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保秀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81）

三晋人文

清代太原的公益性教育事业
——义学

牛保秀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81）

清代是太原义学的发展时期，这种为贫寒子弟提供免费教育的蒙学有其独特的运作管理模式。作为清代太原多种办学形式之一，在经商之风盛行、教育衰败的太原，义学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官府的倡导下，义学的兴建推动了地方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尤其对地方风俗教化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并逐渐在社会下层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清代；太原；义学

清代太原府为山西行省省会，府治阳曲县，清初沿袭明旧置，领5州20县，即岢岚、平定、代州、忻州、保德等5州及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县、徐沟、清源、交城、文水、岚县、兴县、乐平、寿阳、盂县、五台、繁峙、崞县、定襄、静乐、河曲等20县。清代太原府的行政区划多有变动。顺治元年（1644），太原府治在阳曲县；雍正二年（1724），平定、代州、忻州、保德升为直隶州，同时乐平、寿阳、盂县、定襄、静乐、五台、繁峙、崞县、河曲等9县划归上述4州。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源县并入徐沟县。至此，太原府下辖1州10县：岢岚州，太原县、徐沟县（清源县）、榆次县、岚县、阳曲县、交城县、文水县、祁县、太谷县、兴县10县。［1］219

清代太原地区的办学形式是多层次的。主要有儒学校、明伦堂、三立书院、社学和义学。其中，儒学校是官署；明伦堂多设于文庙、书院、太学、学宫的正殿，是读书、讲学、弘道、研究的场所；书院是明清以来比较兴盛的学校形式，是官商共同修建的；社学是官立的用于启蒙、教授社会下层子弟的地方文教机构，建立比较普遍，到明清两代，社学逐渐发展成为乡村公众办学的形式，带有义学性质；义学也称“义塾”，是中国旧时靠官款、地方公款或地租设立的蒙学，对象多为贫寒子弟，免费上学。义学、社学为穷苦百姓提供免费教育，大多官员捐俸首倡、商人士绅捐资共同修建，多建于关厢城郭中。［2］目前，学术界对义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对中北部涉猎较少。［3］本文以太原为研究对象，对该地区义学作初步考察概述，以求展现清代太原义学之概况。

一、清代太原义学的兴办和发展

（一）背景

晋省沃野千里，多出名臣，但自清代以来读书风气日益衰落，“三年大比乡试不过四五千人，院府考试一县不过数十人”［4］337，究其原因，与当地社会风俗有密切关系。由于太原地区是富商大贾聚居地，重商的风俗严重影响着该地的教育观念。当地人不屑于向士人学习读书，重视效仿商人做生意，“士不自尊以致民不重士，夫士不自尊不足以矜式，一邑则谋生最难，民不重士不奉为模楷，一时则后知谁觉以贸易而致富，其子若孙不克以诗书为法律以礼义为防闲”［4］337，可见其不重视读书的程度。尤其在光绪年间，商业集市遍及各地，太原地区经商风气更盛，经商成为众多人追求的职业。为改变这种教育落后的状况，太原各阶层都积极努力。政府曾发文倡导“如肯群骛读书立志希贤生子，七岁即令其入塾从师……书香世泽发迹久远，汝等独不勉而慕之乎，诚能转相劝导，士风自此蒸蒸日上矣”［4］337。在政府的鼓励下，民众捐资兴学，推动了太原地区下层教育的发展。

（二）兴建概况

义学创建于明代，清沿用了这一办学形式。义学在乡村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和“四书”。据记载，康熙七年，寿阳知县吴祚昌捐俸建置义学7所；康熙十六年，阳曲知县戴梦熊效仿，在县里筹办了7所义学；康熙二十二年，榆次知县帮百姓办起9所义学。以后，数量不断上升，从地方学校的捐建情况来看，各地大多都有义学，其中有记载的有：交城县2所，岢岚州1所，寿阳县到光绪年间共建有义学17所。

从捐建者来看，康熙、乾隆时期多为知县捐建，如榆次县义学、鸣谦镇义学为康熙中知县王亦宣建；两贤祠义学为乾隆十三年知县钱之青建；东郝村义学为乾隆十一年知县徐玉田建；什贴镇义学为乾隆十三年知县钱之青捐建。道光咸丰时期后，捐建者多为村人、监生、廪生。如寿阳县南窟村大成义学就是道光咸丰年间由村人所捐建；西山头村义学是在咸丰十一年由村人捐建；石板沟村义学是在道光二十五年由王俊爽等人捐建；解家坪李姓义学为同治十一年由生员李等人捐建；白家庄河南村义学为监生郝融捐建，“又施钱二百千文以作学中费用”［5］444；神武所河底村义学为光绪初廪生郝浚源等捐建。从这些义学可以看出，在政府的倡导下，地方社会开始重视教育。

（三）义学的规模

义学校舍及所占学田的规模依当地经济情况而定。一般有十几间校舍，如寿阳县东关义学就有学田14亩房15间，道光时又添置地36亩。也有三四间甚至乡村义学只有1间的情况。张净镇义学有石窑3间东房3间西房2间，学田42.5亩，每年约入租米6京石；西洛镇义学学田26亩；太安镇义学学田37亩房9间。到道光咸丰时期，各村也兴建了义学，其规模有所扩大，如白家庄河南村义学建有院1所，正宁3眼，东西房12间，门楼1座，井1眼，地74亩；峪村义学，地20亩，学舍1所；南窟村大成义学，学田27亩，每岁得租钱十四五千；西山头村义学，房9间，地87.5亩；石板沟村义学，学田53亩；解家坪李姓义学，学田60亩。可见太原地区义学学田数量较多，资金充裕。

