工作者应具有较好的文字能力。要开展好口述历史的工作，就要把两个权利的关系协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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