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娟

(南阳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战后美国郊区蔓延与新城镇的兴起

李 娟

(南阳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郊区发展迅猛，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经济产值比重大幅提高，深刻影响了美国城市和社会发展。然而，由于缺乏长远规划和总体规划，广大郊区在扩展中逐渐形成蔓延之势，造成诸如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种族和阶层居住隔离加剧等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新城镇兴起。它们大都位于大都市区的郊区，且以西部和南部“阳光带”居多。这些新城镇拥有总体规划，试图满足人们居住、就业、购物、医疗、教育、休闲娱乐等全方位的要求，而且提供大量的开放空间，倡导以休闲为导向的生活，为遏制郊区蔓延、实现城市健康有序地发展提供了新途径。

郊区蔓延；总体规划；开放空间

美国著名城市史学者罗伯特·菲什曼(Robert Fishman)曾指出，“如果说19世纪是(美国的)伟大城市时代，那么1945年之后则是其伟大郊区时代”[1]182。二战结束后，美国郊区发展迅猛，郊区居住人口逐渐超过中心城市和非大都市区，在全国人口总数中占据主体。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郊区国家[2]60。“郊区是当代美国文化最直接、最典型的代表，它在很大程度上比轿车、高层建筑或职业橄榄球更能代表美国文化，郊区是美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物质成就。”[3]4然而，美国大多数郊区在发展中缺乏整体和长远规划，其迅猛扩展之势更直观地体现为郊区低密度无序蔓延(sprawl)，由此产生和引发了一系列城市与社会问题。“美国郊区所体现的社会本质特征是过度浪费、严重依赖汽车、人口向上流动、家庭分解为核心单元、工作与娱乐广泛分离，以及种族、阶层隔离。”[3]4在此背景下，美国新城镇顺势而起，并逐渐受到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拟从战后美国郊区蔓延的角度探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城镇在美国兴起的原因。

一、战后美国郊区的迅猛扩展

(一)郊区人口数量激增

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繁荣局面，全国城市人口增长也随之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其中郊区逐渐成为重要的人口增长极，与此同时，郊区与中心城市共同构成的大都市区日益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新模式①关于美国郊区与大都市区的关系可参阅孙群郎：《郊区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载《美国研究》1999年第3期。。

二战前，中心城市是美国大都市区人口和产业的重心所在，这种空间格局在战后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逐渐被改变。如表1所示，1950年，美国大都市区人口所占比例为56.1%，超过非大都市人口(43.9%)，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其中，中心城市和郊区分别占32.8%和23.3%，这一数字到1970年，分别被改写为31.4%和37.2%，表明郊区已经超过中心城市，成为美国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的主体。

(二)郊区经济实力大增

美国郊区在发展之初，严重依赖城市中心，特别是在产业经济和就业等方面，郊区实际上是中心城市的“卧城”或工业卫星城，郊区功能非常单一。因此，城市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单一中心结构的特点。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格局逐渐被改变，郊区产业经济获得迅猛发展，就业岗位也大量增加，美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多中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许多工厂业主为了减少地租、税收等成本支出，在廉价的土地上建立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模式，纷纷从中心城市迁往郊区，工业园如雨后春笋般在战后美国郊区涌现。有研究者估计，到1963年，美国郊区大约聚集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制造业”[3]267。制造业的郊区化带动了商业、服务业以及政府机构向郊区迁移，郊区购物中心、办公园数量不断增加，极大地促进了郊区产业经济的发展，郊区就业机会也随之大量增加。据估算，1950—1970年间，美国郊区在所有新的制造业和零售业创造的就业岗位中，所占比例至少为四分之三[1]182。

表1 美国人口数量及空间分布统计表(1940—1970年)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AbstractoftheUnitedStates: 1990(110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p.7;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PopulationDeconcentrationintheUnitedStates:SpecialDemographicAnalysi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65.

二、战后美国郊区的无序蔓延

郊区人口数量的激增以及经济实力的凸显是战后美国城市和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体现。然而，大多数郊区在开发过程中都缺乏整体和长远规划，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生态环境和景观破坏、种族和阶层隔离等问题*相关问题可参阅孙群郎：《当代美国郊区的蔓延对生态环境的危害》，载《世界历史》2006年第5期；《美国郊区化进程中的黑人种族隔离》，载《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不断加剧，而且呈现出蔓延加剧之势，使美国城市和社会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按照美国当代学者的观点，城市生长主要有两种方式：传统的邻里社区式和郊区蔓延式。传统的邻里社区式是城市生长的“自然方式”，它是二战前美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形式。按照这种方式形成的城市充满了人文关怀，功能多样，日常生活所需都在步行可达的范围之内。而郊区蔓延式则是一种“人为方式”，是建筑师、工程师和规划师设计和创造的产物，该方式在二战后逐渐成为一种城市发展的“理想化模式”和标准方式。

