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艳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18—19世纪越南华裔如清使及其家族汉文学创作述论

严 艳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华裔在越南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越南华裔因长期受家庭汉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在科举、出使、历仕等方面都占据优势，华裔使臣便是其中的佼佼者。18—19世纪越南华裔使臣的祖籍集中于中国沿海，其祖先移居时间集中在北属、明末两个时期。18—19世纪越南华裔使臣及其家族成员创作了大量文体多样的汉文学作品，这既缘于他们的家族学养、教育方式，也与当时科举取士、文官制度有一定关系。

越南华裔； 如清使； 汉文学

中国人口移居越南的历史非常悠久，从秦汉时期就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自秦至宋，越南作为中国郡县经历上千年的“北属时期”，朝廷通过派驻官吏、流放罪人、战争等方式，令一大批中原人移居越南，“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中原人士也有因内地战乱纷争迁徙至偏安一隅的越南以免兵爨，“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十世纪，越南建立独立政权后，中国向越南的人口流动数量依然居高不下，一种是被迫流入，如被拐卖“南州客旅，诱人作婢仆担夫，至州峒则缚而卖之，一人取黄金二两。州峒转卖入交趾，取黄金三两，岁不下数百千人”。另一种是自动流入，尤其因中国政权交替产生的移民潮，如宋末元初移居的宋人与明末清初的“明乡人”。18—19世纪寓居越南的华侨华裔与越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密切关系。在政治上，华侨华裔与越南政权联系紧密，如阮氏建国时“有清商名悉以家赀亿万助之，军势大振”。在经济上，华侨华裔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如鄚玖在开辟河仙一带，将原先的不毛之地变为繁华港口；华侨华裔常居地的嘉定(今胡志明市)成为繁华都市。在文化上，华侨华裔对越南民众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相较于越南华侨在政治、经济上取得显见的建树，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与影响却相对隐蔽。据现今留存文献进行统计，越南华裔如清使及其家族成员留存汉文学著述较多，其中甚至出现越南文坛大家、文学世家。此前学界关于越南华人华侨及越南使臣的研究著述颇丰，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研究更显井喷之势。这显示出研究者对越南华裔、越南使臣两个群体的密切关注，但目前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史学，而关于越南华侨华裔汉文学方面的探讨却乏善可陈。笔者不避浅陋，拟就18—19世纪越南华裔中“如清使”这一特殊身份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家世特征、本人及家族汉文学著述，并进一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一、18—19世纪越南华裔如清使的家世特征

“如清使”是中越朝贡体系之下，越南对出使清朝使臣的称呼，其通常有正使、甲乙副使各一人。使臣在中越邦交中代表着越南在儒家文化圈中的形象，因此越南后黎、西山与阮三朝政权都非常重视如清使的遴选，其中汉文学水平是重要的考量标准，“如清使部，须有文学言语者，方可充选”。越南如清使现存留有个人文集者49人，其中华裔身份者10人，约占20%。华人移居越南后，其中一些家族在当地开枝散叶，逐渐成为当地的世族大家。18—19世纪华裔如清使家世有着相似的特征，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华裔如清使的祖籍在地域上集中于中国沿海省份。一是福建华裔，主要来自福建省漳州府。阮朝如清使的潘清简祖籍为漳州府海澄县人。李文馥在自已编修的《李氏家谱》中云：“我李氏原贯大明国福建处漳州府龙溪县西乡社二十七都”，在《闽行杂咏》中亦称“福建，古为粤大地，且余之祖籍也”。福建漳州移民越南者不乏此二例，前代亦多有移居越南者，现知有《沈家世谱》载沈氏先祖沈乾德为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山后社人，陈元灿编《明乡陈氏正谱》中陈氏“原籍大明国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二十八都四鄙玉洲上社人也”。越南华裔如清使还来自于福建其他府县，据《艮斋诗集》载郑怀德先祖为也是福建福州府长乐县移居越南者。福建华裔积极投身于越南社会，还曾参与越南政权，如《邓氏家谱》中载陈朝皇帝先祖为北国福建将乐人，移居安南东潮安子山，以渔为业数世后受李氏禅位，为陈朝皇帝。陈朝亡后，本支改为邓姓。二是浙江华裔。琼瑠胡族的胡丕绩、胡士栋，“先祖状元胡兴逸，上国浙江人。后汉隐帝辰为演州太守，家本村泡突乡。因为寨主，子孙蕃盛，支派益多，州中胡姓皆其苗裔”。另一位如清使吴仁静亦来自于浙江，他在《客中杂感(其二)》一诗中称“祖籍浙江山阴县(今绍兴)”。

