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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冬学问题研究综述

2017-07-21王进

陕西教育·高教版 2017年6期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

王进

【摘 要】陕甘宁边区冬学问题是近几年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围绕该问题的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的总体性研究和陕甘宁边区冬学问题的微观视角差异化研究。微观视角从妇女群体、妇女卫生冬学、新文字冬学、冬学中的历史人物、冬学中的政治动员及意识形态教育五个切入口展示了陕甘宁边区冬学问题研究的差异化。研究还从理论构建、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等方面作进一步的深化和提升。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 冬学

基金项目:本文受西安医学院第三批校级重点建设学科(思想政治教育)资助。

引 言

近几年,学界围绕陕甘宁边区冬学问题研究呈现升温趋势。学者们将陕甘宁边区冬学问题的研究均放置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进行探讨和考察。目前学者从不同视角结合大量的史料论证了冬学运动的内容、特点、形式和作用等,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发表论文所参考文献大多来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日报》及1981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本文将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为学者后续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的总体性研究

早在1985年张秦英、刘汉华的《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特点》一文就阐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地开展了社会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文章总结了社会教育的特点即社会教育与抗战、生产相结合,依靠小学进行社会教育,党、军及群众团体都来办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依靠群众自己来办[1]。作为根据地社会教育组织形式中最主要和最普遍的一种学制,冬学同样具备以上的特点。胡现岭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的创建与发展入手,将冬学运动从时间上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从动员学员入学、开展准备工作、制订规章制度、选拔和培训师资力量,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总结冬学的特点和成效[2]。这与王晋林2014年发表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述评》[3]一文达成共识观点。

关于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总体研究状况,学者们的观点可归纳为:一是冬学运动的开展符合抗日战争的国情、边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地情和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低较为愚昧的民情。二是冬学运动坚持了民主教育的思路,普及教育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人民不但可以普遍地享受教育,而且人民的实际生活应该成为教育的中心内容,并且在教育中得到迅速进步[4]。三是冬学的成效显著。具体表现在实施全民抗战教育,普遍提升了边区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抗日民族意识,提高了广大边区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有力配合了边区各项工作的开展。此外,冬学运动对推动妇女解放、普及卫生知识、转变社会封建迷信的风气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冬学运动特点的形成、积极作用的发挥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边区政府针对冬学运动开展中存在的问题不断转变思路,调整政策方针的结果。徐鹏的硕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运动研究》中提出抗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经历了一个最生动、最活跃的实践过程,这也是党根据边区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的实验过程。具体来讲,就是共产党在边区由被动到主动,不适应到适应,并在改造与创造中适时进行调整和修正的摸索过程。从社会教育运动在边区的全面普及阶段到“旧型正规化”阶段再到“民办公助”阶段,党的精英和各级组织者不断选择和调整他们进入乡村社會的方式,同时也不断增进对边区乡村社会及民众的认识和了解[5]。中共政策的调整在冬学的内容、教育对象、宣传动员手段中均有体现。

陕甘宁边区冬学问题的微观视角差异化研究

1.关注冬学运动中特殊群体——妇女

张羿霞的《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中的妇女教育》[6]一文指出妇女加入冬学运动是冬学中的一大特色。妇女的解放从根本上来说是思想文化方面的解放。妇女群体的思想解放,文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更广泛地调动了抗战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提升了边区妇女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也为边区民主政治进步奠定了基础。因此,社会教育成为实现妇女社会角色独立,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手段。妇女冬学既发挥了社会教育的功能,也加速了妇女群体快融入社会治理模式的参与主体。

张雨新更加细化了对妇女冬学问题的研究。他从边区政府动员妇女冬学的手段方法分析,妇女不愿意去冬学的原因除了受封建意识影响束缚之外,还与家庭内部的矛盾牵制,生活生产中遇到实际问题困扰等多方面因素有关。他首次提出了在抗战大环境下,为了调动各阶层共同抗日,在动员妇女冬学活动中,边区政府的政策方针向传统社会习俗作出一些“让步”的观点[7]。

2.妇女卫生冬学

妇婴保健为主要内容的卫生冬学是边区卫生宣传的一大特色[8]。妇女卫生冬学教育宣传方式多样,涉及报刊宣传、庙会宣传、事实宣传、卫生知识展览会等。冬学运动中,以妇女卫生常识教育、妇科疾病知识普及和婴儿幼儿保育知识教育为教学内容的妇女卫生冬学,成为了区别于一般男子冬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妇女冬学运动的一个鲜明特色,因而在教学内容较男子冬学更加广泛,也更加针对教学对象的实际生活[9]。从妇女冬学的作用来看妇女卫生冬学改善了妇女儿童的健康状况,促使农村环境发生改善。

