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

2002年12月上旬，继一年前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在其南海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文尾，特设的仅有800字的《再说几句》一章，将其听说来的所谓在1957年毛泽东“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的场合下，对所谓的“也是湖南老友”的罗稷南先生说过会将“假如活着的鲁迅”关入新中国牢房的“秘密对话”之后，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以其历史现场者的身份，于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和广州的《南方周末》上，同步高调推出了《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亲聆”文章，由此引发了强烈的社会震荡，迄今余波不断。

历史上究竟存不存在“毛罗对话”？ 如若存在，毛泽东又是如何表达的呢？

黄宗英撰写并发表此文时，还有没有其他历史现场亲历者健在于世？

黄宗英为什么不愿意与健在于世，包括当年一手扶掖她走红大上海十里洋场影坛的导师、著名电影导演陈鲤庭（于爱徒抛出“毛罗对话”11年后的2013年去世，享年103岁）、一度被她亲昵地呼之为大姐的著名影剧编剧王元美（于小妹抛出“毛罗对话”10年后的2012年去世，享年98岁）在内的其他九位历史现场亲历者，作一丝半点的互动与印证，而非要将他们纳入“不在人世”行列，同时又授权让并非在场的不相干人士为自已的“亲聆” 行“放手删改、调整” ？

黄宗英的这个“亲聆”内容，究竟有多少是符合真实历史现场内容与气氛的？

她“亲聆”的那个令人莫名惊恐的“使得肚里的娃娃儿险些蹦出来”的“毛罗对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