清代太原府各地义学修建情况汇总表

说明：本表是根据《山西府县志》整理出的。《山西府县志辑》（全70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清代太原府各县义学总体数量还是比较少的，且分布极不均衡。虽多数地区义学数量无法作具体统计，但从记载来看，多分布在榆次县、寿阳县和阳曲县这些商业较发达的地区，这与晋商商业活动的分布有密切关系。清代晋商的商业活动虽然遍布各地，但榆次县、祁县和太谷县是其票号和会馆的总部所在地，商业发达，民间资金比较充足，义学捐建数量也就较多。

二、清代太原义学的运营

经营管理是义学能否维持发展、教化百姓的关键，主要包括经费收支、管理以及对管理者的监督。

（一）经费收支

1.收入。从方志记载来看，太原义学经费来源主要有四种：义田收租、发商生息、捐赠和官府拨款。

义田收租是义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义学的学田由官府划给（在太原由官府划拨的情况较少，只有一处记载：榆次县“康熙二十二年知县刘星将社学学田二十五亩划归义学”［6］115）。官员捐俸和民间力量单独或联合捐赠（如寿阳县石板沟村义学学田53亩为道光二十五年王俊爽等捐；桑村育英义学有学田81亩，为该村村民联合捐赠，每年所得租米15石有奇）。在农业社会，田地的收益相对稳定且高，有效地保障了义学的基本经济收入。

发商生息是义学将多余的田租和捐款放到当地有信誉的商人手中经理获取利息以资膏火。如培英义庄将所得捐输1500缗本钱存储当商以运年8厘行息，岁收140千文。［7］11

捐赠是指地方官员、绅商和士民为义学所输的银两、房产、田地等。一般是地方知县所倡、绅民积极响应，这也是义学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一般官员捐助义学的延师教课之费，如岢岚州义学就是乾隆二十一年知州陈烈捐俸设救以备山长薪水之资，延师教课……同治年知州汤学治延师教课，光绪三年知州姜振岐、六年知州吴光雄、七年知州聂鸿年俱延师教课［8］570。绅民多捐赠房屋田产或银两。如寿阳县白家庄河南村义学为监生郝融捐建，有院1所，正宁3眼，东西房12间，门楼1座，井1眼，地74亩，“又施钱二百千文以作学中费用”［5］444。

官府拨款大多是在义学初建时期，因义学为官府所倡导，所以官府势必会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以保证其发展。如太原府义学为雍正五年巡抚觉罗石麟改天主堂施建，“延师教授，岁给廪气”［6］113。这是义学初期的重要财政保障。

2.支出。太原府义学经费主要用于购置田地、延师教课、乡试会试资斧、工食开支、修理庄房、敬惜字纸等。由于资料缺乏，只能以太原县宾兴为例说明义学开支详情：培英义庄以每年所获生息银利息140千文作为乡试、会试资斧，按赴试人数分给，由举班实任教职者不准领，若仅署任依旧如数分给。领会试资斧必须先由县禀请，详给赴试咨文者方准具领；遇乡试，则需董事人亲诣省垣定，并明文规定每人所领资斧钱数。敬惜字纸每年定费10千文，修理庄房每年6千文，“如无须岁修另储以备日后巨修用之”[7]11等各类开支均详记在案。当然，各地义学收入不同，支出也有差异，大多由以上支出构成。

（二）运营管理

各方志对义学的管理模式记载较少，但从碑记记载中可以窥见一斑。如从《太原县志》的《培英义庄附》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该地义学在管理上实行董事负责制，“选城乡绅士公正者董之”［7］11，董事对学校轮流经管，“倘有不公者定行逐退”［7］11。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地方知县对义学始终有管理权和监督权。如光绪十二年太原县知县许荣绶，“以旧名晋泉不甚雅切与绅士议改，桐封书院通详立案，并易匾额”［7］11，这说明在义学的运营上，官绅互相监督、共同管理。

从总体看，清代太原义学很难分清哪些是纯粹的官办或者纯粹的民办，只能说官方力量多一点或者民间色彩浓一些。在义学的修建和运营中，官方和民间力量相互协作、共同管理。

三、结语

通过对清代太原义学的研究，不难发现，清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对地方的教化作用。通过官府主导、民间参与这种形式来达到维护地方社会稳定、巩固统治的目的，这也客观上促进了太原地区的文化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教育程度，起到了对该地风俗的教化作用。正如寿阳县《东关义学记》所载：“所虽祁寒酷暑无倦色，由是韶之人文日益盛，登甲科者以十数迄今八九年矣。”［5］554可见，在兴办义学之后，该地读书风气日盛。

太原义学是区域慈善的一部分，也是地方教育的一部分，太原义学研究是山西慈善事业研究的基础性研究，对于中国慈善通史以及地方教育发展史意义重大。义学作为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与养济院、普济堂、育婴堂等善会善堂同样的性质，它关注弱势群体，使贫苦的下层人民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稳定。

太原义学的发展对于当今教育事业亦具有重要借鉴作用，义学的发展史很好地证明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的意义。通过官民互动在地方兴起的公益性教育事业，对今天的教育事业同样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基层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靠各方力量的积极有效配合，才能发挥其重要价值和作用。太原义学作为地方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对地方文化发展和社会风俗变迁有着重要意义。太原义学的发展为现当代引导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地方教育文化事业提供了重要参考，不仅有助于创建多种力量参与、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发展模式，而且有助于提升民间力量的社会参与度，弥补国家力量在地方文化建设上的不足，对于共同创建文明和谐的地方文化体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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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赵晓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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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012（2017）01-0077-04

2017-02-25

牛保秀（1991- ），女，山西大同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