3.新文字冬学

关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冬学的研究问题,学界现有的研究文章数量极少。胡现岭2008年发表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冬学》一文是最早关注研究新文字冬学的文章。文章认为新文字冬学无论在政治教育内容还是形式上均未能得到民众的认可。主要新文字运动的领导人对新文字认识过于乐观,忽视汉字主体地位,采用革命化或大运动的方式,企图以革命热情代替科学研究,往往会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甚至会挫伤广大群众的热情,新文字冬学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10]。对于新文字冬学的成效,杨益哲的论述主要从积极角度予以肯定。他认为新文字冬学促进扫盲工作的开展,提高了民众的政治觉悟,有利于宣传动员群众认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11]。endprint

思考新文字冬学失败的深层次矛盾也是该问题研究的另一个角度。王建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冬学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例》一文指出文字改革原本无可厚非,但颠覆传统,完全照搬西方文明的拉丁化方案,超出文字改革本意,抛弃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汉字,必然解构在民族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共同语言与“道德范式”[12]。

4.冬学中的历史人物

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中涌现出一批积极推动社会教育普及发展的革命教育家,然而学者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较少。拓毅在《徐特立研究》1995年第2期和第4期中分别发表《徐特立与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13]和《徐特立与陕甘宁边区的教材建设》[14]两篇文章介绍徐特立在新文字冬学中实践和贡献。李绵于1980年撰写发表的文章《陕甘宁边区一次很有意义的文字改革试验——怀念吴玉章同志》,回顾吴玉章在1940年—1942年在延安围绕新文字冬学创办报纸、开展试点教学和编写教材的经历[15]。彭红霞2011年撰写《徐特立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文提到了徐特立对新文字的认识。

5.冬学中蕴含的政治动员及意识形态教育

黄正林撰写的《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一文指出冬学的终极目的是要民众对中共政权以及各项政策有最大限度的认可[16]。李祥云、程晓敏研究中认为冬学教育是党对农民进行教育实践的载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乡村社会传播的形态。冬学的政策、形式、内容均有大众化的特点,这是中共坚持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重视思想教育和树立主人翁意识的政治宣传、树立先进典型是中国政治动员的三种主要手段[17],这在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中均有体现。任何成功的政治动员都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而是受众主体主动地认同接纳意识形态教育。

结 语

陕甘宁边区冬学问题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对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冬学的总体性研究及冬学特点作用的研究文章居多,国内学者也都基本形成了共识。二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微观层面的研究表现在冬学中对特定群体、特定教育内容的细化研究,视角独特,深化了对冬学社会作用的理解。三是从政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冬学运动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路径,并反思冬学运动背后渗透的中共政治动员手段和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

虽然已有的研究成果显著,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方面均有新的突破,但还有很多未知领域有待于后期进一步探讨。一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除了历史学和政治学的一般理论方法外,可以充分借鉴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已有的概念、理论、框架,通过跨学科的视角对陕甘宁边区的冬学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升理论构建的深度和广度。二是加强对比研究。例如,将陕甘宁边区冬学与苏北地区、晋察冀边区、太行革命根据地等其他区域的冬学运动情况作对比,考察不同地域环境条件下冬学特点。此外,目前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陕甘宁边区冬学问题尚未有学者涉及,是研究的空白地带。三是关注历史人物的研究。学界没有针对冬学运动中关于林柏渠、辛安宁、习仲勋等领导人物的研究。在后期研究中,可以适当增加對这些历史人物的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共在特殊时期的思想教育宣传理念。四是与冬学相关联的基层组织的研究。例如,青年抗日救国会(青救会)和妇女救国会(妇救会)在冬学运动中的研究,揭示基层组织在冬学运动中如何演变发展日益成熟的规律。

参考文献:

[1][4]张秦英、刘汉华:《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特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2]胡现岭:《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5期。

[3]王晋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述评》,《兰州工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21卷,第5期。

[5]徐鹏:《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运动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6]张羿霞:《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中的妇女教育》,《鸡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13卷,第9期。

[7][9]张雨新:《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的社会教育——以冬学为例》,《农业考古》2016年第1期。

[8]温金童、罗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幼保健》,《医学与社会》2010年第23卷,第10期。

[10]胡现岭:《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冬学》,《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3期。

[11]杨益哲:《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的政治动因和新文字运动的成效》,《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5期。

[12]王建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冬学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例》,《民国研究》2011年第3期。

[13]拓毅:《徐特立与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徐特立研究》1995年第2期。

[14]拓毅:《徐特立与陕甘宁边区的教材建设》,《徐特立研究》1995年第4期。

[15]李绵:《陕甘宁边区一次很有意义的文字改革试验——怀念吴玉章同志》,《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16]彭红霞:《徐特立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9卷,第4期。

[17]关海庭:《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西安医学院思政部 陕西西安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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