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农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新竹)

《红楼梦》中的戥子与计量单位“星”

黄一农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新竹)

本文从《红楼梦》小说中贾宝玉烧香祭拜金钏儿时所用的“两星沉速”出发,尝试透过大数据的环境以e考据之法印证“一星即一钱”之说,并对秤量贵重小物之戥子的形制及其操作做了初步的探讨,以了解戥子杆秤上的刻划与“星”的关系,并希望能以小见大,勾勒出大数据对科技史或物质文化史所可能产生的新机遇。

戥子 计量单位 红楼梦 大数据 e考据

0 前 言

《红楼梦》的文本当中常对时人的生活方式有相当细致的描写,如第四十三回有一段宝玉祭拜为他投井自杀之丫鬟金钏的记述,即涉及清人秤量贵重小物之做法与烧香时所使用之品项。其文有云：

宝玉方勒住马,回头问茗烟道：“这里可有卖香的？”茗烟道：“香倒有,不知是那一样？”宝玉想道：“别的香不好,须得檀、芸、降三样。”茗烟笑道：“这三样可难得。”宝玉为难。茗烟见他为难,因问道：“要香作什么使？我见二爷时常小荷包有散香,何不找一找。”一句提醒了宝玉,便回手向衣襟上拉出一个荷包来,摸了一摸,竟有两星沉速。

贾宝玉本拟要用较名贵的香来祭奠金钏,故当他到达城郊之水仙庵后院时,遂命小厮茗烟去买檀香、芸香或降真香(或称降香、真降香)随意一种,然因这些香皆不易在一般地方购得,经茗烟提醒,宝玉身佩的小荷包内可能就带有散香,结果他回手一摸,确实找到“两星沉速”。

在张俊与沈治钧两位教授新编的《新批校注红楼梦》(2013)中,解释沉速香是用沉香(文献中往往亦书作“沈香”)和速香合成的。[1]他们还特别摘引《阅世编》与《本草纲目》二书,以详释一般人较不熟悉的降真香,但并未言及用来表述香料的数词“星”及其秤量之法。

已故的民俗学家邓云乡先生在《荷包漫谈》中尝称：

所谓“两星沉速”,“两星”是两小块,或两小撮,是微量词,泛指。([2],193页)

但他在《香·熏香·熏笼》一文则谓：

所谓“两星”,是指少量,即“二钱”,因戥子称物,一星一钱,故旧时称少量均以“星”计,如两星、数星等等。([2],209页)

其中提及的戥子(又作“等子”,音义皆同)是古代秤量香料、金银、药材等贵重物品用的小型杆秤(见后文)。惟因邓氏并未能提供任何参考资料或做进一步的讨论,且对“两星”的解释前后不一,故其所谓“一星一钱”之说并未引起学界注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中,即称：“星：量词,小颗、小块。沉速：沉香和速香。这里是指两小块以沉香和速香合成的香料。”([3],581页)

《红楼梦》中另有它处提及戥子,如麝月在第五十一回就曾拿起一把袭人惯用的戥子,并问宝玉“那是一两的星儿？”掌理家务的凤姐当然亦常用此物秤银。此外,第八十四回描述凤姐给巧姐儿煎药时,因好不容易自王夫人那边弄到“一点儿的小红纸包儿”的牛黄,便叫平儿配齐了真珠、冰片、朱砂,并用戥子“亲自把分两对准了”,再搀在里面熬煮。下文即尝试析探其在使用银钱两币制度的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

明代小说《醒世恒言》中有一段卖油郎秦重独占花魁的故事,应大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民间小买卖的付款方式,其文有云：

时光迅速,不觉一年有余,日大、日小只拣足色细丝,或积三分,或积二分,再少也积下一分,凑得几钱又折换大块头,日积月累有了一大包银子。零星凑集,连自己也不知多少。

知秦重卖油大多是接受小块碎银,并在凑到一地步时,又折换成较大银块,故其店中想必有秤量的小戥子。

康熙六十年进士沈起元也曾述及市井中用银贸易的情形,称：

或曰：小民村愚,目不识戥,奈不便何!夫戥之星,历历易数,特习而不问耳。如吾吴之江都、甘泉、武进、阳湖向不甚用钱,贩负菜佣腰系一戥,长四寸许,自一厘以上皆用银贸易,盛之以筒,胥以为便。[4]

