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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协调发展观研究*

2017-07-25

观察与思考 2017年6期
关键词:发展

杨 小 军 王 康

习近平协调发展观研究*

杨 小 军 王 康

协调发展既是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脉相承的发展方法论。习近平协调发展观是应对新常态下发展中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是植根于中国发展实践治国理政的经验概括与理论提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协调发展观具有动态平衡性、兼收并蓄包容性、鲜明人本性的特征。

协调发展 习近平 包容性 人本性

作者杨小军,男,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王康,女,湘潭大学哲学系(湘潭 4111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致力于调结构、补短板、促增长,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出了独具特色、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协调发展观。正确认识和把准提出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价值旨趣,对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协调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入手,致力于弥补发展短板,习近平协调发展观是对当前世界大的发展格局和中国改革发展的进程的准确把握和战略定位,是应对新常态下发展中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需要。

第一,协调发展是针对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而提出来的。协调发展因应发展失衡和不可持续而生,是发展实际倒逼而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一直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然而,在保持了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主要问题有:一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了经济上的“中国奇迹”。但是,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产生的结构性矛盾制约未来发展的后劲,面对这种局面,通过调整结构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长期的二元体制,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区域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协调、居民收入发展差距加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人口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生态问题日益严峻。长期以来在“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下,水土流失与土地荒漠化严重;森林和草地破坏不断扩大;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日益严重。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导致了人与自然矛盾越来越紧张。四是社会发展短板相对突出。中国经济增长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事实,相比之下,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建设却没有能够获得同步的发展,社会建设处在相对滞后的状态之中,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瓶颈。这主要表现为民生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节、社会事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节、社会结构同经济结构之间的不协调等方面。为解决好上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真正实现发展观念转变,探索发展新思路,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补齐短板上下功夫,从而形成有利于解决发展问题的总体之势。

第二,协调发展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需要。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特别是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以后,各种关系日趋复杂,各种矛盾日显突出。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当前发展形势作出的总体判断是:一方面是我国发展面临重大战略机遇,另一方面同时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结果是处理得好的话,可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在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后,由于经济社会的畸形发展,出现失业人口增多、生态环境恶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拉美陷阱”。在新常态下,如果我们对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不妥善处理,就有可能导致问题激化。历史证明,协调发展是吸取世界发展经验教训,避免落入发展中最棘手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之举。树立协调发展理念,有利于我们积极参与国际高端竞争和全球经济治理,实现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为在国内国际统筹中赢得发展主动权、占据发展制高点和维护发展战略机遇期提供有利保障。①施芝鸿:《既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又有思想亮点、思想红线和鲜明的逻辑——引领中国发展全局的五大发展理念》,《理论导报》,2015年第11期。

二、习近平协调发展观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协调发展观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治理智慧反思的结晶,是对新中国几届领导的协调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发展方法论。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比作有机体,揭示了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整体性特征及其矛盾运动。马克思反对把社会看作是单个人的简单相加,主张把社会看作是个人相互联系的总和,是由个人组成的有机整体。之后,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10页。由此可见,马克思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诸要素组成的整体系统,它遵循应的规律而发展,具有诸多子系统与一定的结构和功能。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阐明了各种社会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适应与相互作用的协调关系,为我们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毛泽东非常重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发展,“两条腿走路”的思想方针和原则就是协调方法论的生动体现。长期以来,苏联实行的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其结果造成了轻工业和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经济社会畸形发展,人民生活困难。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处理涉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核心就是要统筹协调,综合平衡。比如,在论述沿海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为了实现两者的均衡协调,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很好地利用沿海工业的基础;在论述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一方面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要以重工业为中心,另一方面在发展重工业发展同时又必须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后来这一观点发展为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思想;在论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出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此外,《论十大关系》在论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是非关系时都贯穿了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方法。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邓小平把毛泽东“两条腿走路”思想发展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法论原则,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必须综合平衡,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单打一。邓小平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250页。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如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等。此外,邓小平的公平与效率兼顾、“两个大局”、“三步走”战略等都体现了邓小平全面统筹协调的思想。

为统筹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相互协调发展,江泽民提出了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十二大关系”。“十二大关系”注重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强调要辩证把握矛盾各个方面的内在联系,着力促使矛盾双方内在功能、特点的有机结合,注重提高总揽全局与统筹协调的能力。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强调“三个文明”一起抓,统筹 “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对外开放等都是协调发展方法论的具体体现与应用。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我国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概括提升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统筹协调思想,形成了“全面、协调、可持续、以人为本的”的科学发展观,并明确提出了着力于解决发展不协调问题的“五个统筹”理论。“五个统筹”拓展了统筹协调发展的范围和覆盖面,认为统筹协调是全方位的、全过程的,要求把统筹协调拓展到到“五位一体”发展全过程,拓展到 “四个文明”协调发展全过程,拓展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 “五个统筹”着力于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相互协作,相互推动,从而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相宜和效率兼顾的社会发展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基本国情,致力于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性问题,提出了“开放、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把协调发展放在我国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认为协调是下好“十三五”这盘棋的关键所在,是补齐短板、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所在。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发展上就是体现为统筹规划协调上,“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①《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人民日报》2013年2月9日。。“十个指头弹钢琴”讲的就是统筹兼顾,综合协调问题。习近平协调发展观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找到了“五位一体”的相互促进、统筹协调的联动点,理清了“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以城乡一体、区域协同、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为着力点,注重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补齐短板中增强力量,注重国家硬实力和国家软实力的不断提升,不断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整体性。可以说,对统筹协调方法的高度重视,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一大特色,更加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达到了可贵的理性自觉和实践自觉。