其二，华裔如清使家族移居时间集中于北属、明末两个时期。一类为北属时期中国官吏、文人后裔。这些家族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发展为越南世家大族，如青威吴族、慕泽武族、琼瑠胡族。慕泽武族先祖是北属时期中国派驻越南官吏，“其族始祖武浑，中国福建省龙溪县人，唐敬宗时到越南作督护使，并立业于慕泽”。琼瑠胡族之祖胡兴逸为演州太守。青威吴氏也来自中国，“始祖自清国而来，邑于双青之祖市村寔”。另一类为清朝入主中原时大量移居越南的“明乡人”，如潘清简、李文馥、郑怀德、吴仁静等人的祖先。《李氏家谱》中云：“义不臣清，遂相与航海而南，择得吉地，在升龙城怀德府永顺县湖口坊地分，因与本国族人结为乡党，顺甲而居。”郑怀德自称祖先名会(号师孔)留发南渡。

其三，华裔如清使家族常为科宦世家。越南科举自李、陈肇始，至黎、阮时期达到鼎盛。北属时期移民华人后裔如清使家族成员科举及第者众多，琼瑠胡族“子孙科甲至会(今)不绝”，青威吴氏“自陈朝至今垂二十余代，经六百余年。嗣续繁昌，科名奕叶”，慕泽武族历朝皆有登科者“最盛常每科二三人同榜，兄弟叔侄满朝。时有朝士戏之曰‘诸武公议乡事族事於朝耶？’”据武惟谐《武族科宦谱记》载武族自陈朝始共27位族人在科举中进士及第，其中有7位进士担任出使中国使臣之职。在移民潮中移民的明乡人后裔如清使及其家族成员也“多由科甲”，如潘清简为进士、李文馥兄弟俱由举人出身。但相较于祖先为北属时期的华裔如清使，明乡人后裔如清使家族在科举人员规模、科考成就上都远远不及祖先。其原因不仅在于黎阮对峙之际，明乡人主要集中于南方阮氏政权辖治下无法参加黎郑政权的科举考试，还在于18—19世纪科举在越南也呈衰落之势，阮朝科举在科考场次、录取人数上比后黎朝都有所减少,据《大越历代登科录》载后黎朝1637—1779年科举中进士人数608人，最多一科取进士31人；阮朝1822—1868年科举中进士总人数160人，最多一科仅取16人。

其四，华裔如清使家族多为使臣世家。华裔如清使家族中常出现家族成员多人出使现象，甚至于兄弟同期、父子相继担任如清使之职。慕泽武氏中担任如清使团之职者有五人，武公道、武惟谐兄弟，武辉珽、武辉瑨父子及武希苏；胡士栋、胡丕绩来自于琼瑠胡氏家族；吴时任、吴时位、吴时亻品接连三代来自于青威吴氏家族。吴时俧在《贺亲弟甲副使佥公帐叙》中云：“我吴文献，世望我国，肇培之泽，累百余载，润弘光烨。故皇华盛选，世出于我家。”并自叙族中在清朝时期历任使臣及中国使臣伴送官情况，本族有尚书公康熙年间奉贡使、其父吴时仕以藩僚充使馆伴接、其兄吴时任以乾隆癸丑以阁老尚书充求封正使，且都以文章通达于中国，因而言其弟吴时位出使“所履又皆我家骆辔驰驱之旧路”。

从中可见，不同时期移居越南的华裔如清使家族虽有所差异，但这些家族祖先带去的中国语言文化优势依然或多或少地保留在家族之中。这才形成18—19世纪越南华裔如清使在家世上存在的相似性特征：其祖先在地域与移居时间上相对集中，且族人在科举历仕上占据一定的优势，家族多成为越南科宦、使臣世家。

