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祎玮

《小城三月》是萧红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篇小说。萧红“半生尽遭白眼冷遇”，当时她正处在乱世动荡和人生坎坷中，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却没有因为疾病而停笔。萧红书写了一个二十年前的爱情悲剧，在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回望中，小说是否倾入了作者切肤的生命体验？翠姨追求的情感以悲剧结尾是萧红人生悲剧的映射吗？这个20世纪40年代完成的有关婚恋自由的文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又有着怎样的意义？本文以小说的主要人物为切入点，尝试在文本中寻找答案。

一、爱的判断题

《小城三月》是一个颇有意味的题目，它囊括了故事的时间和空间。“小城”是介于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空间，这就决定了它不会开思想风气之先，但也绝不至于闭塞。三月尚是乍暖还寒的时候。故事在这样的氛围中徐徐展开，一个小城镇女子由无知无觉到爱情萌动，再到亡故。翠姨的爱恋与死亡的原因蒙着一层烟雾，破解了这个谜题，人们也许会获得走进萧红内心的一把钥匙。

要破解这个谜题，需从堂哥与翠姨两人关系入手。学界对两人是否具有恋爱关系是存疑的。因为叙事者一开始就说：“我有一个姨，和我的堂哥哥大概是恋爱了。”这里的语气是不确定的。小说中关于两者相处也留下了大量空白，比如两者来往并无特别之处。翠姨病重，堂哥去看她，回来后也如常游戏……種种迹象都似乎说明，这一场燃尽翠姨生命的爱恋，只是她的一厢情愿。但细读下去，读者会发现蛛丝马迹。

从恋爱发生来讲，哥哥讲故事的时候，翠姨总比我们留心听，有这样一位红颜知己，青春年少，情愫难免不会生发。

有一次“我”撞破翠姨和堂哥的单独相处，接着堂哥陪“我”下棋时，总是输，而“从前是他回回赢我的”。这种反应也耐人寻味。

而后“我”回哈尔滨读书了，堂哥却留在家里。叙事被中断了两个月。读者完全可以推断，就是在这两个月里，哥哥和翠姨的感情肯定更进一步。读者甚至可以设想堂哥对翠姨完成了关于自由、平等与爱的启蒙。

而翠姨病重时，哥哥去看她，竟去摸她的额头。在一个未婚男女不能自由交谈的社会里，这样的肢体接触简直惊世骇俗。即使堂哥接受了新教育，作为一个客人，大抵也不能大胆到做这样的动作。所谓关心则乱，这一摸应该是出于情难自禁，面对生死哪里还顾得了禁忌与礼仪？而翠姨对堂哥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求的我都得到了……”更耐人寻味，她求什么呢，又得到了什么。

理智来说，两者并未达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境界，但也并不如表面那样毫无交集。翠姨知道结合无望，她又踏不出决绝反抗的步伐，故而在忧郁中快速燃尽了自己的生命。翠姨虽身死，但终究做了一回自己的主人。她的死固然是个悲剧，但对其自身未尝不是最好的归宿。

二、倾斜的感情模式

为什么作者要给故事加上一个不确定的语境呢？笔者认为悲剧结局的设定和不确定的语境正是作者对五四时期婚恋模式的质疑，是作者在回望中，对女性自主生命追求的否定。

丁言昭的《萧红传》有一段文字：“不知怎么地，萧红发现汪殿甲吸食鸦片，心里很痛苦，对他产生厌恶感，悄悄爱上了表哥陆宗虞。”不愿与汪殿甲结婚的萧红毕业后与家庭决裂，去了北京，开启了人生的征程。在历经苦楚之后，她为翠姨选择了另一条：让她和所有封建女性一样将自己的渴望与苦楚全部吞落肚子。然而这条路依旧失败了，这应该是作者苍凉心态的一个投射，是她对女性命运的清醒思考。

为什么翠姨的路走不通？除了传统封建和社会压力之外，两人的感情模式也是值得玩味的。在“弑父”的时代，女性和“子”文化系统结盟，在这种结盟中，女性因为经验等原因居于客体地位，被动而容易收伤害，无论精神还是身体，她们都是不自由的。这是一种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恋爱模式，是不平等的。在堂哥与翠姨的关系中，堂哥是一个接受新教育的新青年，翠姨却从未接受过教育。两者之间启蒙的过程虽然被略去，但从翠姨前后的转变，读者可以推断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启蒙过程的。

最明显的是翠姨接受长穗的耳坠子、高跟鞋等新饰品。对当时的女性来说，新的饰品和行为代表了新的思想——“只是女人们没有那么摩登的行为，或者说她们不很容易接受新的思想”。

《中外女性服饰文化》也提到：“女性们的服饰穿着最为普遍的心理现象是个体对群体的融合，也就是从众心理。”只有融合才能保护自己，只有从众才能确立身份。翠姨不仅从众，甚至是有些落后于人群的。一双绒绳鞋她必须等到许多人都开始采办了，这时候看样子，她才稍稍有些动心。她完全是一个隐身于传统，生活在框架里的女性。