通常说来，郊区蔓延主要由五个要素构成。第一，只有居住功能的住宅区(housing subdivisions)，又称集合式住宅区(clusters)；第二，带状或大型购物中心，它们大都沿公路分布，远离住宅区，以单层建筑为主，拥有大片的停车场；第三，工业园、商业区和办公园，它们仅提供工作的场所；第四，公共机构，如学校、教堂、市政厅等，它们提供文化交流和沟通的场所；第五，将上述四个彼此孤立的要素连接在一起的公路[4]。

对美国而言，战后郊区蔓延之势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口和住房低密度扩张，人口居住的净密度从每英亩10户下降到6户，后来又降到每英亩只有1～4户。莱维敦作为战后美国郊区的典型代表，其人口密度比半个世纪以前街车郊区的人口密度低一半以上。街车时代郊区的宅地面积平均为3000平方英尺，而汽车郊区的宅地面积平均为5000平方英尺[3]185,239。第二，严重依赖汽车。由于居住区、工业园、商业区与公共机构处于不同的分区，相互之间距离较远，步行难以到达，所以人们越来越依靠汽车出行。“在郊区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即拥有一辆汽车，并依靠它获取每种需求。”在郊区扩张的过程中，各社区沿高速公路呈带状分布，尤其是那些产业郊区，如工业园区、购物中心和办公园区等，在公路两侧形成长廊。第三，社区具有强烈的同质性。广大郊区都实行严格的分区制，对郊区的住宅面积、街道的宽度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而且逐渐形成了将少数种族和社会下层阶级排斥在外的居住隔离，使郊区具有强烈的同质性和排他性。

在20世纪中期以前，尽管美国郊区扩张也引起了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但由于规模较小，其破坏性影响尚不明显。美国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指出，当郊区只是“少数人的喜好”时，它既没有破坏乡村也没有威胁城市。但当郊区化成为“大众化的运动”时，它对乡村和城市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将剥夺郊区“最本质的价值”[5]。

总之，美国城市在二战结束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经济产业结构发生调整，大都市区空间组织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尽管联邦政府自战后实施的城市更新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应有的成效，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心城市的衰落之势。郊区在大都市区中的地位和影响日新月异，但又普遍缺乏规划，导致城市在景观、功能、环境和社会等方面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许多城市规划师、建筑师、社会改革者以及政府官员开始将目光投向新城镇开发，将新城镇视为改革郊区蔓延的一种方式。

三、美国新城镇的兴起

美国新城镇是由私人开发商发起和主导开发的，即使是联邦政府参与或支持的新城镇项目，也是由私人开发商主导的。这些开发商各自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规划，他们所开发的新城镇在特征上呈现出很多差异性。但总体而言，它们在很多方面又存在着相似性，具有许多共同特征。概括说来，美国新城镇在兴起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共同特征。

2010～2015年，山东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生的工作量变化稳定，但是从诊疗人才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诊疗人次明显增加，住院人次变化不明显，与我国整体的变化趋势相同。目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的入院量较小，很多即使初诊于基层医疗机构，但后期住院服务会选择上一级别的医疗机构，居民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任水平没有建立，需要进一步加大基层医疗机构建设的力度，保证首诊基层，实现合理分级诊疗的目的[7-9]。

(一)空间分布以“阳光带”为主

新城镇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空间地理分布是与战后美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布局调整相一致的。二战结束后，以西部和南部为主的“阳光带”城市获得迅猛发展，许多城市逐渐脱颖而出，与东北部和中西部“冰雪带”的传统工业城市形成鲜明对比。据统计，1940—1970年间，在全美61个增长率高于平均水平的大都市区中，有44个位于西部和东南部的“阳光带”[2]17。这些地区城市发展的显著特点是产业与人口同步郊区化，这与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所经历的人口郊区化在先、产业郊区化在后的发展道路是不相同的，西部和南部广袤的土地资源使其城市布局从一开始就可以借助新城镇规划来避免无序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因此，新城镇在空间地理分布上以“阳光带”为主。据统计，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全美141个新社区开发项目(包括普通的大规模开发项目)中，西部和南部城市占68%[6]。另有调查数据显示，加利福尼亚新城镇数量占全国新城镇的三分之一以上，全国超过一半的新城镇集中在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佛罗里达三个州。

