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英翠

新闻述评是一种以夹叙夹议为风格，既对新闻事件进行全方位综述，又对新闻事件发表议论的有舆论引导之功能的文体。因而，“融报道与评论之长”是其特色，但恰因为此，在“西方主要新闻理论著作中没有这个概念”，[1]然在近年，却因《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中时政类新闻述评的红火，得到了包括《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西方新闻业界的密切关注。

作为一种发展了百余年的文体，新闻述评“始方走出国门”的这一节奏委实甚慢，虽已然迈步，但仍有一些痼疾需去除。比如在学界，新闻述评的文体归属存在着学术争议，新闻采写类教材认为其应划归新闻报道，新闻评论类教材则认为其应划归新闻评论。本研究从中国新闻述评在民国时期发生的“偏移”现象切入，通过分析民国新闻述评的文体类分、流变与稳定的过程来回答新闻报道说与新闻评论说只是述评发展过程中的“非主流”，而真正的“主流”是融报道与评论之长的文体杂糅说。

一、中国新闻述评的文体类分

新闻述评可追溯于先秦诸子说理散文的“夹叙夹议”笔法，是一种萌芽于民初《独立周报》《纪事》栏、成型于《新青年》《国内/外大事记》栏，并专栏化于 《每周评论》的文章体裁。民国37年间，新闻述评以纵横捭阖之势先后成为“五四”时期“对群众进行形势教育的最方便最有效的方式”，[2]“十年内战”时期政党报刊宣传自身、攻讦对方的工具，抗日战争时期报刊界抵御外辱、强我民心的斗争手段，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国际形势、军事形势、经济形势剖析的有力臂膀。新中国成立后，新闻述评几经沉浮，在改革开放后以“记者述评”的姿态活跃于各大报刊，并以电视专栏的形式聚焦着民众视角，但民国时期辉煌一时的时政题材却几乎消失。及至《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的出现，以剖析时政为旗号的新闻述评再次强势回归。

“侠客岛”彰显了当下新闻述评的两大特色，一是功能实现上的融报道与评论之长，二是表达方式上的夹叙夹议且议在议论，但在新闻述评的发展史上，这两大特色也曾遭遇过颠覆，以致出现了5种类型的写法：有向新闻报道功能偏移的偏报道类，有靠拢新闻报道的纯报道类，有向新闻评论功能偏移的偏评论类，也有靠拢新闻评论的纯评论类，当然也有与当下新闻述评保持一致的兼容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功能的双功能类，具体如表1所示。

其中，偏报道类与纯报道类因彰显新闻报道功能，可称为“报道”型，偏评论类和纯评论类因彰显新闻评论功能，可称为“评论”型，而双功能类则因渐融报道与评论功能之长，被称为“报道+评论”型。就中国新闻述评的百年历程看，“报道+评论”型一直是新闻述评的“主流”类型（即存在时间长、发挥作用大，并以此为主要写作要求的类型）——而“报道”型与“评论”型是为“非主流”类型（即存在时间长、发挥作用小，并很快退场的类型）。

表1　民国报刊新闻述评文体类型表

民初至“五四”，新闻述评虽未引起业界重视，但其兼顾报道与评论的“双功能”特性已然凸显，诸如《新内阁成立》 《黎大总统继任》《国会开幕》（《新青年》，1916年第1期）等新闻述评篇章此时均已出现。然而，此时的中国新闻文体刚羽化出文学母体，正值求新求变的不稳定期，新闻述评也顺应大势进行了多种探索与改进，至北洋政府后期，民国报刊新闻述评的两种“非主流”类型均已出现完毕。

二、中国新闻述评的文体流变

不同于“报道+评论”型新闻述评在民国报刊中的主流化，报道型与评论型始终处于“非主流”的样态，其多出现并存在于新闻述评文体发展的不稳定期，而至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新闻述评已渐成为新闻界大报大刊的常用文体，也涌现出了一批诸如《新华日报》《国际述评》专栏为代表的名专栏，及以乔冠华、姚溱、许涤新等为代表的述评名家，故写法渐成一统，“非主流”类写法也渐退出述评舞台。

1.“报道”型新闻述评的流变

“报道”型新闻述评可分为偏报道类和纯报道类。其中，偏报道类以夹叙夹议且议在说明为特征，在文体倾向上相似于西方解释性报道，即在表达方式上用说明代替议论，尽量不议论和少议论。纯报道类以叙而不议为特征，在文体上几近于新闻报道，但内容却以“第二现场”为基点，这也是其与新闻报道最大之不同。

“偏报道”类新闻述评率先出现于1918年《每周评论》的《国内/外大事述评》专栏，其代表性文章如《蒙古独立的消息》（《每周评论》，1919年等15期）等，其擅长于在夹叙夹议的基础上偏重于“叙”并在表达上将“夹叙夹议”的“议”理解为“说明”，体现的是重解说与重补充，如《日本政治思想的新潮流》（《每周评论》，1919年第3期）中关涉黎明会召开的背景说明、关涉黎明会上人人皆带英锐气象的补充说明，以及关涉黎明会召开目的的解释说明等。继《每周评论》后，“偏报道”渐得到了一些述评写手的青睐，如1923年《东方杂志》的《时事述评》专栏，就擅长此类写作。

