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尧深

——沈西蒙的创作与战斗生活

文｜杨尧深

2006年4月28日下午，我去医院看望沈西蒙，他已经驾鹤西去了。刹时间，我手里拎的西瓜和眼泪几乎同时落下。如今，他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我还深深地怀念着他。

沈西蒙，曾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部长，一生从事文艺工作。“文革”后，他被调到总政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又被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他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由他执笔参与创作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和电影《南征北战》。部队的同志们热爱他，不论熟悉他的，还是不熟悉他的，都亲切地称呼他“西蒙部长”。

我和沈西蒙初识于20世纪70年代初。1972年，我被调到解放军报驻军区记者组担任组长，曾和他所在政治部宣传部的同一个学习小组，一起谈形势、谈学习、讨论问题。这时，我才了解到，他刚刚从部队农场回到军区机关。

走进周总理家里做客陪在毛主席身旁看戏

我第一次正式采访沈西蒙是以上海滩杂志社特约记者的身份。他见到我，依然是老样子，老远就喊：“哎哟，我们的老同学来了！”其实，他这时的地位和职务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仅担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后来还兼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员，正军级待遇。

我们坐下来交谈，还是从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谈起。

1962年年初，由沈西蒙执笔并参与创作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以下简称《霓》），首先在上海演出。这是以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文艺作品。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之后，还没有人敢于创作这样的文艺作品。演出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甚至有人说《霓》剧中的战士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输血，鼓吹的是“阶级调和”。

文艺作品怎样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重大课题。周恩来总理得知沈西蒙创作了剧本，立刻派秘书去了解。不久，华东话剧汇演在上海举行。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中，亲自观摩了这次话剧汇演，还召开了剧作家座谈会，特别邀请沈西蒙参加。由此，周总理和沈西蒙相识，并了解了沈西蒙创作《霓》剧的经过。那时，毛主席要求部队机关干部下连队当兵。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点了沈西蒙的名，要沈西蒙和他一起去舟山部队。两个月的军营生活结束，路过上海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在远东饭店宴请许世友司令员。王必成中将是一名战将，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兵害怕他，称他是“王老虎”。他是个从来不套近乎的将军，竟然端起酒杯，走到沈西蒙面前，向沈西蒙敬酒，说：“沈西蒙同志，你路过上海，要留下马路钱，为我们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写一个戏。”这时，一桌子人的眼睛都看着沈西蒙，经过许司令员同意，沈西蒙就又到好八连当了两个月的兵。他虽然出生在上海，可是要写出好八连“拒腐蚀，永不沾”的纪律精神，是十分不容易的。

当天晚上，周总理约沈西蒙陪他去苏州，一起坐上专列。火车在铁轨上“咯噔咯噔”有节奏地行进着，车厢里春意融融，大家谈笑风生，俨然一派研究戏剧的热闹情景。他们不仅谈剧本的内容，还谈到苏州是个搞创作的好环境。周总理的关怀给了沈西蒙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改，北京发出通知，要沈西蒙和前线话剧团一起去北京排演。周总理不仅和陈毅同志一同观看排演，期间还对编剧、导演和演员们逐一指导。

一天，周总理邀请毛主席来观看话剧《霓》，这是对沈西蒙的极大鼓励，他被安排坐在毛主席身旁。演出一开始，毛主席就进入了戏境，看得特别认真、特别专心致志。其中有一个情节，一个新战士思想问题没解决，要离开连队，毛主席立刻就喊出来：“不能够就这样让他走了。”沈西蒙马上对主席解释：“不会，后来新战士思想问题解决了，就主动回来了。”毛主席说：“好。”观看结束后，毛主席高兴地对沈西蒙说：“这个戏很好，演得也很好。话剧是有生命力的。”他当场就给《霓》剧以肯定，还走上舞台与沈西蒙和演员们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这天晚上，还有另外一位领导也在关心着沈西蒙和话剧《霓》的上演。这位领导没有休息，直到戏演出完毕，还坐在食堂里等沈西蒙回来。他就是当时的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罗瑞卿一直关心着《南京路上好八连》和话剧《霓》。在这之前，他冒着酷暑赶到上海，看望好八连干部战士，指导连队政治思想建设，要求连队继续高举艰苦奋斗的旗帜。当听到一个战士名子叫“沈金贵”时，他说：“这个名字好，我们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精神，要贵于金子，比金子还要贵。我们连队一定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拒腐蚀，永不沾。”当他听到毛主席对《霓》剧给予肯定，又高兴地对沈西蒙说：“这个戏最成功之处，是正确处理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它分寸掌握得好，不偏不倚地正确掌握了敌我矛盾与人民矛盾的界限，我听到毛主席这样的评价，非常高兴。”

