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学峰

【摘要】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对日作战、条件最艰苦、历时最长的一支抗日武装。1941年抗联活动进入最艰苦阶段，游击根据地大部遭到破坏，主要领导相继牺牲，部队减员至不到2000人。造成这种重大挫折的客观性是：当时东北地区党组织弱小且分布不均，武装斗争经验不足，群众基础薄弱；特殊的自然、社会和地理环境不利于游击战争的坚持与发展；日伪实行严密、残酷的统治并采取有效的反游击措施等等。

【关键词】东北抗日联军；重大挫折；游击战争；客观环境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建并投入对日作战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1月到1945年抗战胜利，在极其艰苦卓绝的环境里始终坚持抗日斗争，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局部抗战的主力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在1937年左右达到高潮，共编成11个军，总兵力3万余人。但是从1938年起，抗联的斗争日渐困难，到1941年初，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极端艰难困苦阶段。抗联各部队在抵抗日伪军大讨伐的斗争中遭到严重挫折，损失巨大，原有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大都被破坏，人员锐减，主要领导干部相继牺牲，部队数量从原来3万余人锐减到不足2千人。此后，抗联大部转入苏联境内集中整训，同时经常派出小分队回国活动，直到日本投降。

从抗战全局上看，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斗争形势普遍蓬勃发展，即使某些根据地在一段时期内遭到巨大损失，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发展，也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程则是抗日游击战争的特殊现象。东北抗日联军为什么会遭遇重大挫折？遭遇重大挫折之后为什么在国内无法恢复发展？日伪到底采用了什么样的残酷而又有效的手段来镇压抗联？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程又有哪些惨痛的教训需要总结？本文将从敌情、我情、社情等东北游击战争的特殊因素进行客观分析，找出造成抗联斗争遭遇重大挫折的原因。

一、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发展先天不足，分布不均匀，社会影响力较弱且缺乏武装斗争经验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对于东北地区的渗透与影响是巨大的，而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影响力较小，重点表现在组织力量和数量的不足以及布局上的不均。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中共在东北地区的组织力量比较弱小，布局上的不均表现在地理分布极不均匀，民族构成上的不均衡以及社会阶层的失衡。从地理分布上看，当时党组织主要在沈阳、哈尔滨、大连这样的大中型城市从事工人运动等地下工作，而农村地区的党组织则主要集中在东满等朝鲜族聚居区域。从民族构成上看，作为东北地区主体民族的汉族，党员比例较小数量稀少，广大汉族群众没有接受到党组织的影响。朝鲜族聚居区的群众虽然受到了革命洗礼，党的工作也开展得相对不错，但是因为是少数民族，所以总人数还是较少。1932年9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一号》中说：“我们党的基础是建筑在少数民族韩国人身上，所有中国同志还不过一百余人。”而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在给中央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总计全省党员共有2500多人（奉天、大连除外）”，“中国人40%弱，韩国人60%强”。从社会层次而言，打人奉系军阀内部以及在其内部发展的地下党员数量微乎其微，几乎没有较高职位者，这样在东北军内部就不会出现后来吕正操那样的起义，东北党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时候就无法在斗争伊始就获得“相当力量的正规军队”。此外，自近代以来沙俄对于东北地区的侵略极其深重，东北人民饱受沙俄侵略之苦，东北人民对于沙俄满怀仇恨。苏联成立之后虽然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但是由于反动势力的愚民政策和恶意宣传，造成民众对于苏联以及共产党的不了解，东北地区许多百姓依然抵触苏联，同时也对与苏联和共产国际联系密切的中国共产党有误解，这就为党的宣传和动员群众工作的开展带来一定的困难。所以从整个东北全局来看，党组织非常薄弱，在广大乡村地区更是薄弱，这就为后来中共在东北地区开展抗日工作的战略部署与展开带来深远影响，尤其是战略布势上有着先天不利的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活动区域位于东北的东部边境山地地区以及三江平原，而没有在东北全境展开游击战争的重要客观原因。

抗日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东北地区开展民主革命与内地革命斗争在条件上也有相似性。毛泽东1928年10月5日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由此可见，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弱小，群众基础的薄弱，东北的人民群众和广大官兵没有经受民主革命的洗礼，为中国共产党下一步动员民众、开展兵运、领导大规模武装斗争带来巨大的不便。

此外，当时东北地区的党组织没有经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洗礼，严重缺乏经验，尤其缺乏武装斗争经验，这是与关内党组织相比存在的先天不足。而且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工作主要受上海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从全局来看，临时中央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受主客观条件限制，主要负责人能力和经验有限；共产国际更多从苏联本国利益出发指导各国共产党活动，这就为东北党组织后来犯下一些错误埋下伏笔。

