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文毅

俞平伯1954年以后的岁月（一）

文|周文毅

荣辱逢同年

1954年，是现代作家、诗人、学者、红学家俞平伯91年生命中的重要年份。在这一年里，他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大起大落：同一年里遭逢了荣耀和屈辱。

所谓荣耀，是他被8月13日至20日在杭州召开的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所谓屈辱，是10月16日，领袖毛泽东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支持“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对他《红楼梦》研究观点提出的批评，并且指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这一年，俞平伯55岁。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受到点名批判的知识分子。

俞平伯遭到点名批判的前一天，据他的表哥兼姐夫许宝蘅日记记载，北京是个秋高气爽、风和日丽的宜人秋日，因此许宝蘅约了当年一起为末代皇帝溥仪做事的陈曾任（字觉先）、陈曾畴（字农先）、徐仁钊（字勉甫）等旧时同僚，结伴游了北海公园并进行野炊。他在当天日记中记道：

10月15日，十九日甲辰九时三刻到北海双虹榭，勉甫已至，少顷农先伉俪、觉先续至。风日晴和，游人无多，颇为静爽。农先携馒头并一素菜，觉先携花卷，即在双虹榭买二菜一汤、春卷，小饮。与农、觉先围棋各一局。（《许宝蘅日记》第五册第1815页，中华书局，2010年）

许宝蘅年长俞平伯25岁，浙江杭州人氏。其父许之琎与俞平伯母亲许之仙均出身杭州城里的望族许家，两人是堂兄妹。由于许之琎离开杭州后在湖北诸地为官，因此儿子许宝蘅生长在武汉。排下来，他是俞平伯的表哥。清光绪朝中，他与俞平伯父亲俞陛云（字阶青）同为翰林院编修，他的第二任夫人去世，便续弦娶了俞陛云与第一任夫人彭见贞所生次女俞玟，即俞平伯同父异母的二姐，这样，他又成为了俞平伯的姐夫。

许宝蘅属清末民初政界人物。他1902年中举，随后入清光绪朝，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军机处章京等职。由于其文字出色，又擅一手漂亮的楷书，因而深受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器重。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作古，所颁帝、后遗诏均出自他的手笔。末代皇帝溥仪登基后，他被委派在清宣统朝内阁承宣厅（即被撤销的军机处）行走。1912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他获任大总统府秘书兼国务院秘书、内务部考绩司司长。1917年，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他被聘为大总统府秘书。1932年初，溥仪在日本人的策划下筹建伪满洲国，同年4月，他应溥仪之召赴长春，先后出任伪满执政府秘书、宫内府总务处长等职，又为“旧主”（许宝蘅语）溥仪服务了13年。由于他曾有在清宫、北洋政府和伪满政府三个时代政权中枢机关充当幕僚的经历，又兼学养深厚、博闻强记，因此，1956年，经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推荐、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聘书，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难能可贵的是，他从24岁起，一天不落地记了62年日记，而且里面不乏宦海秘闻、时政要事、名人酬酢等历史信息。虽历经战乱和文化大革命动乱，其大部分日记还是被家人保存下来。经其女儿许恪儒8年整理之功，一套6册《许宝蘅日记》于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面世。

幼年俞平伯与曾祖父俞樾（中）、父亲俞陛云（右）

也就跟许宝蘅邀集旧友出游隔了一天，10月16日，北京的气候变化了，这在俞平伯北京大学求学时已任该校哲学教授的梁漱溟当天日记中有记载：

早出习拳至白鹤亮翅。阴冷有风。午后访林宰翁，借来历史集刊等件。阅吕秋逸论佛学文。第三剂未服，夜溲仍多至五次。（《梁漱溟日记》上册第1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这一天，俞平伯在干什么，不得而知。因为他曾撰文自述：“平时不作日记，只有外出或有事才写”，所以没有靠得住的资料可供查证他这一天的经历。但从他外孙韦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书中介绍来看，他是在13年后的1967年5月27日《人民日报》首次全文刊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才明白此事有怎样一个背景”，这就可以得知，1954年10月16日这一天，他绝对不知道自己会受到来自最高层的点名批评。