嘉、道间学者包世臣(1775～1855)亦曰：

记予五六岁时,徽州一府不见钱,若干文则用竹筹,长尺许；零用,则以碎银。虽买青菜,皆以碎银买,菜佣袜中皆带一厘戥,小铺户家皆有镕银之具,日间所卖碎银,夜则倾成趸锭。([5],636页)

知清代许多地方在交易时皆混用银钱两币,故小贩均身系一长约四寸(约13 厘米)的盒装厘戥(因杆上最小的单位为厘)。

本研究即利用e考据之法尝试深入理解“两星沉速”中的“星”字,究竟是定性还是定量的描述,并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出发,探索“星”在戥子的操作过程中具备何种意义。

1 戥子的规制及其用法

戥子主要是由盒、杆、砣、盘四部分组成(图1)[6],其操作乃基于杠杆原理,*古代对其量测理论的讨论,可参见允祉等：《数理精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康熙末年成书),下编,卷37,页11～12。使用时先将欲秤之物件置于戥杆末端所系之秤盘上,再依估计的重量范围,选择提起适当之纽绳,接着移动砣在杆上的位置以求取平衡,如此即可于该纽绳相应之标尺上读出戥砣所在位置之读数,此即该物件的重量。反之,如欲秤得某一重量的物品,则可将戥砣先移至戥杆标尺上的该处位置,接着提起相应之纽绳,并增减秤盘上的物品以取得平衡即可。*明季佘自强在讨论收税该注意的事项时,即提到此类用法,称：“监秤者要先看银封数,放定戥陀在星上,方许放银在盘,平准不差,公座上自见。如有轻重,或既放银,又将戥陀游移不定,不是重、定是轻,此处便有弊。”参见佘自强：《治谱》(《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崇祯十二年刊本),卷5,页23。

图1 笔者所收藏之老戥子(位于下方之戥子盒内的戥头、戥砣与秤盘均钉有相同标志,此应为拥有者的特殊印记)

杆秤的图像早可见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所藏唐代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中,至迟在宋景德(1004～1007)中刘承珪奉诏重订权衡之制时,较精密的戥子就已创出,初名为“秤”,并留有详细之规制：

以厘、絫造一钱半及一两等二秤,各悬三毫,以星准之。等一钱半者,以取一秤之法,其衡合乐尺一尺二寸,重一钱,锤重六分,盘重五分；初毫,星准半钱,至稍总一钱半,析成五五分,分列十厘(第一毫等半钱当五十厘,若一十五斤秤等五斤也)；中毫,至稍一钱,析成十分,分列十厘；末毫,至稍半钱,析成五分,分列十厘。等一两者,亦为一秤之则,其衡合乐尺一尺四寸,重一钱半,锤重六钱,盘重四钱；初毫,至稍布二十四铢,铢下别出一星,星等五絫(每铢之下复出一星,等五絫,则四十八星等二百四十絫,计二千四百絫为十两)；中毫,至稍五钱,布十二铢,铢列五星,星等二絫(布十二铢为五钱之数,则一铢等十絫,都等一百二十絫为半两)；末毫,至稍六铢,铢列十星,星等一絫(每星等一絫,都等六十絫为二钱半)。*此为各文本互校的结果。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食货41,页27～28、食货69,页2；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卷68,页1495～1496。

中国古代以十黍为一絫(音“垒”)、十絫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此属非十进制关系,改制后则订“两、钱、分、厘、毫”各单位之间乃以十倍递减,让计量能更加精确和方便。当时即制出可秤一钱半及一两的两个戥子,其上各有三毫(指三条可提起整个戥子的纽绳)；锤就是戥砣,重量分别为六分及六钱；秤盘分重五分及四钱；衡即戥杆,总长分别为一尺二寸及一尺四寸,各重一钱及一钱半。