二、日本对于东北地区侵略经营已久，并且做了精心策划与准备

东北地区幅员辽阔，总面积达130余万平方公里，境内土壤肥沃、资源丰富、气候适宜、水源充足、道路通畅、工农业发达，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宝地。对于富饶的中国东北，日本觊觎已久。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积极寻求对外扩张，以摆脱国内地狭人多、资源匮乏的窘境，所以制订了以侵华为中心的大陆政策。而在1927年以研究对华政策为中心召开的东方会议，是日本执行大陆政策的重要历史转折点，会议确立了“满蒙积极政策”，在其会议决议——《对华政策纲要》中公然宣称“对于蒙满，尤其是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必须予以特殊考虑”，把中国东北地区纳入日本利益線、生命线，而随后的《田中奏折》更是赤裸裸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持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而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为代表的日本少壮派军官寻求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的激进活动更是众所周知的。

在具体實施上，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之后，将侵略势力扩张到东北，夺取了旅顺、大连地区，获得了中东铁路支线长春到大连线的使用权、驻军权以及沿途矿业的开采权。从此以后，日本不断扩张其在东北地区的势力范围，自1906年起先后建立了“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关东都督府”和“驻奉天总领事馆”等机构，加强其对于东北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渗透和侦察，同时扶持与控制盘踞东北的奉系军阀，尤其是拉拢收买其中的亲日派，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东北地区一步步转化为它的殖民地。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地区的半殖民地化要远远大于内地省份。日本势力的影响是全方位而深远的，尤其是对于许多社会中上层没有民族气节的人影响巨大，这就是为什么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东北地方政府以及东北军的中上层出现了巨大的降日潮；同时日本对于东北地区的社会情况的了解与掌握也是详尽的，它可以在全面占领东北之后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巩固它的统治。日本对于东北地区经营已久的侵略活动以及其志在必得的决心，使得抗联在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困难重重。

三、东北地区抗战的相对独立性造成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略全局上缺乏配合

东北地区被日本认为是推行军事侵略的前进基地，也是其支撑整个战争架构的战略后方，被其视为“帝国的生命线”，是其侵略重点。自九一八事变东北地区沦为日本殖民地，特别是《塘沽协定》签订后，东北与内地的联系由于日伪严密的边境口岸控制而中断，东北地区的抗战是局部抗战，东北军民独立进行斗争。而对日本来说是场局部行动，可以集中力量在这一时期分步骤有重点地巩固其统治，而没有出现后来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出现的顾此失彼、兵力使用人不敷出的现象。另外，根据日本陆军“北进”的军事战略，在1942年之前，日本驻扎在东北的主要军事力量——关东军的数量则是不断增加，并没有因为全面侵华而大量转入关内，相反，大量增兵东北。1938年关东军有近20万人，而到1941年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时候，其数量已达76万人之多，东北始终是日本殖民统治重心。

在日本的军事战略中，东北地区是作为一个单独战略方向的，关东军的编制级别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级别是一样的。在关内战场，日本军队要同时应对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军队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在战略层面上相互配合，使得关内日军顾此失彼，兵力入不敷出；而东北地区只有敌后游击战争，规模也不是很大，日伪军没有关内日军的窘境。所以说，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东北是以局部力量对抗整个日本的殖民经营，而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关内战场对于东北游击战争的配合是在政治上、心理上的，在军事上对于东北抗日斗争配合不大，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更是没有，即使在1945年，离东北地区最近的八路军冀热辽抗日根据地部队也未能发展到伪满洲国境内。

这些客观环境决定了东北地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很难开展也很难坚持，东北义勇军的失败就说明了这点。实际上在之前日本侵略台湾和吞并朝鲜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缺乏援助的局部规模游击战争很难长久坚持的现象。就地理环境而言，从苏联获得援助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途径，而苏联出于外交和国家安全利益考量，在1939年之前对于抗联更多只是道义上的支持。后来的张鼓峰事件特别是在诺门罕事件之后，日苏矛盾激化，苏联才开始对东北抗日联军有所帮助，对于东北抗日联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则是抗联主力退入苏联境内之后的事情了。

由于缺乏有效支持与配合，日伪统治又极为巩固，这就给东北沦陷区的民众在心理层面上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抗日动员工作的开展造成一定困难，而动员人民群众投身抗日斗争是抗日游击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