二、18—19世纪越南华裔如清使的汉文学创作及其特征

越南留存汉文文献多为18世纪以后，其主要原因还是黎阮时期时局动乱，战火兵戈中造成书籍的散失湮灭。不独越南官方收藏典籍多被虫蛀或付之于兵爨，就是民间文献也遗留稀少。《大南实录》中载阮朝曾多次颁发让民间进献文献的诏令，“第自军兴以后，册府无徵。惟蕴藉之家或存记载。特准中外臣庶，凡有家藏编录记先朝故典，不拘详略，以原来进纳或送官抄录，各有奖赏”。然每次进纳者仅寥寥数人，所进献文献也稀疏几种。18—19世纪越南后黎、西山时期的华裔如清使汉文学著述虽有散佚，如《胡家合族谱记》载胡丕绩1721年奉岁贡正使出使时“著上国观光禄(录)序”现已遗失无存，却也有部分成员留存较完备，如吴时任遗留汉文献二十种之多。从总体来看，越南华裔如清使现存汉文学著述如表1所示：

表1 越南如清使臣汉文学著述目录

从文献上看，18—19世纪华裔如清使现存汉文学作品多具有抄本工整、印本精良的特征。越南现留存汉文学文献多为抄本且存在抄本混乱、字迹杂乱、杂抄者多的现象，印本留存相对较少。华裔如清使文集中却留存刊印精良的家刻本，如郑怀德的《艮斋观光集》、潘清简的《梁溪诗草》，刊刻精美。留存华裔如清使汉文学著述抄本中书法娴熟、字迹清晰，如吴时任的《希尹公遗草》。虽然越南华裔如清使文献中有一些因流传较广而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但其中仍不乏抄写较好的本子，如李文馥的《周原杂咏草》、《粤行吟草》等。其原因在于，18—19世纪华裔如清使个人文集编校者多为本人或家族文人。书籍编撰活动是越南华裔如清使家族优良的家学传统，如武琼见到《岭南列传》一书，披阅校订整理，厘定为两卷《岭南摭怪列传》“藏于家以便观览”。潘清简将个人文集交给后人编修并云以示儿孙，“此非与世作文章，不过纪行耳。今老矣，若不少留，则平生心迹子孙何日知之。诚不足以走人，不足以示子孙乎？爰检出付儿辈编纂……俾我后之人知乃翁生来涉履有如此也”。其中一些华裔使臣文学家族则直接将族人文集编辑成家集行于世，如青威吴氏的《吴家文派》收录了众多家族文人个人文集。华裔如清使及其族人编撰文集时，所据多为底本，编撰者的态度也比普通抄录者认真，这就减少了文献来源时的讹误，因而才有华裔如清使文集较为优良的现象。

从文学思想上看，18—19世纪华裔如清使汉文学作品中体现出儒家文艺观思想特征。华裔如清使注重作品功能，强调抒情言志、重讽喻。郑怀德《艮斋诗集》所收录的三个文集的名称都蕴含着儒家思想，《退食追编》取诗“退食自公﹐正着其尽心奉公”之义，《观光集》、《可以集》取语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义”，由其诗集名称即可知其带有浓厚的儒家文艺思想。不仅郑怀德如是，华裔如清使都有浓厚的儒家思想。李文馥北使时道经南宁瞻拜王守仁讲学处的阳明书院云：“先生论尊德性者，义甚渊微”(《驻南宁》)，“言乎道统，则本之六经四子，家孔孟而户朱程也”。福建官员要求其在国书上签写越南国王真姓实名，他写了《御名不肯抄录问答》，力辩自己身为臣子，应尊奉避讳原则，坚决不肯从命。潘清简在越法战争中失利，丢失南圻三省后选择自杀殉国。华裔如清使作品中还注重仁、孝思想，如李文馥在广东公干期间将中国“二十四孝”故事重新进行改编传播到越南。

