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旭方 吕 颖［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银川 750021］

新世纪以来宁夏女性作家的“底层文学”创作分析

⊙周旭方 吕 颖［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银川 750021］

21世纪以来宁夏女性作家的创作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总体上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为宁夏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优势。但是，当代宁夏女作家在“底层文学”创作领域有些吃力，主题类型化甚至趋于单一，话语力度有限。本文从女性的“他者”身份和“底层文学”道德关怀立场分析女性创作在“底层文学”中的尴尬处境，同时，从女性自我超越和文学本体完善的角度进行理论上的策略性解读。

“底层文学” 宁夏女性文学 女性写作

一、创作优势与话语的失落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当前迅速的现代化进程中，静静守望故土的农人和在都市中游走的人群，他们在言语无法表达中体验着生命的根性存在。宁夏深居内陆腹地，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反应略微迟钝，在乡土的眷恋中表现出深厚的亲切感。但是迟缓的现代化步伐也没有遗弃了这片厚土，出现了游离和无根的现代底层人，在时代的洪流中感受着边缘性存在的尴尬与焦灼，他们的欲望、情感、理性、信仰处在滑落的边缘，承受着被异化的考验；他们的身份是模糊的，在茫然中寻找着自我生命的意义，是最需要灵性关怀的人群。所以，在现代性的意义系统中，“底层”反映着一种关怀意识。“底层文学”，从社会的维度来讲，它的产生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前提；从创作主体的维度来讲，“底层文学”要求创作主体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和启蒙的社会责任；从作品的维度来讲，“底层文学”的文本内容表现出一种人道关怀和生态内蕴。

女性作为一种性别主体，在“底层文学”中不管是作为被书写的对象还是作为书写的主体，都影响着“底层文学”的内部意义，这种意义有着人类学的高度和文明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女性因素的埋没与凸显都是关注人类实际的与抽象的活动时不可回避的大问题；“底层文学”作为紧贴现实的具有人文关怀的文学思考形态，仍需要召唤女性因素的介入和真正存在。然而，“底层文学”的创作经验显示，在“底层文学”的创作中女性的创作主体身份处于游离状态，尤其是在地处偏僻腹地，深受宗教文化影响的宁夏地区，女性表现出文化自觉的无力感，在“底层文学”的书写中清淡出没。

张莉教授对21世纪的女性写作持有积极的态度，认为“新世纪女性写作有着作为文学和社会性别的双重自觉”。在这一点上宁夏女性作家也在自身条件上表现得不逊色。21世纪以来宁夏女作家的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作品数量增多，而且作品主题深度以及文学艺术特色也表现出来。宁夏女作家表现出了对人类生存现实的独特关注与表现，宁夏女作家的创作采用女性视角对女性表现出了“切己”的关怀与清醒的女性存在意识，某些女作家的作品中具有明显的乡土性和民族性。宁夏女作家作品的主题意蕴、语言特色、小说结构等均表现出了文学的审美特点。但是，她们在将个人写作与社会现实结合时，缺少了一种深度言说的精神气质。

新时期以来宁夏文学开始繁荣，女性作家也层出不穷，她们在荒芜的文学土壤中植绿，在空旷的文学原野中呐喊，为宁夏女性写作争得了话语权，从稀疏到跌宕，她们为之付出了心血。然而在话语的动态发展中，话语与话语功能的发挥之间产生了断裂，这不是必然的话语逻辑，而是21世纪以来宁夏女性作家在创作中遇到的尴尬。