对绝大多数美国新城镇而言，它们基本上都位于或靠近大都市区，主要是大都市区的郊区。这些新城镇倡导自足独立，致力于发展成为融居住、就业、生活、休闲、娱乐等城市功能于一体的新型城市，因而与传统意义上的卫星城或卧城相比，功能更加多元，独立性更加突出。这种类型的新城镇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新城镇开发的主要类型。据统计，在当时全美58个新城镇中，与中心城市距离在30英里之内的有46个，约占总数的4/5。其中，距离在0～10英里范围内的有7个，占12.5%；11～20英里的有21个，占36.2%；21～30英里的有18个，占31%[7]。这些新城镇主要集中于洛杉矶、休斯顿、巴尔的摩——华盛顿等大都市区。仅在华盛顿大都市区30英里辐射范围内就有4个新城镇，即弗吉尼亚的雷斯顿、马里兰的哥伦比亚、马里兰的圣查尔斯和华盛顿特区的林肯堡(Fort Lincoln)。除此之外，还有少数几个独立性更强的新城镇，它们建在非大都市区或农村地区，例如，北卡罗来纳州的苏尔城(Soul City)。它们后来的开发历程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不得不宣告失败。与之相反，也有一些新城建在百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形成所谓的城中新城(new town-in town)，如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锡达河滨(Cedar-Riverside)、纽约的罗斯福岛(Roosevelt Island)等。这些城中新城在实际的开发过程中受到复杂环境和因素的制约，逐渐偏离了最初的规划目标，变得与普通社区并无实质区别，有的甚至成为富人社区或高级公寓。

(二)总体规划以田园城市、雷德本体系和邻里单位概念有机融合为原则

总体规划(master plan)是新城镇开发的重要步骤，也是新城镇的显著特征和“新意”所在。自20世纪20年代，美国城市社区规划普遍遵循的是功能分区原则，对土地实行单一规划和开发，因而开发商或组织实行的是零散规划(piecemeal plan)。1916年，纽约市通过了第一个综合性分区制法规，对土地利用类型、建筑物的容积率等进行了全方位规范和限制。就土地利用类型而言，首先是居住或住宅用地属于最高级别，拥有优先权，其次是商业用地，最后是工业用地。较高级别的土地利用模式可以出现在较低级别的土地分区内，即住宅特别是独户住宅可以建在任何地方，而工业用地只能建在工业分区内，形成累进制分区[8]。分区制的初衷是为了保护人们的健康、安全等合法权益，但在实践过程中却成为郊区地方政府实施居住排他性和种族及阶层隔离的重要依据。战后美国郊区也大都是采用这种模式开发和发展起来的。

与传统郊区的零散规划不同，新城镇实行的是总体规划。在项目开始之前，开发商召集规划师、建筑师、社会学家、景观设计师、心理学家等组成规划小组，通过反复讨论与协商，制订既符合居民多样化需求又能实现社区合理有序发展的长远规划。这不仅反映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对人们居住模式的影响，即要求打破由传统分区制人为演化而成的各种隔离，而且体现了人们保护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开发的环保思想的进步。美国新城镇开拓者罗伯特·西蒙(Robert E. Simon)在对雷斯顿(Reston)新城镇进行规划时指出：“我们开始的是一项程序，而非规划。我们要问自己可以为人们提供什么，而不是处理土地。这就像圣诞节为人们提供礼物一样。”[9]为此，西蒙不仅聘请了纽约著名的建筑规划公司——怀特康克林(Whittlesey and Conklin)，而且还聘请了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休闲和宗教专家，共同商讨制订总体规划，将教育、文化、居住和工业设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按照总体规划，雷斯顿将被建成一个城市化的郊区社区。哥伦比亚新城镇的创建者詹姆斯·罗斯也提出，城市规划应当与社会科学相结合。他在组建公司工作团队时，专门聘请了政府、家庭生活、休闲、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医疗、心理学、住房、交通和通讯等领域的专家，目的是为建立一个好的城市——“下一个美国”(The Next America)集思广益。

按照总体规划设计的新城镇在规模方面要远远超过传统的郊区社区。尽管没有关于新城镇规模的明确规定，但除城中新城镇的土地较小，大约只有数百英亩外，绝大多数新城镇的规模都在数千英亩以上。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最小的新城镇占地2700英亩，其人口数量在8000人左右[11]，比较成功的新城镇占地一般接近或超过一万英亩，计划容纳10万～40万人。如哥伦比亚新城镇最初规划占地14272英亩，目标人口11万，到2000年，其土地扩展到17705英亩，但居民人口只有88254人。欧文新城镇最初占地29376英亩，目标人口40万，到2000年，土地增到29758英亩，实际居民只有20万[12]。如此大规模的开发需要开发商在开发之前制定目标长远、通盘考虑的总体规划，开发周期一般为15～20年。

(三)城市功能以平衡与自足为发展目标

城市功能，简单说来就是城市的用途，它是由人们的各种活动决定的。因此，城市实际是人们活动的空间场所和载体。《雅典宪章》指明城市具有四大活动职能：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美国郊区在发展之初主要是城市功能的外延，分担城市人口和主要的经济活动，因而很多郊区只是功能非常单一的“卧城”或工业卫星城、公司城镇等，郊区的基本特征是居住与工业分离。然而，随着郊区人口的大量增加，郊区产业和就业机会也不断增多，逐渐与城市中心形成鼎足而立之势。