该一钱半之戥子在使用头纽(即初毫)时,其杆上的标尺起于半钱迄杆稍的一钱半,每半钱皆析成五分,每分再析成十厘；第二纽(即中毫)从零至一钱,析成十分,每分再析成十厘；第三纽(即末毫)从零至半钱,析成五分,每分再析成十厘。至于一两戥子杆上之标尺,头纽(即初毫)从零至一两,先析成二十四铢,每铢以一星中分,每星再等分成五絫；第二纽(即中毫)从零至五钱,先析成十二铢,每铢内再钉以四星以五等分,两星之间又分成二絫；第三纽(即末毫)从零至六铢(二钱五分),每铢再钉上星点以十等分,每星就相当于一絫。知标尺上的“星”只是最小的刻划,并无一固定数值。又,虽然康熙元年曾题准“直省尺斗戥秤,均照部颁前式,画一遵行,违制者究处”,[7]但从现存众多实物判断,清代官方似乎并不曾有效地将戥子统一并整合成几套标准。

检视文献,似乎要至明代晚期始出现“戥”字,清人钱大昕谓“等子所以称物者,俗作‘戥’”[8],翟灏亦指“流俗所用‘戥’字,近人妄造”[9]。赵翼虽具体称“元丰以后,乃有等子之名”[10],然我们在《皇祐新乐图》中即可发现称铢秤之形制有如民间所用的“金银等子”[11],而北宋神宗的年号元丰(1078～1085)较宋仁宗年号皇祐(1049～1054)晚了三、四十年!

为确切了解古人此一秤量方式,笔者特地透过网路买入十个分散于中国各地且规制不一的清末民初老戥子,其所用戥杆的选材多为洁白如玉的动物硬骨(网上另可见使用质重性韧之象牙、质坚如铁之乌木或精工铸造之金属者),杆上在不同角度之表面刻划有两至三条标尺,其起点称作“定盘星”*冯梦龙有“毫厘千里谬,认取定盘星”句。参见冯梦龙辑：《醒世恒言》(《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代刊本),卷10,页4；葛寅亮：《四书湖南讲》(《续修四库丛书》影印崇祯间刊本),《论语湖南讲》,卷4,页100。,戥杆并钻有二至三个纽孔,各系一条可提起整个戥子的纽绳。秤盘为小铜盘,是盛放被秤物体用的。戥砣则多为黄铜或白铜铸造,其形制有圆饼状、圆柱体等繁多品相。又为扩大秤量范围,有的戥子还备有不只一个戥砣。[12]

通常戥子秤量的最大刻度单位是两,最小则到分或厘,*如见史有勇：《临夏的戥子收藏者》,转引自http://gansu.gscn.com.cn/system/2012/12/10/010215678.shtml。但大戥应亦可秤量至百两,如《儒林外史》即称马二先生：“每日烧炉倾银子,把那些黑煤都倾完了,上戥子一秤,足有八、九十两重。”[13]《大清会典》中亦记载大秤测量百斤至五百斤、小秤十斤至五十斤、小盘秤三斤至十六斤、大戥五十两至百两、小戥十两至三十两。[14]

下文即以浙江台州泽国镇叶永峰先生收藏的一套戥子为例(图2),说明其规制及用法。该戥杆之上共有两组标尺,搭配头纽使用的秤量范围是1钱至1两,每大格对应的重量读数为1钱(3.75克),再各细分为10等份,每小格对应的读数为1分(0.375克)；搭配第二纽的秤量范围是1分至1钱,每大格对应的重量读数为1分,再各细分为10等份,每小格对应的读数为1厘(0.0375克)。*改绘自叶永峰：《戥秤的妙用：“隔水称金法”研究》,《中国计量》,2012年第S1期,页135～137。