“纯报道”类新闻述评较早出现于1926年《国闻周报》的《国内/外一周间大事述评》专栏，该专栏前后持续十余年，但在“‘不著意见’地记载时事也是一种有效的策略”[3]的指导下一直“只做到了‘述’，实未尝‘评’”，[4]使得10年间的新闻述评文章几近新闻报道与新闻综述，如《新疆实行易帜》（1928年第5卷第26期）注重新闻告知层面的新闻报道，而《美国又一候选总统》（1928年5卷26期）等则注重新闻信息的综述。然因该栏背离了新闻述评夹叙夹议之基调，于1936年被替换为《国内/外一周间大事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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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型是新闻述评向新闻报道功能倾斜的一种类型，其包含的偏报道类与纯报道类的区别在于前者尚未超出夹叙夹议之范畴，后者却早已偏离，而这也意味着后者在地位上的“非主流”。然而，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与国共报刊的崛起，新闻述评的主要阵地由政治报刊转移到了政党报刊，此时，诸如《广州民国日报》等政党报刊纷设新闻述评专栏，且目的在于政党宣传，故少议论或不议论的“偏报道”型新闻述评迅速减少，而代之的则是注重议论，彰显观点性的新闻述评写法的红火。其后，“偏报道”型新闻述评更加缺乏市场。

2.“评论”型新闻述评的流变

“评论”型新闻述评可分为偏评论类和纯评论类。其中，偏评论类以夹叙夹议但重在议论为特征，在文体上相似于近代的政论文写作，但在素材上多是新近新闻。“纯评论”类以“议而少叙”为特征，论点、论据、论证过程俱全，近似于当下的新闻评论，但挂以新闻述评之名。

“偏评论”类新闻述评率先出现于1919年《湘江评论》的《湘江大事述评》等3个述评专栏，其擅长将“夹叙夹议”的“议”理解为“议论”，故体现的多是重论证与重说理，如《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的后4段，均以“那时候的思想，是**的思想”[5]的排比句式开头，其内容是对4段首句提及的“自大”思想、“空虚”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以及“以孔子为中心”思想的论证及说理。

此后，“偏评论”类新闻述评开始活跃于《松江评论》《新民国》等小型政党报刊，且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倾注强烈感情，如《兔死狗烹的北京国会》与《近东病夫与远东病夫》（《新民国》，1923年第1卷第2期），不仅在标题上体现感情倾向，且在行文上多次突出对国会“兔死狗烹”及中国人“被病夫”的愤慨；二是沿袭之前的重论证与重说理，如《法国新内阁的政纲》中的“新内阁的产生，是……，但是……，也未必就……，因为……”[6]句式展示的是事实说理，而《中俄协定成立后的时局：前途黑暗重重》在前5段排比式议论的末尾写到“我们且举三件事实来证明他”，[7]后3段则是具体的3件事实，展示的是事实对观点的论证。同年度，“纯评论”类新闻述评亦出现于诸如《浙江周刊》等小型政党报刊中，代表性文章如《革命政府的外交》和《孙宝琦被弃》（《浙江周刊》，1924年第6期），前者擅长一切服务于论点的论据、论证过程俱全；后者则擅长“我告诉你们……”之类的喊话式议论；再如《评县议会对于国语文体的提议》和《评沈议员对于小学教员补薪的主张》（《松江评论》，1924年第40期），擅长直接把评论文体搬入新闻述评专栏。鉴于此，“纯评论”类新闻述评更多的是在提供评论而非报道，在写法上局限了新闻述评既述又评的优势，因而在地位上也不如“偏评论”类应用率高。

然而，较之“报道+评论”型，“偏评论”类新闻述评亦非“主流”，原因在于其虽也注重夹叙夹议，但叙和议的地位并不平等，叙是作为议的论据身份存在的，缺乏对新闻事件的完整综述，更缺乏对背景材料等的使用与铺陈。除此之外，此时 《新华日报》“国际述评”等“‘述’与‘评’各占一半”[8]的述评名专栏的相继出现也从客观上缩减了“偏评论”类新闻述评的应用空间。

3.“报道+评论”型新闻述评的流变

“报道+评论”型是百年新闻述评的“主流”样态，是新闻述评所遇到的第一种类型和民国史上的最后一种类型，亦是当下新闻述评写法的根源，其率先以“寄居”的形式出现于《新青年》的纪事栏目——《国内/外大事记》栏中，不仅在架构上边叙边议、叙议结合，且在功能上涵盖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如《国会开幕》（《新青年》，1916年第1期）一文，不仅围绕国会开幕进行了新闻的综述，又围绕给予此事以“呜呼，民气之消沉亦云矣”等的议论。然因新闻述评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新闻界广泛关注，“报道+评论”型也不为人所熟知。直至1918年的《每周评论》，新闻述评虽以专栏的形式打响了名号，但在写法上却就此分化，相继出现了“报道”型与“评论”型。

