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汉语规划建设史上的瞿秋白及其“瞿氏方案”

2017-07-15汪禄应常州工学院江苏常州213022

名作欣赏 2017年26期

⊙汪禄应［常州工学院，江苏常州 213022］

⊙汪禄应［常州工学院，江苏常州 213022］

瞿秋白汉语现代化探索意义下的文字改革是他第二次赴俄期间正式启动的。他的中国字拉丁化方案是对“赵氏方案”做“相当的修改”，约花“一年的时间”完成的。“瞿氏方案”吸纳了瞿秋白“字眼”（“词儿”）研究的成果，对声调做大刀阔斧的“模糊处理”，简明便利，是后来“新文字运动”的理论基础。所以，从本质上说，“瞿氏方案”并非一个精确的现存汉语的实录描述方案，而是一个未来汉语规划建设方案。瞿秋白在民国汉语规划建设上的建树，是其“文化救国”思想的重要落脚点。

瞿秋白汉语规划瞿氏方案文化救国

一、“瞿氏方案”的研制过程及其意义

瞿秋白第二次赴俄是在1928年的春夏之交，到达莫斯科的时间是5月中旬。这次赴俄原本只是开会，开完会就回国。可当完成中共六大及随后的共产国际六大的各项工作后，瞿秋白旧病复发。他听从医生的劝说和莫斯科方面的指示，住进了位于巴库的疗养院，在南俄休养了一段时间。瞿秋白没有及时回国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被共产国际推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设立的常驻机构“中共代表团”的团长；同时，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是分管土耳其、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近东部部长。所以，他当时的实际身份和角色，应该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中介”。

到1930年7月动身回国，瞿秋白这一次在俄罗斯也生活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瞿秋白克服了种种困难，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王铁仙、刘福勤的《瞿秋白传》有这样一段深情的叙述：“按现存的文字统计，9月14日至11月4日，五十天中……就约九万字。若加上译文，加上散佚的文章和书信等，每天成文平均数千字。这些大多是支撑着虚弱的病体写成的！”除了上述工作外，瞿秋白1928年在莫斯科期间，还致力于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应该说，瞿秋白汉语现代化探索意义下的文字改革工作就是在这个时间正式启动的。具体时间大约可以锁定在1928年11月到1929年2月。也就是说，写完了上述九万字，初步完成了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两个会议精神的宣传工作后，瞿秋白便旋即投入到了中国字拉丁化这个学术领域的创造中，而且就在这三个月内拿出了他的最初方案《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该草案经过好几次的修改，到1929年10月定稿为《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并正式出版，大约“一年的时间”。为什么进展如此顺利？原因至少可以找出以下四个：

第一，可自我调控的时间相对较为宽裕。

无论是中共代表团团长，还是共产国际近东部部长，工作弹性都较大。但更主要的还是处在疗养时期，他能够调遣较为充足的机会、时间和精力细心考察苏联的社会文化状况，从而深入思考中国的社会改造与建设问题。正如萧三后来回忆所说：“在此期间，秋白同志研究问题很多且很深。比如：中国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及中国字拉丁化字母问题等。”

第二，苏联扫除文盲进入高潮以及郭质生的来访对他的触动大。

从1921年起苏联就曾为国内少数民族制定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28年正是他们扫盲的高潮期和兴奋期。当时苏联远东十万华工的扫盲任务艰巨。他们起初用汉字扫盲，但成效不大，很多华工学了两三年还不会读写。1928年2月郭质生所在的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着手研究中文是否也可以拉丁化，认为倘能创制一种拉丁字母拼音的中文来帮助华工扫盲，那将比汉字容易得多。就在这个关键时候，郭质生的好友瞿秋白再次来到了莫斯科。两人的再次相见碰撞出的就是中文拉丁化的灿烂火花。于是，就有杨之华在《忆秋白》中的这段回忆：就在这一年，“有一天，来了一位苏联同志，他是中文博士，是1921年秋白来苏联时的朋友。他给秋白送来两个抄本，说是秋白留在他家的研究拉丁文字母的笔记本。”他就是郭质生。后人可以想见，郭质生对瞿秋白的这次相见有多少期待，而这种期待是与苏联扫盲的大好形势以及他和瞿秋白的志趣相投分不开的。1929年2月，就在郭质生的协助下，瞿秋白拟订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中国字拉丁化方案《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