图2 老戥子的基本形制与诸元①

为增加戥子秤量物品时的精密度,戥杆必须纤细、轻盈且又平直、均匀,故质坚且气孔少的骆驼腿骨就成为古代制杆材料的首选之一。此套戥子配有一个圆柱体的小铜砣,直径0.94厘米、高0.83 厘米,重量为4.55克,折合清代的1钱2分重,经仔细推算后,发现该砣应是搭配第二纽使用,用来秤量1钱以下的物品,但若要用头纽及其标尺来秤量1钱至1两间之物品时,则需搭配一重量为2钱4分的砣(恰为前述小铜砣之两倍),此物不知是否已阙佚？抑或原先之戥子配有两个各重1钱2分的小铜砣,则未详。

光绪《嘉定县志》中有云：

康熙五十八年,知县张寅详奉布政使杨批示,立石南翔城隍行祠内,略曰：“秤以十六两为乙斤,戥以民间通用十三号法马为准。”从前一秤三锤任意轻重、手法高低等弊尽行革除。[15]

即指出康熙末年时的戥子似乎有使用标准砝码者,甚至该砝码有号码(应刻于砝码之上*清代官制砝码每副通常有固定件数,如一百两的砝码组即包含从一分至一百两共二十八件。参见昆冈等修,吴树梅等纂：《钦定大清会典》,卷59,页1；丘光明,《中国古代计量史图鉴》(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页154～160。),但亦有人使用不合格的戥砣以从中动手脚。

至于以戥子检测黄金成色的“隔水秤金法”*此名出自典当业早期之钞本。参见陈遹曾：《当押店和雷公轰》,收入《广州文史资料(第三十九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页46～68。,则是巧妙利用了阿基米德浮体原理。该法乃先用戥子秤出金件的重量,再将金件吊入水中重测,从两次的重量差,即可推估其成色。清人虽多不知背后的物理原理,但透过长期积累的经验,亦归纳出一套估量的方法,如泽国镇之典当业即流传有“足金一两,九钱五分；每降一成,重减五厘”之口诀,意谓足金一两在水中仅重九钱五分,但若是一两重的九成金件,在水中将仅重九钱四分五厘(较足金减五厘)；一两重的八成金件,入水后则将秤得九钱四分(较足金减五厘的两倍)；余类推。

由于黄金的比重(19.3 g/cm3)远大于常见的铁(7.9)、黄铜(8.9)、银(10.5)、铅(11.3)等金属,仅次于铂系元素的稀有贵重金属。而黄金的合金当中最多的是掺银,此谓清色金；但若除了银之外,还掺铜、锌、铅、铁等其他金属,则称作混色金。通常含银比例愈多,色泽愈青,含铜比例大,则呈紫红。[16]经细究之后,发现清色金之成色确恰可经由前述口诀粗估。[17]

惟银的成色可能并无相应口诀,此因伪银有数十种制法,如茶花(每两的成分是“以纹银九钱,入铅一钱”)、鼎银(“以纹银五钱、以汞五钱半入铁鼎中……拿出其银止有一两,拆汞五分”)、赤脚汞银(“纹银三钱,铜系二钱,汞五钱半”)等等,([18],卷2,47～52页)故除非可先确定其合金之金属比例,否则难以利用简单方法来判断成色。鉴于密度较白银为大的铅、汞,与密度较小的铜,均比白银便宜,这些金属之间复杂的合金比例,通常很难从其色泽即可准确判断。民间虽流传有以颜色判断白银成色的说法,称“七绿,八黑,九五白”,也有从切口断面色泽的细微变化,*如称正白口(十成)、雪花口(九九)、镜面口(九八)、飞矾口(九七)、云白口(九六)、水白口(九五)、淡白口(九四)、粉白口(九三)、食盐口(九二)、淡黄口(九成)、水黄口(八九)、凉黄口(八八)、亮黄口(八七)、鹅黄口(八六)、木黄口(八五)……真红口(三成)、猪血口(一成)。参见冯琢珩：《新刊辨银谱》(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乾隆五十四年刊本,康熙五十五年成书),页5～6；李光庭：《乡言解颐》(《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间刊本),卷5,页1。或扔在桌面的声音来判断者,但这些应顶多只能具备定性的参考价值。([16],65～73页)

2 戥子上刻划的“星”

