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文婷 袁 祺［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论《安娜·卡列宁娜》中的存在主义倾向

⊙邵文婷 袁 祺［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在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的影响下，俄罗斯文学中开始出现存在主义文学思维。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其晚年的创作中显露出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消极情绪，以及一些对存在主义核心问题的思考。《安娜·卡列宁娜》付梓于《伊万·伊里奇之死》之前，虽未像后者较明确地表现其存在主义情境，却在自由追求、意义丧失、死亡情境等多个方面表现出存在主义倾向。本文将从存在主义视角出发，分析安娜·卡列宁娜和列文的心理发展过程，探讨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倾向。

《安娜·卡列宁娜》 列夫·托尔斯泰 存在主义 意义丧失 死亡情境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现实主义文学依旧繁荣，象征主义、未来主义、阿克梅派等文学流派纷纷进入俄罗斯文学的视野，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一些俄罗斯作家开始借助存在主义的视角，关注信仰危机中存在与生存的问题。由“苦难的俄罗斯”——这一贯穿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恒久主题所生发出的对人生主体性的追求、存在的非真实性、意义丧失所带来的恐惧孤独与被抛弃的感觉，也使得部分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与西欧存在主义作家的创作内涵产生了共鸣。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但其晚期作品中有大量对人的存在的形而上的思考，如道德与原欲的争辩、爱情与虚无的描绘、死亡与永生的纠结。可以说，托尔斯泰“是一位描写无界限、混沌状态的先行者”。《伊万·伊里奇之死》是托尔斯泰存在主义色彩较浓的创作，其中较为典型的情境描绘为俄罗斯后代作家提供了存在主义创作经验。但这种色彩以至意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在托尔斯泰更早一些的创作中依稀可见，如《三死》对死亡情境的探究、《克莱采鸣奏曲》中界限问题的提出等。

《安娜·卡列宁娜》创作于1873—1877年，晚于《战争与和平》（1866—1869），而早于《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该阶段正处列夫·托尔斯泰存在主义哲学探索的初期。小说以安娜·卡列宁娜的爱情悲剧和列文的精神探索为行文主线，看似相错，却在人的存在维度有着共同的思考。本文试图借用萨特存在主义的范畴，从主体自由的追求、人生意义的丧失、死亡情境的构建三个层面来分析《安娜·卡列宁娜》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倾向。

一、主体的自由追求

萨特对于人的存在的理解，就是他的自由。“人首先是存在——人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并且感到自己在这样做。”安娜感受到了，她也确实是这样做的。遇见弗龙斯基之后，她的心开始萌动，仿佛沉睡多年的生命被唤醒，注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她在不自知的某个时刻，开始将自己交由她所憧憬、所信任的爱情了。即使是初见的基蒂，也感觉到了“她心中却存在着另一个复杂的、富有诗意的更崇高的境界，那境界是基蒂所望尘莫及的”。安娜越来越开始相信，她曾经所生活的，是一场可怕而蚀心的灾难，换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弗龙斯基的闯入，她发现了对生命来说更有意义的、更有冲击力的东西——爱情。

“沉睡”了十多年的欣喜总是难以抑留于内的，在弗龙斯基的鼓励下，安娜选择以边缘性为自我确认的一种生存状态——拒绝丈夫的苦心挽留，向社会公开与弗龙斯基的恋情，以至于与其私奔。这看似是面对爱情时勇敢地追求自由，无限释放自我的生命，但也无异于向全世界宣告——“我”找到了有意义的生活。这种火山爆发式的冲击力，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整个俄国上流贵族社会，冲破了那些或明或暗的暧昧防线。安娜将这个“文明社会”所看重的遮羞布扯下了。她需要这样一条鸿沟，一条将她与曾经那个困囿她自我世界隔开的鸿沟。“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恶你……”在与这个她所看不起的虚伪世界做了诀别之后，她的“存在”获得了仪式感。

