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利朝　张予涵

笺纸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纸张，主要用于古代文人之间的诗文唱和、书札往来。一般地，笺纸上以木板水印的方法印上各式各样的图案，使往来双方在使用和阅读过程中拥有一种视觉的愉悦感。而将笺纸汇集起来，分门别类予以整理，编辑印刷成书或册子，就形成了笺，如今笺谱并不多见。回望历史，1933年12月，由鲁迅与郑振铎共同编辑的《北平笺谱》正式印行，“堪称文化史和出版史上不朽丰碑的伟业”。[1]《北平笺谱》虽是两人合作的结晶，但正如当年郑振铎的记载：“这部《北平笺谱》所以有现在的样式，全都是鲁迅先生的力量——由他倡始，也由他结束了这事。”[2]考察历史，这是中肯之论。事实上，鲁迅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倡导、出资，而且在于全程的把关、编辑及印行后的传播。

一、“真非印行不可”：《北平笺谱》编辑的缘起

《北平笺谱》是由鲁迅提议并得到郑振铎的支持和参与才得以编印成书的。

1933年2月5日，在给郑振铎的一封信中，鲁迅首先提出了编印的建议：“因思倘有人自备佳纸，向各纸铺择优各印数十至一百幅，纸为书叶形，彩色亦须更加浓厚，加上序目，订成一书，或先约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3]

1.为什么是北平

为什么题为《北平笺谱》，显然是因为书中的笺纸来自北平的店铺。具体理由有三：其一，自古以来北平是中国文人的汇集之地，有文人使用的大量名笺。正如鲁迅在《北平笺谱》一书的“序”中指出的，“北京夙为文人所聚，颇珍楮墨，遗范未堕，尚存名笺。顾迫于时会，苓落将始，吾侪好事，亦多杞忧。于是搜索市廛，拔其尤异，各就原版，印造成书”。[4]因为文人汇集，北平也成为笺纸的集中之地。其二，与上海、广州等其他城市相比，北平笺纸的品相、价值等皆更优，刻工印工等编印条件更为充分。1933年10月27日，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信中说到，以自身所见，上海、广州、杭州等地的笺纸皆不如北京。确实，郑振铎也对比过上海和北京的诗笺，发现后者的刻工、色彩都“高明得多了”。在与郑振铎共同撰写的“广告”中，鲁迅又进一步指出：“民国初元，北平所出者尤多隽品，抒写性情，随笔点染，每入前人未尝涉及之园地。虽小景短笺，意态无穷。刻工印工，也足以副之。惜尚未有人加以谱录。”[5]此外，除了天时地利，还有人和的因素，即当时郑振铎任教并居住在北平，有搜集笺纸的地利之便。

2.编辑的缘起

《北平笺谱》之所以能够面世，是多种因素相结合的产物。简言之，是社会关怀与个体兴趣密切吻合的产物。前者即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呵护，后者则系鲁迅对笺纸和木刻美术的天然兴趣。此外，还有时局的刺激。

先看前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剧烈的转型，在西学东渐、列强虎视眈眈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的刺激，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具体到笺纸，如何为后代留下这一弥足珍贵的传统艺术，这是鲁迅首要的关怀。他在《北平笺谱》的“序”中明确指出：“意者文翰之术将更，则笺素之道随尽；后有作者，必将别辟途径，力求新生；其临睨夫旧乡，当原俟于暇日也。则此虽短书，所识者小，而一时一地，绘画刻镂盛衰之事，颇寓于中；纵非中国木刻史之丰碑，庶几小品艺术之旧苑，亦将为后之览古者所偶涉欤。”[6]1934年3月18日，鲁迅在回复增田涉的信中说到，之所以这么做，由于“笺画渐趋衰亡”，“雕工、印工现在也只剩三四人，大都陷于可怜的境遇中，这班人一死，这套技术也就完了”。[7]从上述可知，出于对“文艺界会变成白地”的担忧，也为保留“不久将绝迹”的笺纸和“渐趋衰亡”的笺画，鲁迅倡议编印此书。他期待，笺素之道的存留，绘画刻镂的盛衰，将借助于《北平笺谱》予以实现与展示。