清人王棠的《燕在阁知新录》在释“秤上星”一词时有云：

今人称秤上斤两为花星,此俗语也。然“星”字唐人亦有,贾岛《牛山人》诗：“凿石养蜂休买蜜,坐山秤药不争星。”今之俗子买物件必与人争秤,山人高处在不争花星,所以贾岛见之于诗。[19]

再度呼应了沈起元在前文所谓“历历易数”之“星”,就是戥杆上的刻划。

乾隆十四年两江总督黄廷桂曾上奏,指南昌地区的典铺在质物时皆用银而不用钱,此因“用银则平、色出入(农按：指秤重及成色有差),易于巧取”,故建议“应令一两以外者仍用银,一两以内者均用钱。再典铺多用两戥,应行禁止”,得旨,以各省先前即因用钱不用银而导致铜钱贵,故谕令应听民之便即可,仍允许使用秤量一两以内的“两戥”或亦即“厘戥”),但严禁私动手脚以剥利。[20]

戥子在手,易为低昂,即以正人为收书,亦难免轻重高下之差……特创造一天平戥子,将天平之针加戥杆之首。遵照部颁法马,逐钱逐两,按数钉星,历历分明,较勘合一。盖与天平无异,而省去法马之劳,与戥子仍同,而唯视两针之对。[21]*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034161278/.

图3 清代大型立式秤重用之天平①(与秤杆垂直且固定在一块的针,当左右秤盘达到平衡时会与紧贴其后的悬臂重叠)

《红楼梦》第五十一回描述麝月欲取钱给至贾家出诊的大夫,遂在宝玉的带领下,从袭人(宝玉依例所支的月钱二两即交她处理,但她当时正回家探视母病)常用的螺甸小柜子的抽屉中发现几块银子,旁边还有一支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块银子,并提起戥子来问宝玉：“那是一两的星儿？”宝玉笑道：“你问我!有趣,你倒成了才来的了。”

查索网上大量有关老旧戥子的图片,尚未发现戥杆上刻划的点有以文字或数字标明其对应之值,此应由于杆子太细所致。但许多杆上似乎每逢一整数值即以不同数目及排列之点表示在旁(见图4；坊间是否有一共同的表述方式,则仍待考),其状最常见者近似星形(三个彼此距离大致相同的圆点),或即标示的是整数“钱”。由于此种标尺上的星点颇多,故亦见有医书以之形容眼疾者,称“翳如秤星者,或一点,或三、四点,而至数十点”。[22]

鉴于每支戥子之标尺上各个刻划的相应重量皆不同,且其值又不曾明白刻出,无怪乎,当麝月找到一把袭人平常用的戥子(袭人曾于小说第三十七回秤了六钱银子赏给抬海棠花来的小子们)时,就自然问宝玉究竟哪一星点是代表一两重,以便秤银给大夫做为诊金,但没想到却问道于盲,因宝玉是公子哥儿,从不亲自秤量银两。无怪乎,俗谚有“不识秤花,难以当家”之说,而所谓“秤花”应等同于前述贾岛诗中的“花星”,指“秤上所划斤两数之星”。[23]

图4 笔者收藏之老戥杆上的各种标尺

麝月因无法确认“一两的星儿”究竟在标尺何处,只得放下戥子,拣了一块银子,随手掂了一掂,道：“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识戥子,倒说咱们有心小器似的。”旁观的婆子看到此举就忍不住出言道：“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边,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这会子又没夹剪,姑娘收了这块,再拣一块小些的罢。”知每支戥子上的标尺有异,且每一标尺对应的提纽亦不同。麝月虽应懂得操作,但因她不熟悉袭人常用的戥子,故无法以之秤量,加上她平时并不经手宝玉或他人的银钱,自己的储蓄又不多,以致经验不足,无法明确分辨出一两与二两碎银间的区别。

而夹剪除用来产生重量较合适之碎银以进行交易外,另一目的则是要从被剪开的截面来判断银锭有无掺假。其形乃一把剪口很短、剪柄又长又粗的大剪刀,“一面的柄固定钉在一个大木案子上,另一长柄可张可合。夹剪银锭时,用左手拿银锭放在剪刀口上,右手扶剪柄,斜着欠身用屁股猛然向剪柄上一坐,便把银锭一剪为二了。”[24]