第三，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组成了攻关团队。

吴玉章1949年6月全国解放前夕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回忆道：“1928年时代，他（瞿秋白）常和我及林伯渠同志等几个人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他写成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的小册子。”据杨之华的回忆和描述，他们这个攻关团队的形成和运作基本上是属于“自愿”性质的。也就是说，瞿秋白等人的这项工作完全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安排。共同的志趣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所以，什么困难都好克服。这与刘半农在赵元任家发起“数人会”一样，都属于“私人集会”。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两个“私人集会”掀起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语现代化的又一个新高潮。

第四，受国内南京政府“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公布的激发。

这恐怕是最直接的原因。赵元任、刘半农、黎锦熙等“数人会”拟定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9月26日由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公布出来了。这极大地激发了瞿秋白改革中国文字的热情。看到语言学家赵元任等花了两年时间拟定出了“拼音法式”，应该说，他是备受鼓舞的，因为这是他多年的期盼。但他很快看到这个“拼音法式”有很多缺陷，因而不能很快推广。所以，他就在这个时间埋头再度钻进这个领域了。瞿秋白本人就明确承认过，《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是“根据北京政府教育部的‘罗马字’，加以相当的修改”写成的。有过去十多年的酝酿，有郭质生等苏联专家的帮助，有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瞿秋白的工作进展极为顺利。1929年2月，拟出了《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这是一个大开本，当时的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印了200份。随后，1929年10月10日完成修改稿，1930年春署名“秋白”，由苏联KyTy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多达3000册。这是一个内容分三部分的小册子。第一部分阐述汉字的难学与中文采用拼音制的可能性；第二部分探讨汉语声调的标注是否必要与补充办法；第三部分是拼写方案和拼写法。三个部分简明扼要，又重点突出。这3000册的小册子一出版，立刻引起苏联语言学界的极大关注。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海参崴都举行了报告会，同时在苏联远东地区伯力和海参崴的报刊上还展开了讨论。1930年4月，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的汉学家龙果夫（A.Dragunov，1900—1955）正式参加这项工作，并与瞿秋白、郭质生组成了三人专门小组，负责修订这个方案。不久，瞿秋白回国，这个工作仍由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组织的“中文拉丁化委员会”继续进行。委员会主席是阿列克谢耶夫，秘书长是龙果夫，成员有萧三和一些苏联汉学家。这样，《中国拉丁化的字母》成为瞿秋白对汉语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改革方案。虽然他1932年12月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了近十万字的《新中国文草案》，但该“草案”毕竟生前不曾发表过，1985年《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尽管做了收录，但拉丁化运动早已结束。说《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影响大，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次年1931年9月26日在远东海参崴华工俱乐部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中国新文字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就是以它为基础编制出来的。为什么用“瞿氏方案”作为基础？这与龙果夫等汉学家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对“瞿氏方案”的肯定和宣传有直接联系。1930年5月23日，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附设的“中国问题研究所”研讨会上，龙果夫曾作过关于瞿秋白《中国拉丁化的字母》方案的专题报告。会议原则同意了这个方案。1930年7月，瞿秋白回国后，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王湘宝（刘长胜）与龙果夫、郭质生、莱赫捷、史萍青等苏联专家一道以“瞿氏方案”为基础拟制出《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这一实施方案。