与此同时，李希凡、蓝翎两个年轻人一夜成名。1954年，李希凡26岁，蓝翎才22岁。两人都是共青团员，都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李希凡已经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攻读马列主义专业研究生课程，蓝翎则已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当教员。他们批评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最初发表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随即被当年《文艺报》半月刊第18号转载；另一篇题为《评〈红楼梦研究〉》，发表在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版上。

俞氏五世祖俞廷镳（生卒年不详），号南庄，虽世居农家，却耕读有成，70岁时赴省应试考中举人，因浙江巡抚吉公见其年事已高，劝其让出名额，他便慨然弃功名重回田庄再事躬耕，由此留下一段试场佳话。

俞廷镳的儿子俞鸿渐（1781-1846），字仪伯，号剑花，清嘉庆丙子科举人，曾任知县，后在江苏常州等地开家馆授徒。著有《印雪轩文集》二卷、《诗集》十六卷、《随笔》四卷、《读三国志随笔》一卷。俞鸿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俞林，曾任福建福安知府；小儿子就是俞平伯曾祖父俞樾。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中庚戌科进士，即任翰林院编修，后又转任河南学政。因御史曹登镛劾奏他“试题割裂经文”而被罢官。嗣后，他回浙江德清老家，不久迁居苏州，专心著述。曾在苏州、杭州、上海、湖州等地讲学，有《春在堂全书》等著作五百余卷行世。

俞樾生有两子两女，长子俞绍莱（1842-1881），字廉石，虽未应过科举，但于1876年当过直隶省北运河同知；次子俞祖仁（生卒年不详），字寿山，即俞平伯祖父，其一生平平，且体弱多病，30多岁就去世了。他生有一子一女，儿子俞陛云，就是俞平伯的父亲。

俞陛云（1868-1950），字阶青，号乐静居士，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会试中戊戌科进士，经殿试又以一甲第三名及第探花，成为俞氏家族历代赴科举考取功名最高者。他探花及第后，被授职翰林院编修。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被钦授为四川省副主考，赴川考录人才。到了民国元年（1912），他出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民国三年（1914），他又获聘北京清史馆提调，专门编写清史。他一生著有《小竹里馆吟草》《诗境浅说》《乐静词》《绚华室诗忆》等多部著作。

在这样的身世背景下，俞平伯幼承庭训、家学渊源。他16岁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师从的老师“皆学府先辈，文坛耆英也”（俞平伯语），如周作人、朱希祖、刘师培、黄侃、钱玄同、吴梅、陈独秀、胡适等。在北大，他积极投身于陈独秀、胡适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在白话新诗创作上崭露头角。他还与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一起，创立新文化团体新潮社，并参与创办《新潮》杂志。“五四”学潮爆发时，是为北大学生会新闻组成员的俞平伯，积极参加罢课和上街游说罢市等活动，亲身经历五四运动全过程。他作为中国最早的白话诗人之一，陆续出版新诗集《冬夜》《西还》《忆》等。1921年4月，他受老师胡适和乡友兼同学顾颉刚研究《红楼梦》的影响，开始投入红学研究。1923年4月，他出版第一本红学专著《红楼梦辨》，成为以胡适领衔的 “新红学”派奠基人之一。20世纪20年代，他还在散文创作上成就斐然，先后出版《杂拌儿》《燕知草》等5部散文集。从1920年9月起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他先后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教育部临时大学补习班、北京大学等教育机构执教，其间虽然也有中断，但总体上，他主要从事高校教学工作。

1949年12月，大众诗歌社成立大会合影，前排左起林庚、冯至、萧三、钟敬文、俞平伯、艾青、臧克家、卞之琳、王统照；中排左起沙鸥、邹荻帆、袁水拍、徐迟、吕剑、严辰、力扬、彭燕郊、田间；后排左起马际融（大众书店发行部主任）、马丁、郭镛（大众书店经理）、赵立生、徐放、李景慈（大众书店编辑部主任）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俞平伯满怀喜悦。作为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一员，他与组织内的同仁们频频往访潭政、陶铸等中共代表，积极参加中共组织召开的有关座谈会，听取周扬介绍解放区文艺运动状况。他第一次见到了久闻大名的郭沫若，还与阔别20多年的老朋友茅盾、田汉等重逢叙旧。3月22日，在北京饭店，他被推选为郭沫若任主任，茅盾、周扬任副主任的由37人组成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成员，参与筹备第一次全国文代会。5月4日，他作为五四运动见证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将五四运动和全国解放赞为“两个大时代”。7月1日黄昏，他冒雨去先农坛体育场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集会。回来后，多年不写新诗的他，激动地创作了一首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发表在7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他先后当选全国文联委员、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委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0月2日即开国大典次日，他参加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会议，并当选为14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俞平伯的心情是愉快而积极的。作家陈徒手在《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中，说他见到过俞平伯于1949年6月16日在中共文管会发的《工作人员登记表》上，“对工作意见及希望”一栏填写了这么几句话：“继续学习、努力，为新中国的建设，在政治、文化各方面服务。”