当《醒世恒言》中的秦重欲秤较重物件时,因自己无专门器具,就得去倾银铺(古代熔铸银锭的专门店铺)借用。小说因此续称：

到对门倾银铺里借天平兑银,那银匠好不轻薄,想着卖油的多少银子要架天平,只把个五两头等子与他,还怕用不着头纽哩。秦重把银包解开,都是散碎银两,大凡成锭的见少,散碎的就见多。银匠是小辈,眼孔极浅,见了许多银子,别是一番面目,想道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慌忙架起天平,搬出若大、若小许多法马,秦重尽包而兑,一厘不多,一厘不少,刚刚一十六两之数,上秤便是一斤。秦重心下想道,除去了三两本钱,余下的做一夜花柳之费还是有余,又想道这样散碎银子怎好出手,拿出来也被人看低了。见成倾银店中方便,何不倾成锭儿,还觉冠冕。当下兑足十两,倾成一个足色大锭,再把一两八钱倾成水丝一小锭,剩下四两二钱之数,拈一小块,还了火钱。[25]

在此,“五两头等子”乃指戥子上标尺端的刻划最多只能秤五两重,而因戥子通常在杆上有两至三组刻划,使用时各搭配头纽、第二纽或第三纽,秤重的适用范畴亦不同,其中头纽通常是秤较重之物,其穿绳孔的位置与吊秤盘的尾孔较近。至于天平可量度的范围就较大*戥子所能秤量之精度高于天平,如邢恕尝称誉秦观的文章“铢两不差,非秤上秤,乃等子上等来也。”参见赵翼：《陔余丛考》,卷30,页8。,它是藉由各种已知重量之大小砝码,以与物件取得平衡,但置办这些标准砝码的成本则较高。

当秦重发现自己积攒的碎银已达十六两重,就立马决定秤出十两,并在倾银铺就地镕铸成一个“足色大锭”,再秤一两八钱以另铸一个“水丝”小锭,此一过程当然得给倾银店一点“火钱”,作为工资与燃料之费。查足色(但即使是号称纯银的北京“十足宝”,亦只能达到99.2%纯度)之银锭谓之元宝,其上有与松纹一样的细丝(前文中所谓“足色细丝”),而水丝则是以人工手法制造出的丝纹,其成色通常从七成至九五成。前述含银一两八钱的“水丝”,应是重二两但成色只有九成的小锭,因当秦重过几天携银去买春时,就给了老鸨王九妈那锭“十两重,足色足数”的“放光细丝银子”,接着还另递给鸨儿一小锭,称这“重有二两,相烦备个小东”。([18],卷2,47～48页；[26])

戥子的功用还发展出进阶版,如面对坊间常有造假的情形,古人即很巧妙地发明“隔水秤金法”,来秤验的黄金成色。又由于戥子所秤的小物件均颇贵重,故屡见动手脚以占便宜者。《儒林外史》第六回有“老爹给了他二钱四分低银子,又还扣了他二分戥头”一段话,即指“老爹”用戥子秤银时,本应在戥杆上移动戥砣以求取平衡之读数,但他却在戥头上加重,用来苛扣秤出之数目。乾隆初年的谕旨中,亦曾指出有以此法“每两加至一钱有余”者,而当衙役在给发银钱之际,则又有用轻戥头的。([20],卷83,307页；卷154,1205页)其法之一即是将戥杆两端所包裹之金属皮做成可左右略微移动的套筒。

考量戥子的规制不一,每支能测度的重量范围亦不同,故戥杆上两星点之间隔可指一分、一厘或二厘？此究竟与邓云乡先生所谓“一星一钱”之说有无关连？则还得藉助大数据的环境来了解古人的用法。

经翻查明清文献后,虽可见“腰间碎银数星”[27]、“出白金数星”[28]、“挟银数星”[29]、“民间有无穷之米,而无从得数星之银”([5],634页)等描述,但这些并不必然具有定量意义,此因“数星”也可能只是定性地称呼“数小块”。故我们还应另辟蹊径,探索古代有无“金(或银)○星”之用例,其中“○”字乃一、二、三……等数词。