四、东北地区的自然和社会客观环境不利于抗日游击战争的长期坚持和发展

从自然因素而言，第一，东北地区地理纬度较高气温低，如抗联主要活动的北满以及长白山山区冬天最低气温达零下30到40摄氏度，冬季极其不适宜人类野外生存，而且冬天在野外很难获取足够的食物。这就是为什么抗联在密营遭到破坏之后出现大量冻饿减员的原因；第二，东北地区的山脉主要有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完达山等，分布在东北的三大平原周围，这些山脉也是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山地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而在东北地区的内陆腹地，缺乏较大山脉，在地形因素上使得抗联很难在这些区域找到依托；第三，东北地区秋冬季有很长的落叶期，被当地人称之为“树叶开门”，而且冬季普降大雪，一方面不利于隐蔽，另一方面雪地行军极其容易暴露行踪。由于冬季不适于活动，所以自古以来东北地区的山林队在秋冬时节“插枪猫冬”，暂停活动。日伪军对于抗联的“讨伐”一般就是选择这个时节，通过空中侦查和地面搜索相结合，对抗联行踪穷追不舍。

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说，东北地区地广人稀，工业化程度较高，基础设施建设发达，民族众多且关系微妙。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农村社会阶级中，自耕农阶层比重较大，大农经营（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发展较好，总体上阶级矛盾没有关内省份尤其是南方省份那样激化，这就为党组织发动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带来很大阻力。所以，能否团结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在东北地区沦陷初期日伪统治对于农村社会结构冲击尚且不大的时候，有着更为显著的意义。

随着日伪统治深入，东北农村日益殖民地化，社会构成发生很大变化，“自耕农大量破产，无地农户比例上升，佃农和雇农数量剧增，除了汉奸地主外其他阶级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农村社会结构形成以一部分地主富农为顶点，其下有大量的雇农和佃农的金字塔式的统治机构”。④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日伪的疯狂劫掠造成的，东北地区的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反满抗日情绪应该高涨才对，为什么大规模反抗反而少了呢？因为日伪对农村地区的统治和掠夺是通过“地籍整理”、百万户移民计划和建立集团部落等措施进行的，在残酷掠夺东北人民的财富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严密而暴虐的管理。历史上的游击战争规律表明，在民众统治严密的地区极难进行游击战争。这一系列措施又是日伪为围剿抗联，隔绝抗联与群众联系而采用的重要方法。而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又极大地加强和巩固了日伪的社会管理，使得抗日活动更加困难。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活动区域人口稀少、分布极为零散。1935年10月15日《胡仁给中共吉东特委的报告信（第四号）》中说：“农民皆散居于各山沟里，零落如早星，十家二十家在一处很少，虽有火车路及汽车路也不能使农民集居于一处。”东北抗日联军就是靠这样的群众基础坚持下来，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展壮大。“在习惯于旧军阀苛敛殊求的山里僻地居民之中，尚有很多不知已经建立满洲国和不知官宪恩惠的人们，这种民众和匪贼很和睦，把匪贼作为自己人，将讨伐队的行动等转告匪贼”，从日伪方面的文件报告可以看出一斑。

地广人稀，居民零散分布，敌人统治力量薄弱，本来是抗联能够得到发展、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可是随着日伪方面下决心彻底消灭抗联，全面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强化对群众的控制，这些有利条件逐渐丧失，抗联与群众的鱼水关系被切断，抗联活动越来越困难。日伪方面在东北地区能够成功推行“集团部落”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东北地区地广人稀，居民零散分布造成的。华北地区以及江淮地区人烟稠密、村庄密布，日伪方面有限的兵力无法将每个村庄都有效控制；而东北地区的“集团部落”总数适中，且是日伪耗时数年逐渐推进建设的，逐步清剿，逐步建设，逐步巩固，可以有效地进行殖民统治。此外，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基础设施建设在当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当时中国铁路通车里程一半以上在东北，东北地区比较大的县城都通铁路，主要的城镇都通公路；机场、码头也较多，而且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直接控制伪满洲国的交通运输，这样更加方便日军调动。交通的便利使得日伪军调动与增援极为迅速，也对抗联的活动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东北地区主要有满族、朝鲜族、蒙古族、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由于旧中国某些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在部分地区部分民族间出现了很深的民族隔阂。而这些地区普遍又是抗联活动地区，这就为抗联的群众工作的开展带来了难度。能否运用有效的政策团结和动员少数民族同胞同仇敌忾，打破日伪的离间分化活动，共同抗日，是东北党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实践中既有动员了大批朝鲜族群众参与反满抗日的成功经验，也有反民生团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教训。