这股仪式感是强力的，而先于以“宣告”发现自我的，是安娜以“身体”的能量开辟的生命存在的路径。“那个欲望在安娜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甚至可怕的因而也更加迷人的幸福的梦想；那欲望终于如愿以偿了。”在外表秩序井然、界限明确的俄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女性的身体是禁欲的、被包裹着的。安娜在爱情的迷引下，不自觉地以身体的冲动背叛那个社会对女性施加的条条框框，同时，也在身体的探索中，试图抵达灵魂的彼岸。身体的力量是巨大而迷人的，如尼采所言，身体在陶醉于自己的强力感时便会进入美学状态。“此时感性即神性，自我肯定的意志贯穿于人所是的身体，自豪、忘情、放纵的快乐充盈其中，并向世界流溢乃至喷射。”对身体的重新感悟赋予安娜极大的存在感，也不断生发出与过去“诀别”的信心。

当然，这种舒展的生命状态更多地是在与弗龙斯基的恋情中展开的。两人初遇时，“在那短促的一瞥中，弗龙斯基已经注意到有一股压抑着的生气流露在她的脸上”，“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整个身心”。弗龙斯基的爱情是迷人，是唤醒，是启发式的。安娜对于自我主体的确认，因为弗龙斯基“整个生命”的爱，在其传统价值边界丧失后逐渐显现出来。

苏醒之后的安娜开始自我成长，自我觉醒，并逐渐成为这场相互猎捕游戏的主动者。“萨特断言，在相互恋慕的烟幕弹下，掩盖的是相互占有的实质，这就是爱的本质……恨是在自我追求的过程中，一种无限的超越环境的自由，以此消灭将自身客体化的他者存在。”在意大利的“蜜月”旅行中，我们在其对弗龙斯基满溢以至夸张的赞美中看见一个庸俗、自是的安娜。她不断地膨胀，加强她逐渐确立而已有的认识，在这有意识的重复中攫取她所希望的恒久感。当她感觉到自己是“不可饶恕地幸福，并且充满了生的喜悦”时，她似乎也注意到了，曾经注入她生命的激情已悄悄流走。“他对她比以前更加敬爱，他处处留意使她不感到她处境的尴尬……纵然他对她这样用心周到，他对她的那种关怀备至的气氛，有时却反而叫她痛苦。”处境的激变，使得安娜对她所攫住的“信仰”尤为紧张，弗龙斯基也有明显的感受：“一天十六个钟头总得设法度过……至于以前游历外国时弗龙斯基曾享受过的独身生活的乐趣，现在是想都不能想了，因为仅仅一次那样的尝试就曾在安娜心里惹起了意想不到的忧郁，那也只是为了同几个独身朋友一道晚餐回来迟了。”爱情于此似乎存在着一种悖论：我们因渴求自由舒展而不断加强意念，却在强力追求的过程中跌入权力之外的虚空，感受自由萎缩的逼仄。

旧的传统丧失，新的信仰便要建立。从俯就到叛离，从苏醒到自知，安娜借爱情对自由、自我的追求，无不隐现着“自我感觉到的存在”。然欲望无限，而生存之满足却是有限的，由此导致的存在虚无之感很快就在安娜的生命中铺展开来。

二、混沌世界中意义的丧失

西欧存在主义者认为最真实的存在，是出于孤寂、苦闷情绪下的存在。克尔凯郭尔哲学的中心问题便是“孤独的个体”，同时把恐怖、厌世、忧郁、绝望视为人对世界的体验。我们不妨以此观照小说所传达的特殊情境。列文在结婚之前就处于“恍惚迷离”的状态，当他为了拿到做忏悔的证书而去受圣礼时，在神父面前直言不讳地表示“我怀疑过一切，如今还在怀疑”。列文对上帝存在的怀疑是那个时代整个俄罗斯普遍的不确信，即使“他连忙驱走”心中“一些封锁着的思想”，试图去理解上帝的存在，而他内心的虚空在婚礼时却展露无遗。心中无神，迷惘的列文开始形而上的思考，思考他与基蒂的爱情，思考婚姻的实在、人们所谓不可动摇的道德基础。这种思考使列文长期处于一种焦虑中，如萨特所言：“正是在焦虑中人获得了对他的自由的意识，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还可以说焦虑是自由这存在着的意识的存在方式，正是在焦虑中自由在其存在里对自身提出问题。”就是说，当人处于焦虑这一状态中，我们得以思考自我，思考存在，而又因为思考存在的这一过程，获得了其独有的存在性。可以说，列文在这方面的探索与安娜是具有一致性的。

