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刚

【摘要】民粹主义的形成暴露了西方民主的无奈与终极危机，因为政党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选举制度決定了民众只有选择的权利，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融合进实际治理中去的权利。少数人士看到了西方民主的问题所在，希望能改变这个制度，但实际上，这种变革在西方现在的社会里很难实现。

【关键词】民粹主义 政治整合 秩序危机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不久前落幕的法国大选，虽然最终结果让大家都松了口气，“前进”运动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但从选举所反映的西方政治制度的问题来看，成功阻击极右力量的当选并不意味问题就没有了。法国大选，以及去年英国的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说明欧洲和整个西方政治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欧洲一体化秩序的合法性危机

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政治家无法很好地代表民意的情况下，他们把非主流的、离中间较远的政策主张斥责为民粹主义，把民粹主义指责为西方政治的破坏者。严格来说，如果民粹主义只是在反映民众诉求这一点上来使用，那么它就不应该为政治问题承担责任，政治自然应该服务民众需求。问题在于，在主流政治无法有效回应民意的情况下，对极端主张的某种支持往往成了一种对主流政治表达不满的方式。因此，真实的问题不在于极端主张赢得了多少支持，而在于所谓的主流政治丧失了多少真实代表民众的能力。

主流政治和民粹主义的这种关系结构还造成了欧洲一体化的合法性危机。这次法国大选显示，极左和极右都对欧洲一体化不满意，或主张脱离欧盟，或要求把上交给欧盟的权力还给民众。这种状况使得民粹主义和反欧洲一体化划上了等号，他们认为欧洲一体化成了欧洲精英们精心建造起来的权力大厦。这种状况在欧洲政治中确实存在。二战后，主流精英把欧洲一体化塑造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以欧洲的名义实行联合统治。鉴于欧盟机制设计的复杂性，以及其远离各国民众，欧洲一体化也成了精英政治的代名词。以民主的方式达到了脱离民主监督的目的，这使得人们批评欧盟存在严重的“民主赤字”。

当欧洲一体化与精英政治划上等号，民粹主义对欧洲一体化秩序造成冲击就是必然的事了。就当前来讲，最容易被首先拿出来讲的就是移民问题，不仅仅因为它威胁了当地普通民众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它还很容易和欧洲遭遇的恐怖袭击关联起来。无论是北非中东涌入欧洲的非法难民，还是在欧洲本土生长的受极端主义思想吸引的移民后代，都容易使欧洲民众倾向简单、有效的应对办法。可以不夸张地说，极右政党民调支持率上升的吸引力，百分之五十以上来自其移民主张。同时，极右政党移民政策吸引力的上升，意味着主流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的政策破产，文化融合和多元文化认同的构建在欧洲似乎并不成功。而在欧洲应对涌入的非法难民问题上，欧盟开放边境，甚至向成员国摊派接受难民的名额，这些做法使得反欧洲一体化的主张获得了更多支持。

造成难民危机在欧洲内部蔓延的是欧洲内部的自由流动，这种人员的自由流动是欧洲一体化成功的标志之一，也是非法难民从意大利、希腊等国登陆后，流散到其他国家的原因。如果极右政党的移民主张付诸实施，欧盟成员国的边界首先就会再次树立起来，成为逆一体化的重大一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欧洲内部还是外界来说，欧盟的价值必将缺损一大块。

民粹主义的形成暴露了西方民主的无奈

法国政治光谱色彩的多样性，以及今年大选反映出的政治光谱的均匀性，很大程度上是法国特色，不一定具有世界政治意义。但是，极左、极右影响力上升被责怪为民粹主义，这在去年的美国大选、英国脱欧公投中也有反映。

从政治学原理来讲，民粹主义成为西方政治的一个问题，责任不应该在民意，而在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失败，以及西方选举制在整合民意上的失败。这种双重失败的存在是具有世界秩序意义的，因为也是这些被证明是失败的秩序，构成了战后以来西方世界的文明支柱。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工具箱中的可选政策实际上并不多，只是在增税还是减税、向谁增税对谁减税、增加还是削减公共支出、是否接受外来移民、是否促进自由贸易、是否积极参与全球问题治理等主张上做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不同政党上台，就是在这些政策工具之间来回翻炒，最多拿点本应该属于对手的政策工具，算是出点新意。而事实上，需要解决的问题远比在这些政策工具中做选择题要复杂得多，它们并非非此即彼。西方政治未能真正做到问题导向，从真实全面的民意出发、以民为本，这使得主流政治和民众的实际需求距离越来越远，主流政党的口号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也越来越少。

极左、极右影响力的上升，一是因为他们触及了主流政党不愿意触及的问题，因此极左和极右都被称为反建制或反体制，甚至被认为是危险的；二是因为他们不想像主流政党那样在区别并不大的政策工具之间做选择题、组合题，而是想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

进一步讲，民粹主义的形成暴露了西方民主的无奈与终极危机，因为政党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选举制度决定了民众只有选择的权利，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融合进实际治理中去的权利。在两党制国家，政党之间的支持率越来越接近，而选举制的设计只能是二选一，结果是不管谁胜出，51%的一方赢者通吃，把49%的要求一笔勾销。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严重罔顾民意。而在法国政治的生态下，尽管它设计了两轮投票的做法，但选举的结果很可能是百分之二三十的人代表了整个民众，这更是对民意的彻底违背。

少数人士看到了西方民主的问题所在，希望能改变这个制度，而不只是提出更好的政策，但实际上，这种变革在西方现在的社会里很难实现。即使极左政党所提出的企业国有化能够部分实施，那也只是通过向私人所有者补偿利益等方式实现，最后获益的同样还是私人所有者。

国际政治领域的秩序也是如此，当现行国际秩序被认为是符合主流政党利益的情况下，国际秩序本身也成了危机的一部分。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左”和“右”，或者保守与自由，对国际秩序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在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上的差异要远小于国内政治见解的不同。于是，在主流政党和现行体制缺乏解决能力的情况下，所谓民粹主义的选项就是不再玩这种政治游戏，而是要脱离这个秩序。英国脱欧虽然不能完全在民粹主义的框架里来理解，但对主要制度或体制的无奈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欧盟的制度无法整合英国的利益和主张，英国脱欧反映了欧洲一体化秩序的危机。进一步地说，英国脱欧也反映了西方国际秩序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普遍的世界秩序来说，更大的问题在于西方主流政治的危机可能产生外溢效应。把造成自身危机的责任转嫁给国际秩序的做法，在历史上并非全无先例。远的不需说，在二战后欧洲共产主义力量强大时，把苏联推向敌对方，渲染其扩张威胁，就是当时西欧内部主流政治的一次拯救自己的谋划。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郭华榕：《法国政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责编/谭峰 美编/王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