五、日伪严密而又残酷的统治以及采取一系列相对有效的反游击战措施

正如前面所说，东北地区战略意义显著，日本法西斯视“蒙满”地区为“帝国生命线”，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对其进行了深层次的渗透与控制，九一八事变之后就更加不遗余力地巩固其殖民统治。日军为确保其占领，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各种手段来消灭抗日武装及其群众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认为欲巩固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须继续实行帝国的威力压迫”。为贯彻这一方针，日伪方面在东北推行其认为“治标”的加强殖民统治的政策和“治本”的军事讨伐政策，不断加强其法西斯统治。日伪与东北抗日联军的战争是个动态的对抗过程，日伪对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规律以及抗联这个作战对象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与发展的，在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对抗中不断总结教训，逐步采用新办法新手段，一点点夺取了对抗中的主动权。

日伪对于东北地区的统治程度是不断深化的。在日伪统治东北地区的初期，日伪势力主要集中在大中型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附近，其主要措施是打碎奉系势力原有的统治基础，建立日本主导的伪满洲国的统治秩序，后来在消灭了抗日义勇军的主力之后，迅速向偏远地区扩展其殖民统治。到1934年，在东北绝大部分地区确立其统治地位。日伪方面在东北地区有着庞大的暴力机关，主要有日本关东军、关东军宪兵队、伪满军和伪满宪兵，以及庞大的日满警察特务机构，除了关东军的主要作战任务是对苏作战和应对中国战场外，其他暴力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镇压反满抗日。

为巩固日本在东北地区的统治，日伪方面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严酷措施：从1932年9月起，在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1933年2月，公布了《暂行枪炮取缔规则》，规定有藏枪不交者发现一律处死。同年12月，颁布了《暂行保甲法》24条，实行一家犯法，九家连坐。1934年2月，又公布了《户口调查规则》，对群众进行严密控制。同时，先后颁布了《治安警察法》，《思想矫正法》等严酷法令，肆意迫害与镇压人民群众。自1934年到1937年4月，先后进行了三次“大检举”，疯狂抓捕残害爱国志士，而且使得地方党组织遭到极大摧残。另外从1933年起开始在农村推行集团部落，后来给抗联活动造成灾难性影响。以上这些措施实施之后，给抗聯向敌占区发展、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造成很大困难，这也是为什么从1936年以后抗联主力部队大部分被压迫到三江地区的重要原因，也是抗联各部队数次西征大部分失利的客观原因。

抗联主要活动区域是日伪统治薄弱地区。初期，日伪主要采取军事讨伐的办法来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1933年6月13日的关东军参谋长会议上，参谋长小矶国昭说：“恢复治安的手段，有讨伐，有招抚，有政治工作。但军队恢复治安的唯一无二的手段是讨伐。”1935年之前的讨伐规模一般不大，在抗日武装活动的区域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妄图使人民群众不敢支持抗日武装，但是往往连游击队的影子都见不到，而且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其时伪军和伪政权也很不“可靠”，经常与抗日武装秘密合作，甚至暗中接济抗日武装。抗联的相当一部分武器弹药是从伪军、伪警察手里获得的，同时在伪满军政人员中间也发展了一些“关系户”。

从1936年起，为彻底消灭东北抗日联军，日伪开始推行“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同时又吸取国民党“围剿”工农红军的经验，进一步把军事讨伐与政治、经济、思想手段结合起来，其方法发生很大变化。既有对抗日武装直接进行军事讨伐的“治标”，也有动员日伪一切机构采取各种手段断绝抗日军民鱼水联系、孤立瓦解抗联的“治本”。讨伐规模越来越大，计划越来越完善，措施越来越毒辣，抗联活动日渐困难。

在军事上，日伪方面集中兵力首先对三江地区的抗联主力进行大讨伐，同时也对东边道和南满地区继续讨伐，日伪军根据抗联部队难以吃掉日军中队规模以上部队以及攻坚能力极差的战斗力情况，采取了以高度分散的部署来限制抗联活动（与集团部落和武装开拓团相结合），对抗联活动区域实行严密封锁包围，同时以游击战对付游击战，设立许多数百人规模的“特设游击队”来追踪抗联，在秋冬落叶时节对其活动区域进行反复搜缴，尤其注意破坏抗联冬季赖以生存的密营。一旦获知抗联部队行踪，就采取“狗虱战术”，穷追猛打，拖垮抗联，并且肃清一地巩固一地。参与讨伐的日军部队以常驻此区域的独立守备队为主，同时航空兵部队协同配合地面部队，密切监视战场动向。