演出的第二天，周总理在家里请演员们吃便饭。主要演员和导演、编剧都到了，济济一堂，好不热闹。周总理进进出出，一会儿和沈西蒙交谈，一会儿和导演交谈，一会儿和主要演员交谈，祝贺《霓》剧演出成功，忙个不停。吃饭时，邓颖超站起来说：“今天总理请客，请大家吃便饭，菜都是普通的菜，是我和总理种的，不收大家的钱。粮票是定量的，我和总理没有那么多的粮票，你们按规定都得交出来。”虽然只有几句话，可周总理和邓大姐这种以身作则的模范行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3年4月2日，周恩来和邓颖超请《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部分同志到家中做客，并与陈毅、张茜、萧华、夏衍等同志一起合影

陈老总帮他谋划电影剧本关键危险时刻挽住他向前

沈西蒙家的客厅里，一直挂着一副对联：“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是陈毅的诗句，由上海一位名人写的，沈西蒙很珍惜它。表面上看，沈西蒙是一位平和、儒气的文化人，实际上他很坚强、刚正不阿，能够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他都经得起考验，吃过不少苦，受过不少罪，从来都不随便对人说。就是在谈创作时，也是谈别人怎么帮助他，以及如何为他提供创作素材。

1950年冬，沈西蒙创作了四幕话剧《战线》，在南京最大的大华电影院排演。这是他根据自己掌握的素材和对生活的体会创作的四幕话剧，内容是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战场上的英勇形象。几次排演之后，话剧团专门请陈毅来看彩排。他看得很认真，直到演出结束，才醒过神来。他对话剧给予称赞，还对沈西蒙说，这个戏好。当时，沈西蒙正担任华东军区解放军文艺剧院院长，他手下的一位创作人员顾宝璋要求把四幕话剧《战线》改编成电影。第一稿写出来后，送给陈毅过目，陈毅看过后马上通知沈西蒙和沈默君、顾宝璋到军区党委办公室。谈话没有从电影剧本说起，而是从我军历史说起，即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成长经历。陈毅说，剧本要站得高一点，要充分反映毛主席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正确。他作出指示后，春暖花开的季节，沈默君写成了第二稿。陈毅在玄武湖边，再次接见了他们。他开门见山，对第二稿提出了意见：这个电影要写出毛主席打运动战的思想，不怕家里的坛坛罐罐被敌人打烂，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后退，又大踏步前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最后达到彻底消灭敌人的目的。

陈毅把目光对准了沈西蒙，要他继续修改第三稿。因为四幕话剧《战线》是沈西蒙个人创作的，他应该有这个能力。沈西蒙被说得心里一亮。周总理说过，文艺创作就是多年积累，一点一点所得。沈西蒙根据陈毅的指导，抛开了前两稿，重新写了电影剧本《南征北战》作为第三稿。剧本刚刚脱稿，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得知，马上就叫沈西蒙把剧本送去。陈沂审查过后给予肯定，决定将剧本交给《解放军文艺》杂志首先发表，并把电影剧本交给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映后，非常成功。这是沈西蒙走上电影舞台的第一步。

毛泽东与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全体演职员合影。前排左三为张泽易，左五为萧华，左八为沈西蒙

