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袁孟秋 李兵兵

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考验

文_袁孟秋 李兵兵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50岁以上农民工在总量中的比例达17.1%，人数已超过4600万。

辛劳了半辈子的第一代农民工，现在又面临着养老问题的考验：养家养到何时，才敢“退休”？他们中超过八成没有参加养老、医疗保险，老得起、病得起吗？城市和农村，哪里才能安放暮年？

段双喜：“进城将近30年，还是没攒下钱，看病养老还顾不上想”

北京夏天，通州郊外，忙活了半晌的段双喜，回到了临时租住的偏僻小院。

个子不高、体格精瘦、皮肤上烙着常年日晒印记，河南汉子段双喜，已记不清自己有多长时间没好好休息过了。现在，北京的工期结束，他终于能暂时停下来喘口气。

因为青年时代就外出打工，多年的辛劳使老段的体力大不如前。然而已年过五旬的老段，目前没有任何“退休”的打算。“在外面干到干不动为止。”这对他和大部分工友来说，是理所当然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历不高、消息渠道不多的老段开始跨省打工。他从最艰苦的建筑工人干起，一干就是半辈子。

进城将近3 0年，老段仍然没有攒下太多积蓄。“每天一睁眼，想的还是怎么挣钱，看病养老什么的还顾不上想。”

上一个工程不包吃住，每天的130块工钱刨去维持自己基本生活的花销，老段将余下的钱全都寄回了老家，给独自留守在那儿种地、照顾两家老人的妻子补贴家用。

而这样的收入，也并非一直稳定，老段也曾有过血汗钱被无良包工头卷走的遭遇。

“城里的工作要看年龄、看学历。我们这种年纪，除了在工地干，还是得在工地干。”凭着多年的一线经验，老段现在多少能看懂点工程图纸，有时也能自己承包点小活儿。如今他发愁的是，随着年龄增长、体力下降，工地上的活儿也越来越不好找了，“看上去比身份证上年纪大的、病恹恹的，都没人要。”老段为了让工地觉得可靠，还专门染黑了头发，在找工作时尽量挺起腰板。

“工地从来不给交养老保险”

常年奔波劳累和省吃俭用，使老段的身体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结实。“干我们这行，身体好的也有不少毛病。”身体不舒服时，买点药扛过去是家常便饭。看病的花销，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工地一般只给工人上人身意外保险，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险都没有，去医院看病的钱全靠自己出。说起最近一个工友在北京治病刚到一半就花了近两万元的遭遇，老段唏嘘不已：“如果自己干活没攒下钱，得了病就要跟别人借钱，欠了钱又得去干活儿还债。”

“在我们这个年龄，身体好的还能多干两年，身体不好的，回家了基本没有什么生活保障。”老段有3个孩子，目前儿子、女婿也在外面打工，女儿留守在家带孩子种地，子女们似乎仍在重复着自己的人生轨迹。经历过先供弟弟妹妹、后供孩子老人的辛苦，老段并不想为儿女增加负担。“孩子出来打工，自己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当儿女的孝心谁都有，但心有余力不足，经济能力达不到。”

“老家‘想回不好回’”

对于能否跟着孩子们留在城里，他并不抱太高的期望，只举了个旁例，“邻居孩子在郑州上大学学电子，毕业了在当地也找不到好工作，还是回家种地了。”

说起“退休”回家的打算，老段有些犹豫：“回家了只能凑合着种种地吧，还能干啥？”他眼中的家是“想回不好回”：一是自己没攒下钱搞不了副业，二是家附近没有企业。“高科技的咱不会，老家又不搞建筑工程，总得挣钱生活啊。”

等到干不动了怎么办？将来如何养老？“我们闲下来也讨论过这些问题，但想不到解决办法。”老段摇头说，“我们怎么不想等老了有个安心的去处？但想归想，没啥法子。”

刘恩科：“夫妻都没社保，回老家是唯一的选择”

