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胡适日记“隐去”的俞平伯
2017-07-29欧阳健
粤海风 2017年3期
欧阳健
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说:“从1917年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更广阔,因此他观察世变的角度自然也与众不同。更难得的是,他在日记中保存了大量反对他、批判他、甚至诋毁他的原始档,这尤其不是一般日记作者所能做得到的。”(《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以这一尺度衡量,被奉为“泰斗”的胡适,无疑居于“新红学”的中心位置;“两个《红楼梦》同志”——顾颉刚、俞平伯,则起着同心襄赞的作用,是绝对无人否认的。
在“新红学”形成的历程中,有三个年份最为重要:第一是1921年,胡适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第二是1927年,胡适买到了甲戌本;第三是1931年,胡适看到了庚辰本。大约谁也不会料到,在四百万字的胡适日记中,俞平伯却被有意地“隐去”了。
一
先说1921年。这年3月,胡适草成《红楼梦考证》,4月2日便给顾颉刚写信,其中说:“你若到馆中去,请为我借出:昆一,《南巡盛典》中的关于康熙帝四次南巡的一部分。潜三,《船山诗草》八本。”顾颉刚于是去京师图书馆,频频寻觅曹家的故实。俞平伯其时常到顾颉刚寓里,就把这些材料做谈话的材料;三个人的信件交错往来,“相与应和,或者彼此驳辩”(顾颉刚:《古史辨·自序》),遂成就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两本“新红学”的经典。
现存胡适1921年的日记,是从4月27日开始的,屡见有关顾颉刚的记载,如5月1日访严范孙:“他问我为什么要查此书,我因告诉他我与顾颉刚因考证《红楼梦》而牵涉到曹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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