安娜对于“孤独个体”的感知是随着“荒谬世界”的认识渐入的。爱情到来前，安娜的心是禁欲的、麻木的，是被群体所接纳的孤独；而她那在欧洲旅行时聊以自慰的想法，不过是炽烈的爱情造出拯救的幻象，将痛苦暂时掩蔽了。但是他们终究要回到彼得堡，终究要回到那个他们曾经抛弃的陈旧生活。于是，拥有“人”这一本质的安娜，因其固有的社会性必然受到宗教和道德的限制。一方面，安娜因社会不接纳，不得已与儿子分开而痛苦，并在此困境中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她在感性中选择性地拒绝其他主体性要求，主观感受到弗龙斯基的态度转变，戚戚于初心不再。“他带着一副冷酷严峻的神气望着我。当然这是不明确、不可捉摸的，不过跟以往大不相同了，而那种眼光却意味深长得很”，“这种眼光表示他开始冷淡了”。安娜确信弗龙斯基开始对自己冷淡，却仍是毫无办法。痛苦的焦虑在无法结束的纠葛中加剧，吗啡缓解不了心理上的苦闷。安娜当初以边缘性的对抗推翻她所不信任的生活，却在新的“意义”面前发现背后的空虚。隐约感觉自己走向荒谬的安娜发现了自己的孤独，她放弃“抓牢”，选择“接近他，把自己放到他不能遗弃她的境地中”——“离婚，再和他结婚”。

可是，孤独的个人永远是以自己为出发点，正如加缪笔下的莫尔索，在焦虑中产生被抛弃感，最终成为一个“局外人”。“本我”追寻的创造力与普遍的荒诞、绝望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不断将人推搡于顾步行走之间，造成时间在感觉上的延宕。但正是在这样特殊的维度中，我们得以窥见情绪混乱下心灵的真实。弗龙斯基不公正地指责她的矫揉造作，自我的褊狭激起了她的愤怒。大吵之后，安娜又幻想着弗龙斯基正和他母亲及他喜欢的小姐谈心。此时安娜的精神世界已经陷入混乱，恍若自己是一个被侮辱、被抛弃的人。她跑到车站，在候车室里接到了弗龙斯基的来信，说他10点才能回来。安娜从心底升腾起一股绝望而几近报复的欲望：她决心不再受弗龙斯基的折磨。她要穿上黑色的天鹅绒长裙，如她多次梦见的一样，在火车的呼啸中结束这无望的爱情和生命。自此，安娜获得了第二层次的自由，即打开了柏格森所说的“向下的”生命冲动。

“人们希望人生有意义、有价值，希望世界合乎理性，但在实际生活中人生却是无意义的，世界也是不合理的。在人们面前，死亡正等待着他们，根本没有充满希望的明天，所谓荒谬即来源于这种矛盾和冲突。”面对荒谬的世界，人们成了思想的奴隶，成了绝望而焦虑的个体，但也同时拥有了再次选择的权利与自由。

三、死亡情境的构建

在托尔斯泰的笔下，人类似乎已经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与命运，仿佛无形力量手中的一只玩偶，永远重复着西叙福斯式的劳作。萨特由此不断生发对自由的追求，以选择确定存在。托尔斯泰在不同时空赞同了萨特，却又在狂欢之后，将此权杖重新交回到神的手中。于是，死亡作为生命存在的最后一块砖，自然地构建了托尔斯泰小说的命运之轮。