“每到关键时刻，帮他走得稳稳的。因为有一双大手对他伸来，稳稳地挽着他。这个扶着挽着他的人，就是陈老总。”沈西蒙把陈毅排在领导的第一位，是有道理的。“文革”前夕，上面有文件规定，部队要抽一部分文艺骨干支援地方文艺战线。沈西蒙和夏征农、洪泽一起被上级派到了华东局机关。不久，他们几个就在上海市委机关成立了一个组，成员有夏征农、洪泽、张春桥、沈西蒙，由陈丕显同志直接领导。

回忆这一段历史，沈西蒙至今仍觉惊心动魄。那时，山雨欲来，气候无常。北京正在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和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觉得还不够，要在上海再批判一部电影，并且指名要批判吴强创作的电影《红日》。陈丕显看过《红日》，觉得没有什么大毛病，不愿意也不同意批判。可是江青要批，他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拖着，等待机会。有一天，陈毅到上海来给干部作报告，陈丕显希望陈毅站出来制止批判电影《红日》。在这当中，沈西蒙遇到了尴尬一幕，也受到了深刻教育。对此，沈西蒙曾有如下记述：

那天，上海友谊电影院后台休息室，坐着陈丕显、魏文伯等华东局、上海市一些领导人，和两个宣传部部长夏征农、洪泽、张春桥。陈老总步入休息室，一一握手，喝茶，闲谈。其间，阿丕同志对我示以眼色，而我却迟迟不敢向陈老总提出批《红日》的事。就在我犹豫时，阿丕同志急了，说：“陈老总，沈西蒙他有事要请示你。”老总问：“啥子事？”我只好接口：“要写篇文章，批《红日》。”我尚未说完，老总便发火了，一拍桌子对着我说：“你们吃饱了饭别做这种蠢事。哪一部文艺作品没有缺点的？有缺点就批，唯恐天下不乱吗？我奉劝你们，有本事干这种事，就去写点更好的嘛！我陈毅没时间管这些闲事，对不起，我要去作报告了。”说完拔腿往前台走去，弄得在场的人好尴尬……

下午，我与吴强同去“法国俱乐部”。一进门，就看到老总一手捧着西瓜，一手摇着蒲扇，一见我俩，便大声说：“来得正好，吃瓜吃瓜。”我与吴强分头坐在他的左右吃瓜，他天南地北说了不少见闻，而文艺，他却只字不提。

这一次，我与陈老总的见面，也是我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他制止了“批判电影《红日》”的阴谋，他在暴风雨来到之际，伸出他热乎乎的手，将我与吴强挽住，去迎接即将来临的狂风恶浪。

离上海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战斗中看到了叶挺将军风范

1919年3月，沈西蒙出生在上海南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个邮差，薪水很低，家境贫寒。沈西蒙有兄弟姐妹五人，其中大哥叫沈孟先，是上海市邮政局的低级职员，被父母看成是不安分守己的人。而实际上，他思想先进，到处传播革命道理，对沈西蒙的影响颇大。1925年5月底的一个傍晚，沈孟先急匆匆地回到家，从包里拿出两件血衣，说是从南京路上捡来的。父亲看了吓得脸色苍白，母亲更是浑身发抖，赶紧把血衣藏了起来。当时，年仅7岁的沈西蒙听到大哥不停地骂着：“外国强盗太坏了，太凶残了，我们有多少工友被他们打伤，还有两位工友死了，牺牲了啊！这个仇恨，我们不能忘记！”后来才了解到，沈孟先原来是中共地下党成员，还是上海市邮政工会的领导成员之一。这次流血事件，就是著名的“五卅惨案”。不久，沈孟先就不见了，两个包打听（便衣警察）闯到家里来捉拿他。正好，那天只有沈西蒙和他母亲在家，便衣警察追着他母亲要人，他母亲回答说：“不知道。”便衣警察恼羞成怒，打了他母亲一个耳光。接着，又问沈西蒙：“小东西，你的大哥去哪里了？”沈西蒙同母亲一样回答道：“不知道。”便衣警察狠狠地踢了年幼的沈西蒙一脚，他母亲赶紧跑过去保护他，也被踢倒在地。接着，便衣警察翻箱倒柜，仍一无所获，更加生气地说：“你们赶紧把沈孟先交出来，否则，没有好日子过。”他们说完就走了，母子俩趁晚上从南市逃到闸北的亲戚家。从这时起，年幼的沈西蒙逐渐懂得了一些事理，他知道大哥沈孟先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对大哥也更加尊敬和亲近了。之后，他在大哥的影响下阅读起进步、书籍，如鲁迅、茅盾、柔石等人的作品。一次，他还在大哥那里看到了巴黎出版的秘密报刊，知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红军的根据地，那里有“朱毛”。由此，沈西蒙心中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火焰点燃了。