其时，新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提出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计划，他的意图是，新中国建立了，天下太平了，可以静静心心地校勘整理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作品进而普及人民大众了。俞平伯与郑振铎也算是老朋友了，1921年，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稍后，正是他介绍俞平伯加入该会的。

1949年11月27日，郑振铎主持召开了有关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问题的座谈会。俞平伯很高兴地与林庚、钟敬文、黄药眠、魏建功、浦江清、赵万里等古典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座谈。

1950年7月，文化部艺术局正式实施系统整理出版从汉乐府到明清俗文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作品的工程，俞平伯与郑振铎、魏建功、浦江清、钱锺书等专家学者应邀参与其中。俞平伯主动承担了校勘整理清代小说《红楼梦》的任务。

他之所以主动承担这项任务，除了他想为新社会作点贡献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自从1921年从事红学研究以来，一直想校勘整理出一本最接近曹雪芹原创面貌的《红楼梦》八十回本。

1958年，“俞校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俞平伯在序言中说过上述原因：“怎样整理《红楼梦》？为什么要整理八十回本系统的《红楼梦》？《红楼梦》过去很凌乱吗？这一点首先需要说明。原来程、高的百二十回有两种工作：（一）补完后四十回。（二）连着前书把八十回整理了一遍。程、高既把前八十回给修改了，这样一来，表面上比较完整，然而就保存曹著本来面目一方面来说，就成了缺点了。用八十回本正式流通，在清代可以说没有，直到1911年左右才出现了有正书局石印戚序本，它又不是根据原本影印，只抄写了后重印，自不免抄错妄改，原本听说后来被烧了。以后虽陆续发见三个脂砚斋评本，也都出于过录，而且是残缺讹乱的。一言蔽之，曹雪芹所著八十回从作者身后直到今天，始终没有经过好好的整理。”

除了上述原因外，俞平伯其实还想破程伟元、高鹗联手设下的一个“谜局”：原来，程伟元在“程甲本”《〈红楼梦〉序》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的《红楼梦》，“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仅八十卷，殊非全本”，于是他“爰为竭力搜罗”，“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他还制造一段“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的巧遇，“乃同友人（指高鹗）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版，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以“萃文书屋”的名义，出资印刷了这部主要由高鹗续写后四十回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于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第一部活字印刷本问世，这就是红学界所称的“程甲本”。第二年（1792），萃文书屋又印行另一部《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除了版式、插图与前者一样，不同的是多出了2万多字，于是被红学界称为“程乙本”。《红楼梦》问世两个多世纪，程甲本、程乙本就流传了一个多世纪，影响十分巨大。

另外，到了清末民初，世间流传的《红楼梦》手抄、木刻、石印版本竟达16种之多，而且都声称是曹雪芹的原创版本。

既为破“谜局”，又为廓清版本迷雾，因此，20世纪20年代，甫一涉足红学研究的俞平伯当时就有过搜集各种版本，校订一部最接近曹雪芹原创面貌的《红楼梦》八十回本，并将它和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本一道出版印行，既向广大读者普及这部海内奇书，又供专业研究者考量红学的心愿。由此说来，无论是1949年11月的“郑振铎计划”也好，还是1950年7月的文化部艺术局邀约，都正好契合了他的夙愿。

于是乎，从1952年起，俞平伯就正式着手进行《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校勘整理工作。儿子俞润民、媳妇陈煦在合著的《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一书中介绍，父亲校勘整理八十回本《红楼梦》，用的底本是1911年有正书局石印的戚序本，再依据其他各个版本来改字，他“先依版本排列先后，然后又拟定了三个标准：一是择善；二是从同；三是存真。最后还写出一本校字记，说明他是从哪些版本校订的，以便研究者参考。”