次看后者。鲁迅对笺纸及木刻画，自年轻时就有一定的兴趣。据《鲁迅日记》，从1912-1926年的14年间，鲁迅曾到北京琉璃厂480余次，购物3000余件，其中有不少笺纸。[8]不仅是在北京，在上海、广州等地生活过的鲁迅也一直不忘到处搜寻笺纸。郑振铎之所以和鲁迅能够一拍即合，是因为两人对于笺纸有“同嗜”。郑振铎也喜欢木刻画，在合作编印《北平笺谱》之前，郑振铎“搜求明代雕版画已十余年”，且在上海和北平都曾购得若干笺纸。真正激发郑振铎对诗笺产生更大兴趣，并使之愿意投身于此事业的正是鲁迅。据郑振铎说：“我的研究中国版画是偶然的事。为了搜集中国的小说和戏曲，便引起了对于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书里所附的木刻插图的兴趣。也偶然的得到那些纯粹版画的书。”“但开始对于版画作比较专门的搜集与研究，则是鲁迅先生的诱导之功。”[9]

此外，时局和国运的刺激也是一个原因。《北平笺谱》编印期间，正值日本步步侵华之际。北平沦陷，华北战事延滞了这项工作。但战争同时也刺激了两人，鲁迅与郑振铎不仅没有轻易放弃，反而以更大的决心继续完成这个工作。1933年9月，鲁迅与郑振铎在上海再次会面，“这场可怖可耻的大战，刺激着我们有立刻进行这工作的必要。也许将来便不再有机会给我们或他人做这工作。”[10]

二、“可怜无补费精神”：《北平笺谱》的编印过程

编印《北平笺谱》不仅需要自费出资，而且需要身体力行进行编辑，实属“可怜无补费精神”（郑振铎语）。但鲁迅认定，《北平笺谱》的编印“纵非中国木刻史之丰碑，庶几小品艺术之旧苑”。在得到郑振铎的响应后，鲁迅根据两人分居北平、上海两地的事实，作了分工，并充分借助信纸传意，遇事共同协商，严谨而高效地展开工作。双方近60封通信，记录了这项工作的点点滴滴。根据双方的通信和郑振铎《访笺杂记》一文充满细节的描述，《北平笺谱》的编印工作涵盖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步是“搜访笺样”。这项工作不啻为“大浪淘沙”“披沙拣金”。郑振铎记载了从清秘阁到淳菁阁，再到十竹斋、荣宝斋等地往返搜寻笺纸的过程。如下记叙生动地展示了这项工作的艰辛与愉悦：

我很满意的得到不少的收获。……半个下午便完全耗在荣宝斋，外面仍是卷尘撼窗的狂风。但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将怎样艰苦地冒了顶头风而归去。……我带着怡悦的心情在翻笺样簿。……又是到上灯时候才归去。[11]

第二步是“选样编辑”。郑振铎搜得笺样之后，邮寄给远在上海的鲁迅，后者接到后即进行选定。据统计，郑振铎寄送给鲁迅的为500余种，最终由鲁迅选定的为330余幅。[12]选样之后进行编辑。在这个过程中，两人反复多次通信，就该书的选材、用稿、纸张、印刷、版式、装订、发行等事宜逐一进行了磋商。在编辑过程中，鲁迅对诸多事宜进行认真处理，从1933年9月～10月间两人的一些通信中可见一斑。

第三步是“交涉刷印”。这个环节，是“全部工作里最麻烦、最无味的一个阶段”。因为笺谱的最终出版要靠店家的配合，还离不开画家、刻工、刷印工等。其中，寻访画家和刻工也费时不少，“为了访问刻工姓名，也颇遭逢白眼。他们都觉得这是可怪的事，至多只是敷衍地回答着。有的是经了再三的追问、四处的访求，方才能够确知的。有的因为年代已久，实在无法知道。目录里所注的刻工姓名，实在是不止三易稿而后定的”。[13]

1933年12月，这项跨越空间进行协作的工程，终于大功告成。《北平笺谱》由北平荣宝斋印刷装订，共收录晚清光绪以来至民国期间的笺纸样张332幅，分6册出版。鲁迅在初版本中亲自予以编号及印章。鲁迅、郑振铎分别作序。两序的撰写，则分别由鲁迅邀请魏建功、郑振铎委托郭绍虞完成。这套煌煌巨著，初版的100部上都有两人亲自在版权页的签名。以版画丛刊会的名义初版100部，再版100部。回顾这个编辑出版的过程，委实不易：“访笺选笺，研究色泽，选取印工，挑选纸张，确定目次，设计款式，既照顾画师之先后和质量，又照顾到刻工印工的优劣，既要于创作有参考作用，还要考虑到历史性和文物价值”，终于成就了“我国木刻水印史上的这次壮举”。[14]