较之之前的“报道+评论”型，此时的新闻述评在文本架构与功能上均呈现出了一定的变异。首先是在文本架构上增加了“叙”的比例但未削减“议”的重要度，具体表现即用尽可能全面的“述”来服务“评”，力求“评”得有力度、有依据，《内战扩大中的中国经济》一文（《华商报》，1946-07-29）即是如此。其次是在文本功能上突出了预测功能，正如《英国贸易代表团来华》中所提及的“当时我们曾指出这两个希望是很难实现的，现在证交开拍已满一周，事实证明我们的预言，并没有多大错误”。[9]

至此，新闻述评已演化为一种以“夹叙夹议但议在议论”为手法，兼融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之长的，且“叙”与“议”互为服务的，能表达丰富情感的附带预测功能的文体类型。

三、中国新闻述评文体的稳定与动因分析

从“类分”到“稳定”，新闻述评走过了从“五四”到“抗战”长达20多年的混沌，但终确立了中国新闻述评文体的基调，即“夹叙夹议”和“融报道与评论之长”。这一历史过程彰显并回答了一个问题，即新闻述评的新闻报道说与新闻评论说均只是过程，或曰文体杂糅说这根主杆上的旁逸斜出。那么，存在了20多年的“报道”型与“评论”型为什么会退出历史舞台，“报道+评论”型为什么会“主流”化并最终成为当下新闻述评的代表样态呢？

1.新闻生产流程的推动

民国报刊新闻述评的生产牵涉环节有三：一是报刊性质，二是制作群体，三是制作方式。其中，就报刊性质来看，新闻述评大都活跃于由政党“注资”和“管理”的报刊，它们或由具备军阀背景的银行募集资金，或由官僚资本部分注资。

就制作群体看，新闻述评的写作者有三种情况：一是编辑，如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日报》里，上至社长总编、下至一般编辑都参与了资料的收集工作。二是主笔，如《立报》总主笔刘思慕，不但自己书写了大量战局述评，且邀请了大量诸如羊枣、张铁生等国际评论专家进行新闻述评的写作。三是署名为记者的全体同仁，如《每周评论》的述评文章即属此类。

就制作方式看，新闻述评的写作属“二次制作”，其擅长的是把各报纸、通讯社得到的材料加以综合基础上的制作，与西方解释性报道的“一次创作”截然不同，前者侧重的是“加工”，后者侧重的才是“报道”。

对于西方解释性报道而言，其之所以能“议在说明”，一方面是其报刊的商营属性与大众特质，另一方面是其制作者的一线记者身份与制作方式的“一次”属性。而对于中国近代政论文章而言，其之所以能“重在议论”，一方面是其报刊工具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其不需“详尽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故不需进行大量相关新闻事实的搜集。因此，民国报刊新闻述评生产流程的独特性才是决定偏报道类与偏评论类“非主流”化的主要原因所在。

2.新闻文体生态的肯定

“任何一种文体都有自身的生态系统，只有了解其孕育生长所需要的土壤、空气、营养，才能真正明了它们何以会长成这般模样，也才能理解它们衰落、凋亡或变异的原因”。[10]对于新闻述评而言，“报道+评论”型是其在与包括新闻报道、新闻评论等文体的交流对话过程中历时性的形成的共时性规范，是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危亡意识的驱使，而其他文体类型的出现则可分别解释为“报道”类、“偏报道”类与新闻报道，“评论”类、“偏评论”类与新闻评论进行文体交流时产生的倾左或倾右的人为偏差。

新闻述评由“报道+评论”型而始，又以此为终，且在37年间以其为主流，故称“报道+评论”型是新闻述评的适当语体，而称诸如“报道”“评论”型等为时人对新闻述评语体的自由活用与创作。同时，文体是人类文化的现实成果，在人的活动和各种文化关系中生成，故文体的底层内涵便是文体生成中人的活动赋予的人学意义。具体到新闻述评文体，其文体类型的生成便是各种文化关系中人的活动的产物，正如在国民党新闻统治夹缝中生存的《国闻周报》在10年间所刊登的新闻述评均只“述”不“评”，成为“报道”型的典型案例。

在新闻生产流程与新闻文体生态的作用下，新闻述评“报道”型与“评论”型的退场已成必然之势。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70年时间里，这两种类型的新闻述评虽有过端倪，但也不过是偶然事件。当此，正值中国新闻述评走出国门的机遇期，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均须以史为鉴，了解新闻述评、正视新闻述评，并以“夹叙夹议”和“融报道与评论之长”的基调去写作新闻述评，其方能乘着走出去战略的东风真正为世人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