1953年2月22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俞平伯从北大中国文学系调到该所古典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都十分支持他校勘整理《红楼梦》八十回本的工作，不仅将所里新分配来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王佩璋派去做他助手，郑振铎甚至还不吝己珍，将自己收藏的乾隆甲辰梦觉主人序本《红楼梦》，借给他参考。

俞平伯一心跟随共产党、相信人民政府的心迹，还可从其捐赠苏州祖居曲园见诸一斑。曲园是其曾祖父俞樾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建成，其坐落于苏州观前街对面的马医科巷内，曾是俞氏家族四代人安身立命之所。园子占地5亩，房屋30余楹，里面亭馆精巧、花木扶疏，鱼池清浅。厅堂多是曲园一大特色，特别是其中还有清代名臣曾国藩和彭玉麟题匾的春在堂和乐知堂。在私苑名园密布的姑苏，曲园因其人文底蕴深厚而名声远播。然而，纵然是这样一座被周作人《苏州的回忆》一文里赞为“这样好的老屋”的园林，1952年，俞平伯还是以俞家唯一继承人的身份亲赴苏州办理捐赠手续，慨然捐献给苏州市人民政府。从那一年起，俞家保有78年的私产曲园，就归公有，至今产权未曾变更。

然而，思想上和行动上如此积极进步的俞平伯，一定不会想到，自己怎么就会突然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被点名批判的知识分子。

原来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是他红学研究诸多成果中的一本书和一篇文章。这本书就是《红楼梦研究》，这篇文章就是《红楼梦简论》。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是1952年9月上海棠棣书店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书系之一。李希凡、蓝翎在《谁引导我们到战斗的路上》一文中曾指责俞平伯：“他三十年前的意见，又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出现了。”《红楼梦研究》一书，是俞平伯以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为基础，经过大量修改和增补许多新发现而成书的，所以，要说这本书就是“他三十年前的意见”，未免言过其实。

说起来也有意思，俞平伯出版《红楼梦研究》一书，竟然是因为当时他需治父丧正好阮囊羞涩，求助友人文怀沙而引起的。1999年，年届九秩的文怀沙先生对作家陈徒手回忆起此事还是唏嘘不已：

大约是1951年，有一天俞平伯因父亲去世等原因找我借钱，我答应帮助他从上海棠棣书店预支稿费旧币二百万元（新币二百元）。开棠棣书店的徐氏兄弟是鲁迅的同乡，书店的名字还是鲁迅改的。他们请我主编一套古典文学丛刊，我就同俞平伯商量：把二十七年前出的《红楼梦辨》再加新作，再出一次怎么样？俞平伯在旧作的黄纸上用红墨水删改，用浆糊、剪刀贴贴剪剪，弄成一本十三万字的书稿。徐氏兄弟是自负盈亏，担心《红楼梦辨》当年只印五百本，现在能否畅销。没想到销路很好，印了六版。据说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读后，还把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找来，后来便把俞平伯补为全国人大代表。（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第10-1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俞平伯接受文怀沙约稿后，将旧著《红楼梦辨》三卷，有的全删，有的略改，合并为上、中两卷；下卷基本上都是增补的新文章，其中除了一篇是1948年发表而外，其余均为1950年以来他发表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的红学新作，该书分为三卷，共收文章16篇，他还起了一个新书名《红楼梦研究》，交文怀沙编辑出版。

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序言中提到为什么要重新修改旧著成新著出版：“因出版不久，我就发觉了若干的错误，假如让它再版三版下去，岂非谬种流传，如何是好。”“错误当然要改正，但改正又谈何容易。我抱这个心愿已二十多年了。”“现在好了，光景变得很乐观。我得到友人文怀沙先生热情的鼓励。近来又借得脂砚斋庚辰评本《石头记》。棠棣主人也同意我把这书修正后重新付刊。”因得偿夙愿，修订旧著为新书，俞平伯对文怀沙心存感激，于是便请他（署名王耳）为该书作了跋语。