三、习近平协调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协调发展观是唯物辩证法的体现与应用,鲜明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特色,具有动态平衡性、兼收并蓄包容性、鲜明的人本性等特征。

(一)动态平衡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总是从不平衡走向平衡,然后,又走向不平衡,再走向平衡,这样循环往复地促使事物向前发展。协调发展理念是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不平衡的存在是平衡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协调发展就是包含不平衡在内的平衡,我们不能把协调直接等同于平衡;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借口不平衡的绝对性而否认相对平衡,进而否认协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协调发展就是追求发展的动态平衡,就是要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在不平衡中保持平衡,在平衡中掌控不平衡,致力于实现进取中的有度、多元中的一致、“纷乱”中的有序,构建相互适应、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协调联动的发展格局和良性运行状态。从系统平衡性与不平衡原理出发,习近平协调发展观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寻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相互适应、相互协作、相互推动;着力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联动;寻求社会的整体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是各个社会层次、各种社会因素和关系有机联系而又相互制约的有机体,各要素之间只有保持协调耦合,才能够维持系统的和谐统一和良性互动,从而达到一种有序的和谐稳定结构。这就告诉我们,要实现系统的均衡发展,致力于补系统内的短板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关节点。短板既是薄弱环节和掣肘因素,又是潜力和发展空间所在。补短板,往往能够打通新的发展路径,形成推动发展的新动力,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分析判断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所在,认为短板主要存在于民生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尤其是7000万人的贫困人口脱贫没有解决,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这些是最突出的短板。因此,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文章,往往就能抓住问题的关键,牵住解决问题的“牛鼻子”。 当前尤其要在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四个重点”上发力,把这几个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摆正理顺好,就能使单项发展的动能聚合成整体发展的势能,开创相互促进、相互适应、协同推进的良好发展局面。

(二)兼收并蓄包容性

习近平协调发展观内涵极其丰富,展现了兼收并蓄包容多样的特点。一是从协调的内容来看,“协调”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协调发展不仅包括原来我们认识的城乡协调、区域协调、人与自然协调、经济社会协调等,习近平同志还与时俱进地拓展了协调的范围和覆盖面,重点论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深度融合、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领域。而在每个协调领域,结合时代特点和实践,习近平同志对协调发展都有创新性的论述和表达,提出了有创建性的新观点、新论断。具体来说,在城乡协调上,提出要在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下,统筹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当前尤其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区域协调上,提出要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并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江经济带等区域战略构想。这些构想点线面相结合,国内外相联动,海陆空相兼顾,旨在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实现区域经济按照市场规律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上,提出实现中国梦既要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要实现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向前推进;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深度融合发展上,提出要推进基础建设和重要领域军民深度融合,使两者协调发展、兼容发展、融合发展,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二是从协调发展理念在“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来看,协调发展理念既是“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又渗透在其他理念之中,协调发展理念与创新、开放、绿色、共享理念相互包容,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机统一。具体来说:创新解决的是发展的动力问题,是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重大举措,“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既要强化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和各类创新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强化企业引领创新的主导地位,同时又离不开政府在人才、金融、科研管理等方面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和引导,只有两者协调配合好,才能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良性发展。绿色发展理念论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问题。如何实现两者协调?这就是既要促进经济发展,也要推动环境保护,做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开放是实现有序的前提和条件,主要解决的是社会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开放是在协调中的开放,没有协调,也就无法真正做到开放。坚持开放理念就是既要充分运用我国资源、市场、制度等优势,又要重视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推动形成互利共赢、国内与国际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共享是协调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协调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实现共享发展,必然内在要求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相互协调,必然内在要求五位一体的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必然内在要求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协调兼顾,必然内在要求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统筹联动。在这个意义上说,共享是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社会的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就成为一句空话。

(三)鲜明的人本性

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协调发展把人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和目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终极价值取向。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史,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协调发展所包含的各种关系,说到底还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的一切都应围绕人、尊重人、理解人、关怀人,本着人的价值和需求来决策、行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协调发展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和中心,以满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协调发展理念,其最终价值取向就是要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三五”规划中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作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等八个方面的部署,这既是关于共享发展的有效制度安排,也是解决民生问题,实现协调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必将能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让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改革、共享改革成果。

责任编辑:孙艳兰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论思想研究”(16ZDB016)、湖南省社会科学评审团项目“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现实意义研究”(XSP17YBZC16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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