这个女性被唤醒了，然而这唤醒是不平等的。在这段恋爱对话中，堂哥才是新文化的受益者，而不是翠姨。追求婚恋自由的新女性是“出走的娜拉”，那娜拉出走后会怎样呢？鲁迅以《伤逝》和《娜拉走后怎样》反思了恋爱自由神圣光环下的两性关系：喊着“我是我自己的”的子君在出走中获得了短暂的幸福，最终又因失去了涓生的爱而死，象征着出走行动的失败。

翠姨没有冲出家门，比起子君，翠姨更为保守。但她依旧为自己的“精神出走”付出了代价。她们都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新型感情模式的牺牲品，因为她们所托的并非良人。跟翠姨比起来，堂哥显得更为麻痹、退缩、懦弱。

翠姨病后，哥哥去看过她四次，一次是母亲带他去的，两次是借口去看外祖母，最后一次也是母亲派的。被翠姨拉住手，说了一大段话，“哥哥茫然地不知道说什么”。这位懦弱的恋人，是客观存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虽然有所觉醒，有心突破。但到最后“他不知道现在应该是保护翠姨的地位，还是保护自己的地位”，无力地放弃掉了对方。就如鲁迅《伤逝》里的涓生为了自己，最终放弃了子君。

在倾斜的情感模式中，在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萧红以年轻的“我”作为旁观者，颇有些意味。她清楚地意识到加在女人身上的枷锁，所以“翠姨”和堂哥不会终成眷属，但是出于怜悯，她让翠姨在自我满足中安然离世。

三、感情与婚姻

懦弱的恋爱对象既是历史长河中的客观存在，也是作者婚恋观的主观投射。她的经历清楚地表明出走后会如何，结婚后又会如何。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出，出走的娜拉有两种出路：堕落或者回来。作为一名敢于追求幸福的新女性，萧红没有回去，也没有堕落，而是用才华开拓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她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王殿甲、萧军、端木蕻良这三位恋人，都或多或少背叛、伤害了萧红。

如果说与王殿甲的结合是少女失足，那么萧军带给她的就是拯救和幻灭了。两萧的结合一度被传为佳话，他们的分离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萧军把萧红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给了她一个家。但是，生活依旧窘迫，萧红陷入家庭琐屑的日常。原以为获得了拯救，不成想在被拯救的同时又陷入另一个桎梏。逃离一个家，又走进另一个家；挣脱一种男权，又开始受制于另一个男权。

繁重的家务吞噬着红颜，失去激情的生活与失去魅力的妻子是婚姻破裂的直接原因。在《苦杯》里，她这样写道：

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的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的心肠/他独自走了/他独自去享受黄昏时公园里美丽的时光/我在家里等待着/等待明朝再去煮米熬汤。

她写的这首诗，实际上是一般女性会经历的困境：当时新女性在婚姻中依旧不平等。许广平成为了鲁迅的影子，庐隐为了爱情忍气吞声，萧红承担家务的同时还要替萧军抄书……现代女性也依旧被繁琐的家务缠得喘不过气来。最初爱情的激情会在生活的琐屑中逐渐流失，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和深度理解的婚姻很难维持。翠姨和堂哥并没有结合，读者深深为之遗憾。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单纯表达遗憾，也表达了作者对婚姻的思考。小说中还有两处关于婚姻的耐人寻味的描写与思考。

一则是翠姨妹妹的婚姻，翠姨的妹妹结婚后经常挨打，不被尊重。这是传统婚姻中女性的地位。她们被视为生育工具，或者购买回来的附属品，而没有独立的价值。

一则是县里男学生的婚姻，“有的结婚了，从此就不回家了；有的娶来了太太，把太太放在另一间屋子里住着，而且自己却永远住在书房里”。虽然名义上是对传统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冲击。但是，那样的婚姻也是失败的，也是名存实亡的。

萧红对这些婚姻都是不认同的，就她本人来说，出于对貌合神离的婚姻的难以忍受，她离开了萧军。即使这样的分离，对她个人的声誉影响非常不好，即使要受到社会大众的不理解。可以说萧红的感情经历与翠姨的故事，是彼此最好的注解。在这场对爱的追求中，女性的抗争都以失败告终。即便如此，她依旧留下了数百万计的文字，记录着她的血泪、她的抗争和她作为女人对历史的诘问。

四、结语

在生命最后的阶段，萧红写了一个爱情悲剧。回望20世纪20年代的爱情模式是她为回到原点做出的努力，也是她对女性解放之路的反思与清醒认识。她在翠姨的悲剧故事中，寄托着自己无奈的人生感慨、情感屡被摧伤的难言之隐。一如她自己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无论是她的出走还是《小城三月》里翠姨“精神出走”的故事，在今天依舊意义非凡。的确，“娜拉出走”的问题，在一个性别平等、文化多元、承认差异和尊崇母性的视域中，可以有更丰富和开放的讨论空间。三月早春的料峭让人想起了在春寒中绽放的梅花，翠姨和萧红都像严寒中绽放的梅花，桀骜不驯，傲骨铮铮。生命已然逝去，留下冉冉幽香，令人唏嘘。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