1953年，《红楼梦研究》一书由上海长风书店发行。当年5月出版的《文艺报》第9期发文给予好评，并向读者作了推荐。正如文怀沙回忆所言，此书“没想到销路很好”，到11月，已经印刷了6次，印数达25000册。

再说俞平伯《〈红楼梦〉简论》一文出炉的情况。

1953年，香港《大公报》驻北京记者潘际坰因俞平伯30年前就有“新红学”派奠基人之一的名声，又因其刚刚出版《红楼梦研究》风头正健，便约他写一些红学随笔文章。其时，俞平伯正好在校勘整理《红楼梦》八十回本，不时产生一些研究心得，于是他便应约于1954年1月至4月，在香港《大公报》“新野”副刊以《读〈红楼梦〉随笔》为总篇名，连续发表37篇文章共计10余万字。其中，绝大部分还被上海《新民晚报》转载。

1954年初，《人民中国》编辑部也来约俞平伯写红学文章。他就将《读〈红楼梦〉随笔》前4篇有关谈《红楼梦》一书传统性、独创性和著书情况的内容集中连贯成一篇论文，加上标题《〈红楼梦〉简论》交付。没想到后来《人民中国》没有刊登出来，却辗转到北京《新建设》杂志当年3月号发表了。

俞平伯《〈红楼梦〉简论》一文发表后，被在北京师大工农速成中学教师休息室翻看书报杂志的蓝翎看到，“我一口气便把此长文读完”（蓝翎语）。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他见到老同学李希凡。李声称也看过俞平伯此文，但“不同意其中的论点”（蓝翎语），于是两人便开始合作第一篇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观点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俞平伯捐赠苏州市政府的祖居曲园今貌

然而，是不是如文怀沙所回忆的，俞平伯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是毛泽东授意，没有确切资料佐证。不过，毛泽东“读”过他早年的《红楼梦辨》，倒是给文怀沙说对了。据曾给毛泽东管理图书和报刊的徐中远在《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一书中称：“笔者知道在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图书中”，“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划，不少地方，除批注、划道道外，还划上了问号”。

客观地说，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两篇文章，初衷是想展开学术争鸣的。时隔40年后，蓝翎在《四十年间半部书》一文中回忆道：“我和李希凡合写前两篇文章的初衷，本来只是为了表明和俞平伯先生不同的学术见解，并无别的意图。但却因此而被卷入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龙卷风，文章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称赞，使年轻的作者出了名，走向了文坛。”蓝翎还说，先是自己一举改变了当年大学毕业分配不符理想的工作，由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一手安排，从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教员岗位，调入该报文艺组工作，实现了想当编辑、作家的理想。再是李希凡，“1954年底，突然被宣布为第二届全国政协的委员，属于团中央系统的代表”，“紧接着，他又作为报社（李希凡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笔者注）两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

与李、蓝的命运相反，针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事件逐步升级了。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这是中央党报第一次公开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并严肃地将这一批判定性“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

“钟洛”是当时《人民日报》文艺组副组长袁鹰经常使用的笔名。半个世纪后，他撰文回忆了当时写上述文章的一些情况：

我赶出初稿,向林淡秋交卷,他又细心改了一遍,交总编辑邓拓审定通过,决定在10月23日见报,作为《人民日报》对这场批判运动第一篇“表态性”文章,报社几位领导人也稍稍松了一口气。见报前,为了做个合适的题目，邓拓、林淡秋和值夜班的总编室主任李庄商量了很长时间，想了好几个题目，我坐在一旁,看着他们三位反复推敲。直到深夜,才决定仿照三年前批判电影《武训传》时用的社论题目《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用《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署了我在报社用的名字。我轻声说:“邓拓同志,这种文章署个人名字不合适吧?”他挥挥手,微笑说:“可以,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午夜,我从王府井报社大楼走回东四十条宿舍，虽然很疲乏，心里却有点轻松，总算稀里糊涂地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同时，隐隐约约似乎有点明白:党报文艺部门的任务和我自己作为党报一名编辑的工作，大约就该这么做。（袁鹰：《迷茫烟雨入红楼》，《传记文学》2006年第10期）

蓝翎在《四十年间半部书》一文中还回忆道，为了配合中国作家协会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讨论会的召开，《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安排钟洛文章发出后次日，即10月24日，再发出他和李希凡合作的《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一文。这是他们两人合作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第三篇文章。