沈西蒙读初二时，家庭生活更加困难。这时，上海公交公司招收练习生，报考的有1000多人，却只招收10人。沈西蒙放弃读书，辍学参加报考，结果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在公司里，沈西蒙接触了不少进步工人，开始参加上海工人发起的救亡运动。有一次，他和另外一位工友去法租界贴抗日标语，被安南巡捕抓到法租界巡捕房。那天，是一个法国巡捕和一个中国翻译审讯刚满16岁的沈西蒙，翻译手里拿了一支很粗的钢笔，不时地敲着沈西蒙的头，问：“你是共产党吗？”满脸稚气的沈西蒙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不由惊奇，马上摇摇头回答道：“不是。”法国巡捕审讯了很长时间，却一无所获，看他只是个孩子，最后把他们放了。这次经历使沈西蒙懂得了不少道理，慢慢地成熟起来。不久，他开始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的下层组织——扬帆社的活动。

很快，沈西蒙有了新的想法，他提出离开上海，加入革命部队。这个工人家庭没有一个提出反对。就在1939年的一天，沈西蒙悄悄地奔赴皖南新四军总部。从此，他被留在了军部教导队。

当上新四军战士的沈西蒙，很快就经受了第一次严峻考验。这年冬天，他被调到新四军服务团戏剧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促使他认真地学习和对待一切。一天，叶挺军长突然下达命令：日军有数千人向皖南进犯，对我新四军大举进攻，要求服务团派人到前线参战。团长何士德立即召集沈西蒙等10人，组成了宣传队。部队紧急集合，宣传队马上打起背包，跟部队一起出发。这时，身材魁梧高大的叶挺，已经站在了一匹枣红马跟前。部队一动，叶挺骑马走在前头，沈西蒙他们跟在其后，经过一天崎岖山路的跋涉，当晚就住在泾县城里。叶挺的指挥部设在小城的一处房子里，宣传队被安排在旁边。住下后，叶挺亲自带着沈西蒙他们看地形，把小城跑了一遍，还亲自指点哪里可以贴标语，哪里可以集合部队唱歌，哪里可以搭台演戏。不久，数千日军扑到城外，战斗开始了。一连几天几夜，泾县周围到处是枪炮声，前线不断传来胜利捷报，叶挺还把部队缴获的日本鬼子的食品罐头送给宣传队。在友军配合下，新四军消灭了部分进犯的日军，其余的日军见势不妙，企图突围逃跑，突破口就选择在我军阵地一侧。当天中午，日军从南京调来了30多架飞机，轮番在我军阵地上空轰炸，然而直到傍晚，日军仍然被我军堵住，没能突破我军防线。在激烈战斗中，叶挺不忘关心宣传队，他命令宣传队避到城外去，以免遭到敌人飞机轰炸。宣传队一出城，这些第一次参加战斗的队员们看见炮火连天，一时不知所措。叶挺亲自指挥他们趴在战壕里，躲避敌人的炮弹。