三、“必与唐版媲美”：《北平笺谱》的价值及其传播

1934年2月24日，收到样书后的第二天，鲁迅就在给郑振铎的信中说：“重行展阅，觉得实也不恶，此番成绩，颇在豫想之上也。”[15]不仅自己满意，受众也满意。刚刚上市的《北平笺谱》颇受顾客的欢迎，内山书店在3天内就卖出11部，不到一周就全部卖完20部。1935年3月30日，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信中提及：“《北平笺谱》如此迅速的成为‘新董’，真为始料所不及。”[16]起初还以为要折本，事实证明要者甚众，两人商定再版印行100部。

《北平笺谱》的价值不言而喻。编印《北平笺谱》这项工作“结束了古旧的木版画的一个纪念碑”。正是《北平笺谱》出版的成功，坚定了两人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版画艺术的信心，这其中最直接的成果，就是紧随而来的《十竹斋笺谱》的编印。“《北平笺谱》的编印，使我们觉得中国古代版画的生命还没有完全断绝”。“我们觉得使古代艺术的精品，大量的传播出去，作为新生的创作者的‘借镜’或‘参考’，是很重要的事业”。[17]在《北平笺谱》面世后，两人又立即着手翻刻《十竹斋笺谱》的工作。

鲁迅自己定购了20部，其余的要么送给中外友人，要么送给部分国家的图书馆，使之传播到了国际舞台（见图1、图2）。1934年2月9日在回复郑振铎的信中，鲁迅谈到向英国等国家图书馆赠送《北平笺谱》的事情，阐明由于德国和意大利实行法西斯专政，暂不予赠送，要等他们结束法西斯统治之后。为什么要赠送给各国图书馆？以俄国为例，鲁迅认为俄国木刻家看待中国时“知识甚少”，[18]对中国的认知仍然传统。因此，鲁迅将《北平笺谱》赠送给俄国木刻家，试图使对方更为客观地认识中国。

图1　许广平所赠《北平笺谱》

图2　1940年代《北平笺谱》德文版

四、结语

作为一项文化工程，《北平笺谱》的编印，不仅留下了一部汇集笺纸艺术的出版物，同样也留给后世丰厚的精神遗产。《北平笺谱》之成功编印，不仅大大得益于而且充分展现了鲁迅科学的编辑理念。

一是严谨而高效。鲁迅对编辑的态度严肃认真，并讲究装帧的美观和实用，多用插图。凡是由他编的书刊，“一定亲自校对、批版式、找插图，请人画封面，亲自写广告、跑印刷厂、跑制版所，连字体的规定，也一定自己标明，毫不含糊”。[19]他在《三闲书屋校印书籍》中说：“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在致陈烟桥中说到：“不能单图廉价，因为价廉，则版往往不精，有时连线的粗细，也与原本不合。”在致郑振铎信中说：印行书籍“广布者其一，永存者其二，所以纸张须求其耐用”。据上述可知，《北平笺谱》的编印也不例外。虽然分居在京沪两地，时间不过几个月，且两人另有诸多事务，但编印工作进展顺畅。郑振铎的回忆，负责选样的鲁迅，工作非常高效：“他一接到我的信，便立刻答复，从来不曾延搁过一二天的。”[20]

二是心中装有读者。鲁迅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编辑态度，本身就体现了这点。再如，序言或后记的撰写意在帮助读者了解编辑的环境与境况，便于读者之阅读。此外，《北平笺谱》的编印展示了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与独特的艺术眼光。据郑振铎的分析，中国古旧的木刻版画和中国画相同，是以线条为主的。后人把彩色套印的木刻版画，发展到最隽美的巅峰，即以衬托的手法表现画面的美。木刻版画在清末以来又有复兴的气象，以后许多现代画专家的作品，翻上了笺纸而且色彩、线条都不失原作的精神。北平的刻工们别出心裁地把这些画家的作品复印在笺纸上，这种烘托方法更进一步。对此，鲁迅先生“具有极深邃的艺术批评家的眼光”，故搜集晚清以来的笺纸编印为《北平笺谱》一书。所谓“刻的丰碑”确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