今年活不多，“只出不进”的状况让刘恩科担忧。

刘恩科今年58岁，30多年前，他和老乡一起外出打工，一直干着泥工的工作。早年，他曾在北京、福建、浙江打过工。2010年，他来到海口打工。

“我现在都是跟着包工头干，包工头有活就会找我，不用自己出去找。”刘恩科说，跟着包工头，活比较多，收入也有保证，但今年的情况有些不同，“我正月十八从老家回到海口后，直到现在都没活干。”

没活干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他只能想办法“节流”。“一个月房租480元，加上水电，怎么也要600元左右，和表哥一家平摊，也要两三百元。”刘恩科说，虽然现在多是自己做饭吃，但菜价并不便宜。“现在最大的开销就是抽烟了，一般买的都是两三块钱一包的烟，一天抽不到一包。”刘恩科一边抽烟一边说，自己很少喝酒。

刘恩科去年一年只挣了两三万元。“我印象最深的是前些年的一个工程，在一个商品房小区干了半年就挣了两三万，这两年不行了。”干活挣的钱，刘恩科大多数都寄回了家。刘恩科说，他已经习惯了独自在外漂泊，“我一个人出来方便，随便到哪里将就着就住下了。”

和工友聊天的间隙，一位老人牵着孙子从刘恩科身旁走过。刘恩科望着他们，若有所思。“常年在外，我最大的煎熬就是想家。”刘恩科说，每次看到别人一家团聚的情景，他就会有些失落。“再干两年，我就不干了，60岁也该退休了，到时我就在家种地。”

刘恩科并不是夫妻俩独自居住，而是和他的表哥、表嫂以及表侄子住在一起。这间房只有1 0多平米，3张床依墙而放，房间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窗户上贴了贴纸，即使在白天也开着灯。桌子上摆着一台DVD，这是他们平时最主要的娱乐工具。

刘恩科的妻子是和他一起外出打工的，平常就帮着做做饭，有活干的时候就去工地做做小工。

对于养老的归宿，刘恩科的妻子说，他们的选择并不多。“我们没有缴社保、‘退休’后没有养老金，子女也没有在城市安家，除了回农村，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每每想到这些，刘女士就连连叹气……

赵德强：“曾跟着包工头四处干活，老了只能做散工”

与刘恩科及他的表哥不同，60岁的赵德强并没有跟着固定的包工头干活，大多数时候，他会一大早赶到海口南大桥下，等着雇主前来招人。

“在这里等工的都是散工，老板来这里招人，各个工种的农民工就临时凑在一起干活。一般大的工程，老板也不会来这里招人，都是一些小工程，几天就可以做完。”赵德强说，他的收入并不稳定，工钱一般为200元/天。

劳力是赵德强唯一的本钱，但这并不值钱。年轻时，赵德强看着同乡外出打工挣了钱，内心蠢蠢欲动。1980年，24岁的赵德强也外出打工，当时的他才刚结婚一年。前些年，他一直在广东干活，广州、深圳、东莞、珠海……只要有工程，他就跟着一个同为四川人的包工头到处跑。

慢慢地，赵德强老了，体力大不如前，包工头委婉地劝他回老家，他听出了包工头话里的意思，于是离开了广东。4年前，赵德强跟着几名老乡来到海南，在工地干了两年，也经历了被拖欠工钱的无奈。转眼间，赵德强的头发白了，皱纹也多了，这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他已经老了。无奈之下，赵德强从大工地出来，成为了一名散工。

在生活上，赵德强需要精打细算。虽然和几名工友合租，但每个月房租平摊下来也要300元左右。“有活干的时候，老板还会管饭，没活就只能自己解决了。”赵德强吃得很省，但一天也要花十几元。

说起家人，赵德强心有愧疚，他希望能多攒点钱，留给孩子们。“我出来打工后，老婆留在老家操持家务。大儿子30多岁，现在带着老婆孩子在广东打工；二儿子在老家务农；三儿子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毕业后在成都工作。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外打工，感觉挺对不起他们的。”

赵德强说:“我没有退休金，到时候只能回到老家养老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