从文学地位与影响上来看，18—19世纪华裔如清使及其汉文学作品在越南文坛多具“大家”特征。吴时任、吴时位所来自的青威吴氏是越南文坛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学世家“吴家文派”，吴时任即吴家文派的领袖人物。潘清简一生历阮朝三主,屡任要职,在越南文坛享有重要地位,阮景宗称他为“文章一代之尊”。 李文馥被台湾学者陈益源先生称为“周游列国的越南名儒”，作为阮朝如清使中的多产作家，他一生多次前往国外，不仅到过中国，还到过东南亚诸国和欧洲。《大南实录》云：“文馥有文名，为官屡踬复起，前后阅三十年，多在洋程效劳，风涛惊恐，云烟变幻，所历非一辄见于诗云。”郑怀德学问博洽，尤长于诗文。20世纪以来，华裔如清使个人文集也陆续被整理出版并获得较高评价，如越南整理出版吴时任的《吴时任全集》的汉语与越南语译本；新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刊印郑怀德的《艮斋诗集》时钱穆题签，陈荆和云其是“可弥补南越华侨史之缺，于文学、史学双方面均有特殊价值”等。古今文人对18—19世纪华裔如清使汉文学创作很高的评价正凸显出其在越南文坛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由此可知，越南华裔如清使汉文学著述在越南文坛占据一定的地位。华裔如清使汉文学著述中所透着的浓厚的中国儒学正统思想正是他们身上儒家士大夫精神的外在体现。

三、18—19世纪越南华裔如清使家族汉文学创作繁盛

18至19世纪越南华裔使臣不仅个人著有汉文学作品，其族人也多有汉文学创作留于世，其中还有青威吴家文派这一著名的文化世家。然这些家族中的一些族人作品已散佚无存，现存具体汉文学著述主要集中于青威吴氏、慕泽武氏、琼瑠胡氏，详见表2：

表2 华裔如清使家族及其汉文学著述

资料来源：本表据《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吴家文派》及越南河内汉喃院实地考察整理而成。

从表中可见，华裔如清使家族中汉文学创作总量并不均衡，吴家文派族人的汉文学创作留存数量众多，文体各备，不仅众多族人留有诗词文赋，还留有前后相承继的汉文历史演义《安南一统志》与《皇越龙兴志》两部。慕泽武族与琼瑠胡族有部分留存，慕泽武族所编校的两部小说《岭南摭怪列传》、《公余捷记》在越南汉文小说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琼瑠胡族则以诗文集为主要书写形式。这几大家族的共同特点是其祖先在北属时期迁至越南，华裔家族在越南成为文化世家则非短期之功，而是经过历代族人的努力，历仕、出使都是其中的重要方式。

18—19世纪越南华裔如清使家族的汉文学创作与其家族文学活动密不可分，华裔如清使家族汉文学创作的传统奠定了如清使个体汉文学创作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18—19世纪越南华裔如清使家族族人的汉文学成就也是华裔如清使与越南本土如清使存在的差异之一。

四、18—19世纪越南华裔如清使及其家族汉文学创作繁盛之因

华裔是中华民族蓬勃发展、向外扩散中形成的特定身份。华裔已从祖先的文化语境转化到另一种环境之中，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要进行抉择。身份认同(Identity)是西方文论中的一种概念，指个人对自身的认知与对特定文化的认同。身份认同是华人华裔身居异国他乡时一种重要的心理归属特征。不论是北属时期还是明末，越南华裔如清使家族先祖移居越南至中国清朝时期都经历数代，但他们依然认同华裔身份，据《慕泽武族五支谱》载：“黎阳德癸丑元年，武惟谐及族弟武公道同奉如明北使，约以贡部事清，福建一往，探认武门族姓。适会贼徒捍阻仍从水道回程，事竟不果。”武惟谐、武公道兄弟于1673—1675年担任如清使一职。虽然武氏子弟寻祖真伪难以推究，但正如陈益源先生所言“这充分说明慕泽武族子孙，即使经过了八百多年，仍不忘自己是中国福建武浑后裔”。李文馥在诗文中明确表示要想乘福建公干期间访祖籍，因未成行而有感作诗《拟(访)祖籍不果感成》：“余祖籍漳之龙溪人也，累世为明显官，明末南徙，至余凡六代……乘公暇，将往一访。土俗例访祖籍者，其犒劳酬赠费，非四五千金不可，而余则事力俱屈，八九不如。舟次离龙溪仅一日水程，而更等之为海市蜃楼之视。五中交迫，不觉感成。”吴仁静在诗中云“直以君王事，难来父母邦”，虽然难回中国却依然感念“山城故国腔”。华裔如清使对华裔身份的认同促进他们汉文学创作的发展，他们个人及文学作品中的儒家思想也正是越南华裔如清使对身份认同的一种外在体现。18—19世纪越南华裔如清使汉文学繁荣还有以下几点具体原因：