“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虽只有87人，但参加开幕式的多达1500人，大多是远东地区工矿企业的华工。“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也派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和汉语《拉丁化新文字的写法》，通过了1932年内以拉丁化字母完全化除远东华工文盲的决议案，同时还选出了“远东边区新字母委员会”作为远东地区扫除华工文盲的执行机构。该委员会有委员29人，候补委员10人。华工干部、苏共（伯力）远东边疆党委会指导员王湘宝（刘长胜）任该委员会主席团中国部主席（刘长胜回国后继任主席团中国部主席）、李唐彬，委员会的骨干有王昌希、林伯渠、萧三、吴玉章、张成功、周松源以及苏联汉学家阿哈特金、龙果夫、刘斌、法捷耶夫、史萍青等。委员会自成立后就利用《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在旅苏的十万中国工人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从此，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就在当地蓬勃开展起来。1932年起，苏联远东地区发行的汉语报纸《工人之路》和《码头工人》新增“新文字”栏目。有关“新文字”学习的识字班和传习所开始在该地区普遍建立，光是海参崴一地，三个月一期的识字班就有三十多个。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工作的开展以及成绩的取得似乎与瞿秋白没有一点直接关联，因为早在1930年7月底，瞿秋白就受共产国际的派遣与周恩来一道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去了；而且，有关瞿秋白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反馈、批评文字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一篇。虽然因为新闻封锁，回国后的瞿秋白对这方面的信息绝对是敏感的。但是，无论怎样，远东扫盲工作所有成绩的取得又是与瞿秋白的创造性工作，特别是他亲手研制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瞿氏方案”的简明便利、切合群众实际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前提和基础。

二、“瞿氏方案”的汉语规划性质及其原因

在1892年卢戆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后的近四十年里，中国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各种中国字改造方案不下几十种。然而，包括《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在内的各种方案都未能产生类似“拉丁化新文字”这样的动静、影响和社会响应度。原因当然有很多，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这一方案的“简便性”是最根本的。

几乎所有的中国字改造方案都在汉语声调问题上踟蹰不前。瞿秋白在汉语声调上大刀阔斧的“模糊处理”让“瞿氏方案”获得了极大的灵便。汉语众多方言的差异差不多主要是由它们声调的差异带来的，大方言区内各小方言的差异尤其如此。将汉语声调做“模糊处理”，也就是将纯粹由声母与韵母的组合来确认单词（瞿秋白常称“字眼”或“词儿”），便一下子将纷繁复杂、难以处理的“词的语音”问题简化起来了。瞿秋白的“模糊处理”采取类似“音位”的原理，分三个层次进行。第一个层次，将所有方言的声调（如瞿秋白所说“北京的四声，江浙的七声八声，广东的九声”）都视为“五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理论上的“五声”；第二次层次，将理论上的“五声”再浓缩为实用上的“三声”；第三个层次，将这实用上的“三声”与其他语言中的“重音”联系起来，可看作是一种“特别的重音”（音节内部的重音）。可以说，不再纠缠于单个音节（汉字）声调的高低起伏，将声母韵母的“组合体”作为“字眼”来考察，关注字眼的音节轻重变化，这是“瞿氏方案”变得简便、好用最主要的原因。

很显然，这样的处理思路是与瞿秋白现代白话“字眼”研究成果分不开的。或者可以这样说，“瞿氏方案”的最大亮点就是吸纳并突出了瞿秋白现代白话“字眼”的历时性研究成果。后人不难发现，瞿秋白有关语言文字的九篇系列论文不仅有“字眼”专论，而且几乎篇篇都有“字眼”的讨论。在瞿秋白看来，中国现代白话已有相当的“进化”，是“字眼”为“多音节的有字尾的言语”；换句话说，单音节“字眼”很少而“多音节字眼”和带“字尾”的“字眼”普遍化，是现代白话有别于明清白话的两个极为突出的现象。瞿秋白正是基于这样的考察，主张汉语可以与其他多音节、有字尾的语言一样实行拉丁化，而且一般无需“把那种很微细的分别表示在拼音上”，即使必须表示的声调也“可以用字母表示出来”。这是“瞿氏方案”最重要的主张，也是它与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的赵元任主笔的“国语罗马字”或者说“赵氏方案”最重要的区别。

“瞿氏方案”有其拼法简便、学习便利等优点，但跟着也就会有问题的另一方面：拼写不精确。对此，瞿秋白曾做过这样的解释说明：“这样，可以使新中国字的拼法得到最大限度的简单化。……我们固然决不采取英文那样的混乱拼法，同时，我们至多也只能够达到德文那样的清楚程度。”一方面忽略声调差异，对声调做极其大胆的“模糊处理”；另一方面则强调这一方案在拼写汉语的精确程度上可以达到德文拼写德语那样的水平。这样的研判及其信心从何而来？