进入21世纪，宁夏女作家的“底层文学”创作成果鲜明的要数青年女作家马金莲。马金莲长期生活在宁夏西吉县，生活的点滴记忆、对乡民的亲切感和对农事的谙熟，都让她在创作过程中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农村，时刻关注和体察着农民的生活。《永远的农事》《河边》《碎媳妇》《瓦罐里的星斗》《掌灯猴》这些关于农村底层的作品中，不管是叙事还是人物都是深深地眷顾着日常生活，总以单纯的心灵体验书写着自己的故土。同样，回族女作家马悦通过琐屑的日常生活，反映了底层回族人的生存状态，在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洁净的精神世界里找寻人性中的美好品质，短篇小说《飞翔的鸟》中塑造了虔诚的穆斯林老汉、《花女儿》细腻地刻画了马哈三和花斑牛之间亲人一般的情感，小说或明或暗地展现了生命与人性的东西，温情之余充满感动。除了生活在农村的底层外，游走在都市里的更是灵魂需要观照的群体，在马丽华的《雨夜站台》《风之浴》、曹海英的《老马》《左右左》、木棉的《城市的荒凉》、平原的《情人节遗失的若干朵玫瑰》《天黑请闭眼》等这些不失为书写底层的作品中，充满着生活的无奈与人性的考验。

21世纪以来宁夏女性作家在“底层文学”方面的创作，以切身的生活体验为主要素材，文学作品的纵横跨越颇为吃力，“女性作家敏感、忧郁的精神气质，使得她们对文本的把握，往往流露出诗意、细腻的一面，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基础之上，用母性的温柔来挖掘底层生活的种种，呈现出别样的美感，实现了传统审美精神的回归。”她们发挥了女性作家本身具有的优势，却在文学新的高度上显示出了文学话语的低迷。“底层文学”从关注现实出发承担着“启蒙”的社会历史使命，也是一种人文关怀的审美选择。21世纪以来宁夏女性作家在“底层文学”创作中缺乏有力的启蒙话语，在平和简易的叙事中缺失了社会观照的力度。

二、女性的“他者”身份与道德关怀的制约

“底层文学”在发展中形成了女性创作迷失的局面，宁夏女性的“底层文学”创作也在柔软中踱步。社会文化中长久的性别思维的根植以及在此基础上“底层文学”文化内涵的潜在特点的制约，使宁夏女性的“底层文学”创作也受到本土宗教文化制约。

女性作为人类有性（两性并非单性）繁殖中不可或缺的性别之一，有其独特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意义。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女性被列入“他者”的范畴中。如果说最初的社会性别是在权利剥夺、行为约束与思想规训中形成的，那么在逐渐的性别“习性”的养成中，女性在很大意义上也是自我的塑造者——男性和女性在一定的社会文化逻辑中的性别观念，对自我性别立场的认知和对“他者”性别的思考习惯。所以，社会性别是在社会文化的规范中，在社会文化基础上的自我塑造中，在“他者”性别的指认中形成的一种不自信的选择。

女性作为创作主体的身份相对游离，还因为在这种所谓道德化的文学立场面前，很多时候女性彰显“道德”的姿态收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洪治纲曾说：“底层文学从其命名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彰显某种关怀弱者的道德立场……作家们对于这个阶层给予文学上的自觉关注，从客观上看，无疑体现了他们积极参与当下生活的姿态，也体现了他们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精神抚慰的道德意愿。”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本就被视为社会弱势群体之一，在这种高姿态的道德审视、怀柔的精神抚慰面前女性备受潜在的性别文化意志的推挤。这一点早在女性主义理论中就有所揭示：“社会把妇女限制在一个低人一等的位置上，而这一点又影响了她们能力的发挥。”“底层文学”创作有其特定的内部逻辑，但是“底层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审视人卑微的存在，女性作家审视的眼光大多停留在对现象的陈述上，而情感的注入也是近乎一种细微的“感同身受”。

三、女性的自我超越与文学的生态化趋势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女性的觉醒意识从萌生到强烈，女性在各个阶段都努力为自身的生存状态和良性发展争取有利的社会氛围。在“底层文学”的演绎中也要通过不断的实践达成性别双向互动的愿景，促成“底层文学”场域内两性书写的平衡、真实、生动、鲜活。