笔者在耙梳各资料库后发现：明末丁宾撰《茅山下宫启建文昌阁疏》,称自己的弟子张春阳曾与诸生约定,“每岁仲秋各捐金三星,聚道士、积赀,使竖文昌阁于兹地”。[30]陈继儒有一尺牍致沈士充曰：“送去白纸一幅、润笔银三星,烦画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也。”[31]清代纪昀在记北京用煤之情况时,亦称：“北山之煤可以供熏炉之用,焚之无烟,嗅之无味,易炽而难烬,灰白如雪,每车不过银三星余。西山之煤但可供炊煮之用,灰色黄赤,每车不过银三星……亦有石炭,每车价止二星,极贫极俭之家乃用之。”[32]王芑孙称品名为“王园白”的珍贵山茶花“一栽之直,当银五星”。[33]徐继畲也叙述暹罗“米极贱,每石值银三星”。[34]知“星”确可为钱的一计量单位。

再查万历《金瓶梅》第十七回：“陈敬济包了三钱银子径到胡太医家来……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充药资之礼,敢求下胎良剂一二贴。”乾隆朝陈梓称：“多买灯心为敛具,即贵至八分一斤,十斤仅银八星耳。”[35]*铺于尸身下的灯心草有防腐杀菌的作用。乾隆《笑林广记》中亦有《醵金》一则,曰：“有人遇喜事,一友封分金一星往贺,乃密书,封内云：现五分,赊五分……。”[36]收藏大家黄丕烈于嘉庆十一年撰文记其入藏宋本《史载之方》二卷的过程,称：“出白金三十两易得,重加装潢……上下卷通计一百单七翻,合装潢费核之,几几乎白金三星一叶矣!”[37]这几则用例,均可具体核实“一星”即“一钱”,又相当于“十分”。事实上,万历时人邓伯羔即尝指“世俗称一钱为一星”。[38]

那究竟为何将一钱又另称作一星？查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提到各种标准量器的单价时有云：

……兑百两天平架,铜盘、铜梁、铜索全,每架银一两六钱。百斤至五百斤大秤,每杆银八钱。十斤至五十斤小秤,每杆银二钱五分。小盘秤,每杆银一钱五分。等子,五十两至百两(农按：此指秤量范围),每把银五钱；十两至三十两,每把银一钱八分。杉木斛,连铁料,每个银九钱；斗,每个银三钱六分九厘；升,每个银一钱八厘；星,每个银九分九厘九毫；算盘,每面银一钱八分。[39]

前引文中先胪列天平、大秤、小秤、小盘秤、戥子等衡器,再记斛、斗、升等标准容器,紧接着言及“星”与算盘的物料成本。疑“星”或指以九九九成色之白银所铸造的一钱重标准砝码,其工料银为九分九厘九毫(因是由宫中匠人负责制造,故仅计料钱),否则,很难巧合到计值至毫,且与一钱仅一毫之差。

然而,“一星一钱”的换算标准至民初改用银圆为货币单位之后或已改变。如以四川大足县为例,根据民国五年所订之税章,“每油一斤征银四星”,因“每油一榨定出油七十斤”,故“每榨征银二角八分”,[40]而入民国之后,巴县的油税亦规定：“改征银圆,斤征银四星。以笮(农按：音“榨”)计,菜油每笮六十五斤,征二角六仙；桐油每笮六十斤,征银二角四仙。”[41]知当时的币制乃用元(圆)、角、分(仙)、厘等,前引文中所谓的“一斤征银四星”,乃指一斤征收0.004元,故一星相当于一厘,而此已非原本的重量单位。

综前所论,《红楼梦》第四十三回中所描述放在宝玉贴身荷包内的“两星沉速”,最可能指的是重约两钱的一小块沉速香,而非只是定性地描述有两小块香,至于其重量以及品名则可能是先前袭人或茗烟在备置时即告知宝玉的。