敌机轰炸得最为激烈的时刻，叶挺冒着生命危险，始终在最前线指挥战斗。军部保卫部长（当时称为除奸部长）一时看不见军长，急得在阵地上大喊：“叶军长！叶军长！”然而，由于炮火震天，硝烟弥漫，始终找不到军长。沈西蒙和其他宣传队队员见状不妙，一起投入寻找的行列。突然，在一阵硝烟散去之后，他们看见相踞不远的坟包边，巍然站立着一个高达魁梧的身影。沈西蒙立刻心头一热，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高级将领，处处身先士卒，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将军啊！当时叶挺正拿着照相机拍摄日军俯冲轰炸的镜头。忽然，一串炸弹扔下来，除奸部长飞快地奔上前，抱住叶挺就地一滚，并用身体压着他。谈到这里，沈西蒙用一种称赞的口气说：“这是我在战场上亲眼看到的叶挺军长。在敌机疯狂轰炸的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一个人站在那里指挥战斗，还抽空拍摄日军飞机狂轰乱炸的照片，用这些照片来揭露敌人的穷凶极恶。直到今天，叶军长的英雄形象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敌人发现从我军阵地突围很难，就改变了方向，从国民党的83师阵地上撕开一个口子，仓皇逃去。

战斗接近尾声，在稀稀落落的枪声中，叶挺带着宣传队往城里奔去。此刻，驻地群众向他报告：敌机在轰炸时，驻地教堂有一个外国人给日军飞机用旗子打暗号，指挥敌机轰炸我军阵地目标和我部队驻地。叶挺听了很生气，当他在人群中看到那个被捕的外国奸细时，断然下令：“把他毙了！”

沈西蒙80多岁时，回忆起这些战斗岁月，仍然是记忆犹新。他对我说：“这一年的春天，皖南山区特别安静，景色也特别优美。那天一早，我听说从江南前线来的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到皖南军部开会，早上还要来部队检阅讲话。我们全体人员都武装整齐，肃立以待。陈毅于1938年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和粟裕司令员一起，率领第一、二支队从皖南出发，开到了江南前线，消灭了大量日军，建立了茅山第一批革命根据地，为我新四军东进作战作了表率。这次陈老总从江南前线回皖南军部，是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一起，说服项英率部到江南前线去与日军作战。”

其实陈毅在沈西蒙这一批青年人的心中，是一位传奇人物。那天早上当他们亲眼见到陈毅时，竟然一个个都惊呆了，只见他披着一件从日本鬼子那里缴获来的军大衣，牵着一匹高头大马，是那样潇洒，如一股雄风迎面而来。陈毅和陪同的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绕场与部队官兵握手，打招呼，问长问短，谈笑风生。隆重的部队检阅仪式，就在这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部队顿时欢呼雀跃起来。陈毅踏上一个土坡，向大家热情洋溢地说，钻在皖南山沟里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只有到江南抗日前线去，到大江南北去战斗，新四军才有发展，才能壮大！沈西蒙他们深为陈毅的将军风范所折服。

晚上，云岭陈家大祠堂灯火通明，大家正在欢迎周恩来的到来。周恩来身穿佩戴着中将军衔的国民党革命军将官服装，当时他正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一职。新四军服务团演出了陈白尘的四幕话剧《魔窟》，叶挺、项英、陈毅等陪同观看。沈西蒙参加了演出。其中还有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教授邵维、作家吴强和一些青年文艺工作者，以及从上海、重庆赶来的诗人和作家在其中客串。演出受到周恩来和在场群众的热烈赞扬，掌声、笑声不断，还夹杂着口号声。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上台与每个演员握手，陈毅对大家说：“欢迎你们到江南去唱歌演戏，我陈毅为你们打前站，给你们搭台，打扫场地！那里不仅需要军事政治工作干部，还需要大批的文化人、文艺家！同志们，打起背包跟着我走吧！”果然，不久后，新四军服务团的全体人员在团长朱克清同志的率领下，向江南进发，奔向了大江南北。