这是一个很有意趣的问题。大约可以做以下三方面的推测：

第一，瞿秋白注重全球视野下文字拼写的通例考察。瞿秋白从来不单独地看待汉语，总是将汉语放在世界语言的大家庭中考察其共同规律，甚至有意识地批评一些语言专家对汉语特别“语情”的过多迁就。他认为，汉语并非一般语言学家认定的“孤立语”，并非真的还是实施单音节制度。他强调，因为民众言语的影响，因为外国言语特别是最近三十年来（20世纪前三十年）日本欧美的影响，中国现代白话里不仅“子”“儿”“的”“着”“了”等字尾已经相当丰富，相当发达，不可缺少，而且多音节“字眼”一天天增加起来、单音节“字眼”在逐渐减少。他曾经做过统计，虽然汉语单音节的“字眼”比欧美文字要多些，但包括有字尾的“字眼”计算在内（如“亭子”是单音节词而不是多音节词）汉语单音节字眼的总数也只不过1200多个。瞿秋白在汉语理论与实践上的最大创造就是，在人们（从一般的识字者到众多的语言学家）都一再认定汉语和汉语学习的“字本位”的时候，他极力倡导汉语可以与英语、法语、德语一样，将“词儿”“字眼”作为研究和学习的重点。这样，在汉语拼写中，单个汉字声调的描述就变得无足轻重，而多音节并有字尾的“字眼”的音调起伏（比如，汉语词语中的重音、轻声现象）便成为衡量拼写是否精确的重要标准。

第二，瞿秋白强调对汉语现状考察的动态发展观。在瞿秋白看来，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新旧重大历史转型期，其语言发展也是如此。旧的言语在逐步淘汰，新的言语现象在迅速增长。20世纪30年代初，代表各种言语的文化力量都有，因此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种言语”同时并存。它们是：（1）“古代文言”，古代书房里念的“文话”（通常称为“古文”）；（2）“现代文言”，随洋务而兴起，包含很多新术语但只能看不能读的八股“时文”；（3）“旧式白话”，明清时代的白话，通常还夹有文言的句子和腔调；（4）新式白话，应当是根据现代普通人嘴里讲的话，加以系统的整理、调节和组织。这“四种言语”所代表的四种文化力量，此消彼长，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争夺各自的话语权。其中，“现代文言”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和统治权，而“新式白话”作为新生力量，代表着中国社会进步的大方向，是瞿秋白着力规划和倡导的“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

第三，瞿秋白有着与变革社会相一致的新文化建设思想。瞿秋白不做书斋学问，而志在实施一项极其深刻的中国文化改造和建设工程。瞿秋白明确反对消极地记录和描述言语。他曾指出：“用字母，甚至于用五线谱来表示声调，只是学院里研究音韵学的功夫，不能够写到通常的文字里面，去给几万万人应用。”所以，他热情倡导积极的汉语规划、改造和建设。“瞿氏方案”的汉语改造色彩非常鲜明，规划建设的目标也极为明确，就是要建立“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语尾的、用罗马字母写的”“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显然，“瞿氏方案”并非一个精确的汉语实际的实录和描述方案，而是一个关于未来汉语的“规划建设”方案。也正是要实现这个远景规划，他曾提出要在清末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五四”胡适“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上进行“第三次文学革命”亦即“文腔革命”的概念和任务。