也就在10月24日这一天，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会议是周扬授意召开的，他以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身份出席会议。俞平伯所在单位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主持会议。应邀前来出席的有茅盾、冯雪峰、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吴组缃、冯至、舒芜、钟敬文、王昆仑、老舍、吴恩裕、黄药眠、聂绀弩、启功、范宁、杨晦、浦江清、陈翔鹤、林淡秋、袁水拍、袁鹰、王佩璋等学者、作家和报社编辑、记者共69人。三个当事人俞平伯和李希凡、蓝翎，自然也被邀请到会。这是当月下旬以来首都一些报刊发表文章对俞平伯进行集中批判后，他首次出来听取来自“组织上”的批评。

有意思的是，对立阵营的三个当事人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面。当时是周扬领着26岁的李希凡和22岁的蓝翎走到俞平伯面前，介绍给他认识的，互相之间有没有握手，没有资料提及，蓝翎在《四十年间半部书》一文中，对俞平伯参加这次会议的神态有过一段回忆：“据我的感受，会议的气氛并不紧张，不少人说起《红楼梦》，谈笑风生。唯有俞平伯先生稳坐沙发，显得有些不自然。”

会上，俞平伯作为当事人或者说是“帮助对象”，自然免不了要自我检讨一番，他在主持人郑振铎一说完开场白之后，就发了言。他介绍了《红楼梦研究》一书和《〈红楼梦〉简论》一文的写作情况，检查了自己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局限，表示愿意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并说一定会虚心听取大家意见。他承认自己研究《红楼梦》是“从兴趣出发的，没有针对红楼梦的政治性、思想性，用历史唯物论观点来研究，只注意些零碎的问题”。他还坦然地表示：“我自己承认思想上有很多毛病，为真理的斗争性不强，但却是倾向于要往前进的。今年春夏天，我还在各处作了几次关于《红楼梦》的讲演，这都可以说明我最近的思想状况。”俞平伯在发言中，竭力回避批判胡适，只谈自己“思想上有很多毛病”，请大家对他的这些“毛病”提出批评。

会上发言的，有吴组缃、冯至、舒芜、钟敬文、王昆仑、老舍、吴恩裕、黄药眠、聂绀弩、启功、杨晦、浦江清、范宁、何其芳、王佩璋、蓝翎等20多位学者、作家，其中，不乏俞平伯的熟人和同事。当时，由于知道俞平伯为什么受批判的具体背景的人并不多，所以大伙儿并没有对他大张挞伐，火药味也不浓，不少人在发言中还称“平伯先生”怎么怎么的，只是会议的基调还是朝批判俞平伯和胡适方向一边倒的。

这次会议开了一整天，除去中午吃饭休息两个小时外，一共开了7个多小时。会议最后是周扬作了总结。他运筹帷幄，讲话高屋建瓴，仍以人们一贯见识的学者式领导人做派不慌不忙地讲着。讲话的中心意思，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精神。

11月5日，林默涵（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在一个内部会上明确阐述了为什么要发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动机。他说：

胡适是资产阶级中唯一比较大的学者，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可怜，没有多少学者，他是最有影响的。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地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

如果不找一个具体的对象，只是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有这种倾向、那种倾向，这样排列起来大家也不注意。现在具体提出《红楼梦》的研究来，斗争就可以展开了。（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第1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于是，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很快就形成巨大浪潮并从北京席卷全国。

从1954年10月24日到当年底，中央到地方，相继召开关于《红楼梦》问题的各种座谈会、讨论会达130多次。这是据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编辑的《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所附全国文化学术界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日志载明的数字。

从1954年10月至1955年12月一年零两个月时间里，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文章更是连篇累牍。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资料室顾平旦主编的《〈红楼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披露：“期刊部分，1954年10—12月间，发表的论文119篇；1955年1—12月间，发表的论文103篇；报纸部分，1954年1—12月间，发表的论文149篇，1955年1—12月间，发表的论文91篇，合计462篇”。

然而，由于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落款下写了一句附言：“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所以，当时俞平伯确实是只遭猛烈批判，而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以及工作、薪水、待遇却都还保留，没有减少。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