毛主席要求文艺反映工农兵沈西蒙的作品都从战斗中来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沈西蒙熟悉、接近的部队将领很多。他说，他的创作得到了这些领导的帮助。其中就有一位后来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陶勇是一位战将，有智有谋，英勇无比，是我军少有的优秀指挥员。他留下了不少传奇的故事，沈西蒙创作的报道剧《盐城之战》《花子街战斗》《红小鬼》等，就是依据真实战斗故事而创作的。陶勇和日军作战多次，屡次打败日军。日军的一位名将一直不服。有一次，陶勇与这位日军将领互递战书，约好在某月某日于花子街较量，战斗打得很激烈，结果是日军王牌军丢盔卸甲，一败涂地。陶勇部队取得大胜，还缴获了日军的一门平射炮，苏中敌后从此有了一支炮兵部队。沈西蒙据此创作了《花子街战斗》，演出后，颇受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沈西蒙跟随华东野战军南征北战，他既是一名战斗员，也是宣传员，战士们在前线作战，他就在碉堡里搞创作。1948年，部队第一次解放开封的围城战斗时，沈西蒙正在陶勇主力师部队体验生活。他不顾头顶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就创作出了歌舞剧《买卖公平》，然后由别人配曲，他们抓紧排练，开封城一解放，该剧就在广场上演出了。剧中写了一个农村小姑娘到城市里卖菜，遇到了解放军战士买菜，她有些害怕。这名战士向她宣传了我军买卖公平的政策，她就把菜卖给了他。这使老百姓了解到，解放军与国民党部队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一个是人民子弟兵，一个是压迫剥削人民的军队。

晚年沈西蒙

沈西蒙还在战斗中熟悉和了解了粟裕将军。粟裕是一位著名战将。抗战后期，他在苏北战场上与日军作战，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法，一举拿下日军驻军方圆百公里内的五个城镇，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毛主席说：“粟裕能指挥四五十万部队作战。”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在苏北战场上，正确运用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与国民党部队连续七次作战，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沈西蒙深深不忘这些高级军事指挥员的事迹，不忘这些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军事指挥天才，他要一个一个把他们的事迹写出来。从《花子街战斗》到《南征北战》，再到《霓》，这都是他深入部队体验战斗生活的结果。

沈西蒙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部队农场劳动了8年。后来，部队领导组织他与一些老同志下南方考察，在深圳、广州等地考察了解新生活。考察结束后，沈西蒙抓紧时间，孜孜不倦地写作，创作了近20万字的长篇小说《山外青山天外天》，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写作手法很独特，反映了60年代末，香港某富豪的阔少牛仔受大陆红卫兵造反的蛊惑而潜逃到大陆参加“文革”，其间目睹经历了人间的种种奇事。在小说中，香港、“文革”中的大陆、改革中的沙湾等光怪陆离的世界次第出现，各种事件、各色人等走马灯般交替旋转，笔触直接透入人的灵魂深处，极其深刻地展示了那个年代里疯狂青年的扭曲心灵。小说手法荒诞，情节离奇，被认为是沈西蒙的又一部力作。

到了20世纪80年代，沈西蒙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他仍然不服老，说自己还是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荣誉团员”。1988年，沈西蒙开始创作话剧《寻人启示——硝烟下的丽人》，该剧深受各界期待。他对我说：“这是我一生最后的剧作了，我要把它搞得更好一些。”可惜，直到最后，他还是没能完成这部作品。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的遗憾了。

沈西蒙一生创作的剧作很多。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沈西蒙剧作选》，这些作品是他精选的，包括1948年于解放开封时创作的广场小歌舞剧《买卖公平》；1943年于淮南龙岗战斗中创作的新闻剧《重庆交响曲》；1950年于南京旧检察院创作的四幕话剧《战线》；1951年于南京与他人合作创作的电影剧本《南征北战》；1953年于南京教练场创作的五幕话剧《杨根思》；1961年于苏州裕社参与创作的多幕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等。沈西蒙一生创作了这么多的作品，可以说，他的作品都是通过深入战斗生活创作出来的。毛主席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反映生活，他确确实实做到了。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