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均宇

【摘 要】 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储蓄之谜”，本文试图从生产者角度出发去讨论背后的决定机制和影响因素。本文从国民储蓄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推导均衡储蓄的决定机制，并从生产者角度出发推导出国民储蓄率与人均资本、劳动力及折旧等因素的关系。本文认为，仅从消费行为出发不足以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同时需要从生产行为方面分析影响储蓄的因素。

【关键词】 高储蓄率 劳动力增长 经济政策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GDP实现了9%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上经济長期高增长的奇迹。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结构发展失衡却越来越严重，其主要表现为储蓄率的居高不下和消费率的相对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基本上呈现出上升趋势，维持在接近50%的水平，远高于同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16%～23%的水平。如此高的储蓄率被学术界称为“中国高储蓄之谜”。

本文运用所学的宏观经济学知识，从国民储蓄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推导均衡储蓄的决定机制，并从生产者角度出发推导出国民储蓄率与人均资本、劳动力及折旧等因素的关系。本文认为，仅从消费行为出发不足以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同时需要从生产行为方面分析影响储蓄的因素。

二、国民储蓄的决定机制分析

从理论上讲，如果利率灵活可变，那么意味着可以通过调整利率使消费者的储蓄等于生产者的投资需求量。假设r为利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r越高，消费者的储蓄意愿相对越强，因此S（r）是关于利率r的增函数。在生产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r越高，生产者使用储蓄的成本相对越大，投资的意愿相对越低，因此I（r）是关于利率r的减函数。两线的交点为均衡点，在均衡点有S（r）=I（r）。

如果利率不能通过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机制灵活变动，经济政策可以帮助生产者实现投资计划，从而改变国民储蓄率。以货币政策为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使微观经济的个人储蓄率与宏观经济的国民储蓄率不相一致。尽管现实中的情况要比理论上的讨论更加复杂，简单的推导可以得出，无论消费者对消费和储蓄做出怎样的选择，国家总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改变最终的国民储蓄率，国民储蓄率并不是完全由消费者行为决定。因此有必要从消费行为之外来探究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

三、生产性因素对储蓄率的影响

在上式中，K/Y是资本与产出的比，在经济学中有特定的意义。卡尔多（1961）发现对于大多工业化国家而言，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劳动、资本、产出的增长率大体都是常数，从而资本与产出的比近似都是常数。在多数国家，K/Y的值大约在2～3左右，比如美国的资本存量大约是年度GDP的2.5倍。因此，在经济学中资本与产出的比，即K/Y可近似看成常数，多数国家的经验是K/Y的值在2～3的范围。

式（5）展现了储蓄率同资本与产出的比率、人均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及折旧率之间的内在关系。由于K/Y与在一定时期内容可以视为常数，因此式子（5）反映了从生产方面决定储蓄率的重要内在机制。如果经济中的人均资本水平及劳动力数量的增长率提高，相应要求提高储蓄率水平。

按生产函数的理论，提高人均资本水平等同于提高生产能力。而以提高人均资本水平的方式实现对快速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必然提高对储蓄的需求。另一方面，如果经济中新增加了劳动力，就需要对其配备相应的资本才能使其从事生产，因此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必然伴随着资本投入数量的增加，从而提高对储蓄的需求。此外，对任何资本设备的使用都有消耗，因此需要在新增投资中应包含对资本设备消耗的补偿。否则，资本存量水平将下降。因此，补偿资本折旧是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构成了对储蓄的需求。由表达式能够看到，生产性因素对国民储蓄率贡献的份额与资本存量及产出水平没有关系，而主要与人均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及折旧率有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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