3 小 结

本文透过《红楼梦》第四十三回宝玉觅香祭拜金钏的记述为个案研究,尝试探索大数据时代对物质文化史所可能产生的新机遇,且成功深化了我们对戥子使用方式的了解,并重新掌握了古代以“星”作为重量单位的认识,同时所使用的高级香也反映出小说作者所尝经历过的上层社会经济背景。

一位学界先进在某次餐叙中和我聊起《红楼梦》,他说他年轻时就喜欢读这本小说,但每遇物质文化的细节描述(如服饰等)就都跳过。笔者在初读《红楼梦》时亦然,但到后来才体悟到这些陌生的知识(常属于科技史的范畴),有机会让小说得以在平面的文字上镶嵌出浮雕般的立体图像,并让阅读的深度进入前所未见的层次。当我们有能力具体掌握这些名词背后的意象时,作者的生活背景与知识经验将鲜活地展铺在读者面前,小说中的故事画面也开始呈现瑰丽灿烂的色彩,而物质文化亦将不再让人感觉是一种阅读障碍。

鉴于与物质文化相关的描述往往不出现在官方史料,而常是零星散见于笔记小说或诗文别集,故先前学者多感力不从心,因不知何处会有材料,且又无法遍览庞杂的文本。但大数据时代的兴起,已将约百亿字的清代以前古籍数位化,这些内容如能细加融通并辨析,或可令我们在此一范畴之研究获得先前难以企及的深度与广度。同样地,包含科技史在内的文史学门,亦将在此大数据的环境下于方法论上面临巨变(如e考据)[42- 44],并有可能创造出前所未遇的机遇。

1 曹雪芹, 著. 张俊, 沈治钧, 评批. 新批校注红楼梦[M]. 第2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779, 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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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李中简. 嘉树山房文集[M]. 卷3. 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嘉庆六年刊本. 348册.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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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陈梓. 删后文集[M]. 卷16. 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嘉庆二十年刊本. 254册. 224.

36 游戏主人. 新镌笑林广记[M]. 卷9. 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 影印清代刊本. 台北: 天一出版社, 1985. 6辑14册. 3.

37 黄丕烈.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M]. 卷3.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光绪十年刊本. 923册. 742.

38 邓伯羔. 艺彀[M]. 卷中.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2册. 21.

39 允祹, 等.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M]. 130卷.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2册. 137.

40 郭鸿厚, 陈习珊, 等. 大足县志[M]. 卷3. 中国方志丛书. 影印民国三十四年铅印本.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6. 384册. 290.

41 罗国钧. 巴县志[M]. 向楚, 等纂. 卷4上. 新修方志丛刊. 影印民国二十八年刊本.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67年. 1册. 533.

42 黄一农. 明末至澳门募葡兵的姜云龙小考兼答熊熊先生对“e考据”的批评[J].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08, 62: 141～166.

43 张瑞龙. e考据是“立体”史学而非“伪考据”[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 9- 23: A08.

44 马建强. 计算历史学: 大数据时代的历史研究[J]. 学术论坛, 2015, 12: 99～105.

The Precision ScaleDengziandXingas a Unit of Measurementin theDreamoftheRedChamber

Yi-Long Huang

(InstituteofHistory,TsingHuaUniversity,Taiwan)

In theDreamoftheRedChamber, Jia Baoyu measured “twoxingofchensuincense” to pay respect to the deceased Jinchuan. This paper employs the “e-textual research (ETR)” method to study the weighing mechanism ofdengzi, a precision scale used to measure small and valuable objects. With the support of big data sourced from various genr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exts, I am able to understand how the markings on thedengziare read intoxing, a unit of measurement. Eventually I conclude thatxingis in fact equivalent toqian, a common unit of weight.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ETR creates new research possibilities in fields including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ngzi, unit of measurement,DreamoftheRedChamber, big data, e-textual research

2017- 02- 09

黄一农,1956年生,福建安溪人,特聘讲座教授,天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科技史、中西交流史、明清史、红学。

“e考据与红学研究”计画(103- 2410- H- 007- 018- MY3)

N092∶TB9- 092

A

1000- 0224(2017)02- 0231-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