首先，家族汉文化传统是华裔如清使及其家族汉文学繁荣的基础。在“威仪共秉姬家礼，学问同尊孔氏书”的越南体制之下，华裔如清使家族自身的语言文化优势在越南科举、文化上都占据有利条件。由于越南本地口语与汉语存在较大差距，华裔文人语言文化的纯熟更利于他们从容进行汉文学创作，这也是李文馥、潘清简等人成为越南文坛多产作家的原因之一，其不能不与他们自身家庭中汉语言的影响有潜移默化的关系。虽然一些华裔世家移居越南时间久远，其汉文化影响渐至渺茫，然其祖先汉文化影响让其成为越南文化世家，如青威吴氏与慕泽武氏。华人先辈在中国时期所受儒家立功、立德、立言思想的影响，将儒学文化融入家族文化之中。青威吴氏“书香之盛，文士之多比邑族为更盛也”，慕泽武氏等移民较久的华裔家族注重儒学教育。明乡人也以儒学为家守之学，郑怀德自序云“家世业儒，书香绍美”。受家学传统影响，越南华裔普遍注重汉文学创作，阮朝第一任如清使中有两位华裔吴仁静、郑怀德，他们为“嘉盛堂”明乡会馆书写对联曰：“明同日月耀南天,凤翥麟翔嘉锦绣；香满乾坤馨越地,龙蟠虎踞盛文章”。“盛文章”成为18—19世纪华裔使臣及其家族中积极致力的事业。

其次，家族“业儒读书”的教育方式是华裔如清使及其家族汉文学繁荣的有力保障。“劝学”是越南华裔如清使家训中最主要的内容，要求子孙读圣贤书，决胜科场。据《越南汉喃目录提要》“家训”一目统计，越南现存家训文献23种，其中收有琼瑠胡族的两部作品，如胡丕绩的《穷达家训》与胡仕扬的《胡尚书家礼》。即使一些华裔如清使家族没有家训留存，也都留有口头训示，且在行动上身体力行，如李文馥家族至李父这一辈已经家道日下，但李父仍然坚持让儿子全部读书：“专训儿子辈业儒，邈不许治生一艺，既乃日形匮乏，或劝令其一子改业治商，公不以为意。晚年一贫如洗，朝不谋夕，而处之晏如也。”在华裔如清使家训中“劝学”这一主导思想引导之下，读圣贤书是他们代代相传的核心价值理念，由此越南华裔如清使个人多在幼时就饱读诗书，有着坚实的汉文基础，而这成为其后从事汉文学创作的先决条件。

再次，越南实行的政治体制是华裔使臣及其家族汉文学创作繁荣的前提条件。越南经历近千年“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北属时期，自丁朝建立独立政权的越南仍然在政治文化上模仿中国。18—19世纪越南实行科举取士制度，而越南科举选官制度及使臣遴选中“奉使上国，在下国素视为重选，故必科目中人选之”又增加了华裔家族向上流通的通道。越南“官员荫子”制度也利于华裔家族成为科宦家族并世代相守，潘清简在《钦定越史纲要》中记述：“文武一二品，长子众子三品。长子不识字充锦衣卫俊士，能读书考充崇文馆儒士；三品众子及四五六七八品，长子不能读书选充羽林卫，能读书充秀林局儒生，有吏才考充内外衙门吏。”昭文馆与秀林局都隶属于翰林院。在18—19世纪越南的政治、文化体制之下，华裔如清使及其家族凭借语言文化优势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也是保证其从事汉文学创作的物质条件。

综上所述，18—19世纪越南华裔如清使及其家族汉文学创作繁盛，在越南文坛占据一席之地。他们在文学中所体现出的对儒家思想文化以及对华裔身份的认同是受其家学传统影响的结果。华裔如清使及其家族成员能在汉文学上取得这一系列的成就，也是越南在文化体制上借鉴中国所形成的。华裔如清使及其家族创作了众多优秀的汉文学作品，但其总体上仍属于越南如清使，其相互的差异，以及与同时期中国文人作品的比较，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认识华裔如清使这一文化精英群体在华人华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责任编辑 池雷鸣 责任校对 闫月珍]

2017-02-27

严 艳(1980—)，安徽滁州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域外汉学研究。

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及卓越学者计划资助项目《传统·地方·国际交融的岭南与东盟文学交流互动研究》(批准号：桂教人[2014]49号)。

I333

A

1000-5072(2017)06-009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