“底层文学”性别创作的差异共在是一种“生态”回归，所以在“底层文学”的发展中，不管是为了性别关系的良性发展，还是为了“底层文学”自身的异彩纷呈，女性创作的竞争性显得十分必要。从“切己”立场来讲，“底层文学”是一种代言的修辞，其本生有一种生态的内蕴。作为个体的或群体的底层人，他们的情感、欲望、理性和信仰，是在生命内部辩证统一的。男性创作主体和女性创作主体都是底层的代言人，都有其生命立场和体验的局限性，为了尽可能做到写作兼济底层，实现“总体性”底层书写，必须进行男性创作与女性创作的双向观照。在“底层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女性也承担着多重的使命，即启蒙底层女性的使命，自我解放的使命甚至打破人类社会男性逻各斯中心的使命，只有在创作的自我不断超越中才有实践和批判的可能。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讲道：“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巨大的突然骚动。不是关于命运，而是关于某种内驱力的奇遇，关于旅行、跨越、跋涉，关于突然的和逐渐的觉醒，关于对一个曾经是畏怯的继而将是率直坦白的领域的发现。”女性的“空白之页”本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畸形和悲剧，所有还待女性来完成的书写工作自然不能随意停歇。在一定意义上，“底层文学”是为“启蒙”底层而作，底层女性游离在人的主体性之外，在女性解放的道路上更是盲目。所以准确、彻底的对女性的书写不仅是一件具有文学意义的事，而且是一件具有社会意义的事，让底层女性从中找到属于女性的、属于自己的认知、体验和情感，这亦是“底层文学”中女性创作的可能。

在“底层文学”中，女性作为创作主体之一，要充分坚守文学创作的立场，为改善底层被书写的女性，同时也为自身存在进行话语维护。在“底层文学”创作的动态生成过程中，女性创作的主体性位置也存在不断演进的可能。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论述女性与写作时提纲挈领地讲：“人必须跨过一段完整而漫长的时间，即穿越自我的时间，才能完成这种造就（在自己之外发展自己）。人必须逐渐熟悉这个自己，必须深谙令这个自己焦虑不安的秘密，深谙它内在的风暴。人必须走完这段蜿蜒复杂的道路进入潜意识的栖居地，以便届时从我挣脱，走向他人。”这句话理性地分析女性的现状和要经过的未来。同样的道理，女性创作作为一种行为实践，也是一个在“在自己之外发展自己”的过程，女性必须要有穿越自我的意识，而不是简单进行平易近人的叙事，更重要的是在发展认知、跨越焦虑认知、建构新的栖居地、为实现真正的性别对话和创作对话提供实力。

“底层文学”的创作实践中，男性和女性作为创作主体各就各位，使“底层文学”这个抽象空间焕发别样的生机。男性创作和女性创作在“底层文学”的创作中如鸟之两翼、车之二轮缺一不可，所以建构女性创作在“底层文学”创作中的“一翼”之位，让女性充分参与到人类社会的创造中，为尚未想象过的人类潜力的实现创造条件，这是文学本身“生态化”发展的有利条件，是文学最根本性的社会意义，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

① 张莉：《社会性别意识与新世纪女性写作之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② 刘娇：《新世纪以来宁夏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③ 李扬：《论新世纪女性写作的底层关怀》，《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④ 洪治纲：《底层写作仅仅体现了道德化的文学立场》，《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5期。

⑤⑥⑦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第200—201页，第224页。

[1]李扬.论新世纪女性写作的底层关怀[D].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2]刘娇.新世纪以来宁夏女作家的小说创作[D].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波伏瓦.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4]张莉.社会性别意识与新世纪女性写作之变[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1（4）.

[5]洪治纲.底层写作仅仅体现了道德化的文学立场[J].探索与争鸣，2008（5）.

[6]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编 辑

：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YDT201606）；新时期以来宁夏女性文学研究（15NXBZW01）

作 者

：周旭方，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文艺学专业在读硕士；吕颖，文学博士，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当代宁夏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