日伪极力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大力组建伪自卫团、治安队，以割裂群众与抗联的联系，既让人民群众得不到抗联保护，又让抗联失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集团部落的推进也是循序渐进的，先从抗联游击区外围开始建设，逐步向游击区内部发展，一步步挤压抗联的活动空间。据日伪资料，“康德三年（1936）度并户工作有飞跃发展，匪团所依靠的分散房舍，几乎全部消灭”。日伪通过全面实施集团部落，加强了对人民群众的控制，极大地限制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而抗联又没有实力发动诸如八路军百团大战这样的大规模破袭战去打破敌人的封锁，只能一步步陷入被动。与集团部落政策相结合的是严厉的经济控制与经济封锁，对粮食、衣物、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严格管制，集团部落内的群众几乎无法接济抗联，而抗联也很难再通过内部关系来获得补给品，抗联的伤病员也无法到民间隐蔽安置。东北抗日联军的生存越来越困难。此外，日伪方面还加大对于民间武器弹药的搜缴力度，一方面是防止人民群众的武装反抗；另一方面是为了断绝抗联从民间获取武器弹药。根据日伪方面资料统计，到1937年末，搜缴枪支总数已达150余万支，1938年和1939年又分别搜缴221161支和143047支。抗联的武器弹药，特别是弹药的来源有很大比例是来自于民间搜集，再加上这一时期抗联战斗频繁，武器弹药消耗很大，弹药的缺口相当严重。

在政治上，日伪方面利用抗联内部构成极为复杂的这一特点，积极实施政治诱降，以求从内部瓦解抗联。日伪方面改变过去杀降的政策，通过叛徒和内奸去策动抗联中的不坚定分子投降叛变，造成了大批党的建设比较薄弱的、通过统战关系改编的部队的投敌叛变，如第八军军长谢文东、第九军军长李华堂都是这一时期叛变的，而且很多共产党员在抗联斗争进入艰苦卓绝阶段后也丧失气节叛变革命，如2路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师长关书范、1路军1师师长程斌等等。由于对群众实施严密控制，日伪地方机构对于辖区内人员情况了如指掌，抗联离散人员大量被捕，而这些离队人员里面有许多动摇分子，一经捕获旋即叛变。1936年度日伪共捕获这类人员14630人。日伪方面将这些叛变人员编人伪满军和伪警察，与“讨伐队”一起去围剿抗联。这些叛徒熟悉抗联情况，尤其熟知其赖以生存的密营的情况，给抗联造成巨大损失，杨靖宇将军的牺牲就是一群叛徒造成的恶果。抗联对于叛徒深恶痛绝，而且由于叛徒、奸细活动的猖獗，又带来了彼此之间互相怀疑的可怕后果，使得内部关系更加微妙。日伪在政治上同时进行大检举，地下党组织和群众组织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的情报机构，中共哈尔滨市特委、中共大连市委、磐石中心县委、柳河县委等遭到破坏，这使得抗联失掉了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有力支援。

除此之外，日本方面对于伪满政权的控制程度也不断加深。伪满初期，伪军伪警察反正哗变比比皆是。日军对于伪满军很不信任，所以不斷对其进行“整肃”和“改造”。这一时期，日本已经能够将绝大部分伪满军警有效控制，抗联对伪满军警的敌工工作愈加难以开展。同样的，伪政权内部的工作也越来越不好展开。其原因一方面是日本方面的严密监视与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那一时期日本侵略势头正旺，关内大片国土沦陷，人心陷入低潮期。

日本为了永久占领东北，改变居民结构，提供后备兵员，“巩固国防”，同时缓解本国地少人多的人口压力，实行了“百万户移民计划”。大量开拓团来到东北，尤其是北满、三江平原等抗联活动区域，这些武装移民既巩固了日伪据点，又挤压了抗联的活动空间，而且也使这些过去日伪统治薄弱区变成了统治强固区域。而关东军为加强对苏作战准备，在“苏满”、“满蒙”国境地带逐步囤积重兵，并且同时以修筑17座永备要塞为核心进行大规模战场建设，大量修筑交通设施、通讯设施、兵营据点、仓库等，而这些区域又是抗联主要活动区域，这些“点”与“线”分割了抗联活动的“面”，抗联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实践证明，日伪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举措还是相对有效的，使得东北抗日联军陷入了恶性循环，根据地大都遭到破坏，抗日群众基础几乎丧失殆尽，部队损失越来越大，补充越来越难以获得，斗争越来越困难，到1941年进入极端艰难困苦阶段。

以上五大重要原因是不利于抗联开展游击战争的客观因素。抗联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不断克服困难，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着殊死战斗，这种百折不挠、一息尚存战斗不息的宁死不屈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