针对大多数郊区存在的功能单一、发展失衡等问题，新城镇开发商提出了平衡与自足的发展目标，目的是要在郊区建立一种自足与平衡的城市化社区。新城镇所要提供的正是传统郊区忽略和缺乏的，如便利的公共交通、完备的公共设施、完善的公园绿地等。总之，新城镇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土地。这主要包含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社区居民，他们有不同的种族、收入、宗教、年龄、教育和职业等背景，新城镇居民中既有白人，又有黑人；既有富人，也有穷人；既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二是指社区功能，不是局限于单一的居住或工业功能，而是既有住宅，又有工厂企业、购物中心、学校、教堂等机构设施，能够满足人们居住、就业、购物、休闲娱乐等设施。许多新城镇开发商认识到，美国城市发展的趋势是为郊区工业的发展做出规划，而不是禁止工业的发展。

为此，新城镇开发商在规划中试图引入许多高科技工业园、轻工业企业等，一方面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广泛的就业选择，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社区税收来源，有利于社区的长远发展。在此过程中，新城镇开发商将社区规划与其所在地区的整体规划相结合，试图创造丰富多样的社区经济产业。按照雷斯顿的总体规划，其土地实行混合利用，土地的主要用途被分为8类：低、中和高密度居住区；商业区；就业中心；永久空地；汽车场地；道路、公共设施及其他[13]。

(四)开发模式可为居民提供大量开放空间

城市开放空间理论(Open Space)源自19世纪下半叶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严重公共卫生、环境问题、城市公共用地不足等问题。1877年，英国《大都市开发空间法》(MetropolitanOpenSpaceAct)将城市开放空间定义为：不围合、无建筑，或是少于1/20的城市土地有建筑物，其他土地用来兴建公园或娱乐设施，或闲置。20世纪60年代，许多城市规划学家、生态学家、环境学家等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这一理论。总之，城市开放空间是指城市内部及周边具有较高生态保护、景观美学、休闲游憩、防震减灾、历史文化保护等生态、社会、经济价值的非建筑或少于建筑用地的空间形式，包括绿地、水域和广场，承担着城市形态建构、社会空间融合、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维护的重要功能[14]。

美国郊区社区的传统开发模式致使开放空间普遍缺乏，为此，新城镇开发商提出将为居民提供大量的开放空间。例如，哥伦比亚新城镇在总体规划中预留了3200英亩土地免于开发——占项目总面积的20%。在雷斯顿，公园占地大约3000英亩，还有多个人工湖和自然湖[10]32。新城镇倡导以休闲为导向的生活，它们通过利用河流、湖泊、森林等自然风光，为广大居民提供休闲、游憩的场所，以实现许多新城镇在销售手册中所强调的“阳光下的快乐”。雷斯顿的每个村都有不同的主题，如骑马爱好者的马场、水上运动爱好者的人工湖以及高尔夫球场等。新城镇开发商相信，新城镇将是一个父母自愿工作的地方，一个孩子们可以尽情玩耍的地方，在操场上、游泳池里、球类场地上都可以听到他们纵情的欢笑声。

四、结语

战后美国郊区发展势头迅猛，不仅郊区人口急剧增加，在大都市区中所占的比重逐渐赶上并超过中心城市，成为大都市区发展的主导，而且郊区经济产值所占比重也大幅提高，郊区工业园、购物中心、办公园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方面，这是美国城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成就；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郊区都缺乏长远规划和总体规划，在迅速扩展中逐渐形成蔓延之势，造成诸如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种族和阶级居住隔离加剧等问题。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新城镇顺势兴起。它们大都位于大都市区的郊区，且以西部和南部“阳光带”居多，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卫星城或卧城的发展模式，功能更加多元，独立性更加突出。这些新城镇不同于传统郊区的零散规划，而实行总体规划，将田园城市、雷德本体系和邻里单元有机融合，试图在郊区建立一种自足与平衡的城市化社区，以满足人们居住、就业、购物、医疗、教育、休闲娱乐等全方位的要求，而且提供大量的开放空间，以实现新城镇开发所强调的“阳光下的快乐”，从而为遏制郊区蔓延、实现城市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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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岳 岭]

2017-03-20

2014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美国新城镇开发的历史考察(1960—1980)”，项目编号：2014CLS011；2014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美国联邦政府的新镇政策与启示”，项目编号：2014-qn-319。

李娟(1980— )，女，山东省莱芜市人，历史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美国城市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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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6320(2017)04-002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