托尔斯泰以安娜、列文为两条叙述主线，将两者置于死亡这一极端情境之下（或是对他人濒临死亡的心灵体验），并在细腻的心理辩证描写中，展示其独到的存在主义分析。当基蒂因分娩而承受非人的痛苦时，列文接连不断地诵教，“像童年和少年时代那样单纯而虔诚地向上帝祈求”，尽管他长期疏远了宗教。他知道此刻所发生的和一年前哥哥尼古拉病死时的情况很相似，它们“都越过了生活常轨：这些正像日常生活里的空隙，透过这些空隙隐隐约约露出了一种崇高的境界”。在列文的意识中，现实和非现实的存在紧密交融：正在发生的死亡痛苦而不可思议，观看它的人却能获得崇高向上的情感，这是理智所达不到的。于是，他一面痛恨着这带给基蒂及他的苦痛，一面却又近似冷酷地感受客观，不自觉地受到上帝“崇高”的感召，并在祈祷之时拥有了信仰。再者，安娜没有在对基督教的顺从中死去，她知道自己的死亡是为了“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她扑通下去的一瞬间，感到的是毛骨悚然，撞在头上的东西是“巨大无情”的，她前一秒还是如此渴切死亡，而此刻却在近乎魔鬼般的反抗中死去，她将死而又开始怀疑：“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呀？”死亡的意义在这里又开始不明晰，继而安娜不自觉地喊出：“上帝，饶恕我的一切！”不过，这句祷词更像是托尔斯泰替安娜说的，在安娜死前画十字的场景中，我们又不免会看到一位白胡子老头道德说教的身影。

列文作为托尔斯泰近似自传式的精神探索者，其内心陈述隐约体现了托尔斯泰晚年的宗教观。列文的“上帝”就是托尔斯泰心中的“上帝”，是一种“天启式”的追求。当然，这应与传统东正教的上帝概念作严肃的区分。

托尔斯泰从不将死亡看作人生的终结，相反的，这是一种延续，自由选择的另一种可能性，或者说，选择一种回到上帝身边的永恒。这一点，我们可以借海德格尔的观点作相应理解：“我将要死”并不是世界中的一个外在的和公开的事实，而是自身获得存在的一种内在可能性。承认了死就是承认了人的有限性——人都是有限的，因为它的存在充满非存在性。那么，拒绝死亡，拒绝死亡所带来的终结就成了另一种存在。“本真生存的存在论须待把先行到死中去之具体结构找出来才弄得明白。”托尔斯泰这样理解死亡的意义，也这样做了。他将人物置于死亡情境中感悟存在与生活的意义，又提着半透明的鱼线，让他们在死亡中接近“上帝”。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传统存在主义（无神论存在主义）的核心观点，却又总能发现它极不相同的地方，即托尔斯泰心中的“上帝”。

这和托尔斯泰本身的宗教哲学观分不开。他相信普遍的爱与善，追求非暴力的“正真宗教”。到了晚年，托尔斯泰的“自救”思想又偏向了上帝一端，也是其内心对重新获得“界限”的渴求。高尔基写道，托尔斯泰“坚持认为，对所有人来说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上帝的爱。不过谈论这一主题他的语气冷漠而疲倦”。还有一次，托尔斯泰告诉高尔基，信仰和爱情需要勇气和胆量。这十分接近托尔斯泰的心态。高尔基看出了托尔斯泰与上帝“一洞双熊”的关系（即同根异构），看到了他“对坚守虚无主义的无能为力”。托尔斯泰内心深处的“偏执”由列文之口说出，又以安娜之忏悔表现。在他的存在观里，人有“自为”的存在意义，能够在思考中确认自我，却又坚持这一选择背后更强大而无形的精神存在——“上帝”，虽然这一概念在笔者看来，更接近对生活的信心。

① 戴卓萌、郝斌、刘锟：《俄罗斯文学之存在主义传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② 〔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熙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③王晓华：《身体美学：回归身体主体的美学——以西方美学史为例》，《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④ 万俊人：《萨特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0-91页。

⑤⑥⑦⑨⑪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下），周扬、谢素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3页，第604页，第572页，第862页，第924页。

⑧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杜小真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0页。

⑩商和明：《生存危机与自我拯救——尤金·奥尼尔后期创作中的存在主义因素解读》，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⑫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02页。

⑬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

编 辑

：赵斌 E-mail：948746558@qq.com

作 者

：邵文婷，扬州大学在读本科生；袁祺，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