有关“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建设目标，瞿秋白是在他1931年上半年开始撰写的系列论文中全面、清晰、明确地阐述出来的。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应当说，很早，估计有上十年的时间。可以说，“瞿氏方案”的酝酿、探索、定型和成熟的过程，就是作为“瞿氏方案”指导原则的“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创建目标的酝酿、探索、明确和清晰的过程。如果可以这样看问题的话，“瞿氏方案”则很明显比“赵氏方案”多了一个关于“未来汉语”或者说中国民众“未来语言生活”的远景规划：创建并普及“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正是因为“瞿氏方案”旨在为亿万民众规划、创建一套史无前例的面向科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新型汉语，瞿秋白才高出于包括赵元任在内的其他众多汉语拼写方案拟定者！后人所看到的绝大多数汉语拼写方案都在试图准确地描述和记录既定的汉语或者某个方言（比如，“赵氏方案”主要就是针对作为国语的方言北京话而设计的），只是不同的方案针对的方言不一样，描述和记录的方式不一样而已。瞿秋白“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规划创建思想，或者说，他的仓颉梦想，是与瞿秋白“文化救国”的思想和抱负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瞿氏方案”超越其他众多方案最为本质的地方。瞿秋白的雄心、魄力和伟大想象力，这是古今中外一般语言学家难以与之匹敌的地方。可以说，瞿秋白在民国汉语规划建设上的建树——规划汉语、改造汉语、建设汉语，让中国汉语与其他欧美国家一样走向语言工具的现代化，这是瞿秋白“文化救国”思想的重要落脚点。

三、“瞿氏方案”三个版本的历史演进及其特点

“以文化救中国”，这是瞿秋白1920年底出国途中在《饿乡纪程》中就表明的人生抱负与宏伟志向。如何“文化救国”？应该说，瞿秋白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让亿万民众掌握学习科学、探讨学术的语言工具，是瞿秋白考察俄罗斯文化、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的一个重要收获。到莫斯科不久的1921年4月他就深切了解到俄罗斯本是一个受东方文化影响相当深的国家，那里民众迷信，距离现代科学相当遥远，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民众都是不识字的文盲，比中国好不了多少。1917年先后爆发的两次革命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他们的文盲减少了，大家有更多的可能接受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各种新信息、新思想、新观念。于是，他想到了俄语和俄文，想到了汉语和汉字，想到了汉字和字母。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但又是充满期待和热望的。什么时候，汉字被字母取代了那就有希望了。可以说，这以后，改造传统汉语，规划、建设和创新中国人的语言生活成为他一生的不懈努力和文化自觉。

刚从苏俄回国筹建上海大学时（1923年7月）他就撰文指出，文字工具的改良，实是中国新式社会生活建设的必要条件，明确主张要实施“文字革命”。从感受到字母文字的方便、优势和力量，到“文字改革”主张的正式提出，瞿秋白花了两年多时间。这期间，他一定有过许多的探索和思考，特别是与他的合作伙伴郭质生一定有过很多共同探讨、交流，甚至争论。然而，后人只能做这些推测，很难找到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去佐证。瞿秋白也似乎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透过这段时间瞿秋白正式发表的文字，后人尝试做任何大胆的推测都不应为过。就算是杨之华撰文回忆说，1928年郭质生曾送来第一次访俄期间瞿秋白记的两本厚厚的文字改革笔记，但所有这些资料今天也都无从寻觅。这是后人研究瞿秋白对于汉语现代化探索的最大困难之一。

从正式提出“文字改革”主张到1929年2月草拟出汉语拼写“瞿氏方案”的第一个版本，瞿秋白花了五六年时间。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瞿氏方案”一个非常特别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味的酝酿时期。应该说，实际的党的工作，包括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具体决策，让瞿秋白对中国国情、民众文化与识字状况，以及汉语发展现状和态势有了更为长远、深入和具体的把握。这是他“文化救国”思想最好的锤炼机会，也是他“文字革命”思想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急迫、越来越实际的应变和演进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氏方案”等其他众多汉语拼写方案除了少了“瞿氏方案”的远景规划，它们还少了“瞿氏方案”对亿万民众以识字为重要标志的文化生活和以科学、民主为基本内容的现代精神生活的关切。也就是说“瞿氏方案”既有瞿秋白人生远大理想的热切追求，又有中国国情、汉字学情，特别是民众下情实际的深沉体恤。因为理想远大，所以“瞿氏方案”立足于未来汉语的规划和建构；因为体恤下情，所以“瞿氏方案”一开始就以“简易好学”赢得民众的热烈欢迎以及学者的广泛好评。

从第一个版本的推出到第二个版本《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的正式出版（1929年10月），瞿秋白仅花了八个月时间。这个时间，他是兴奋的，也是急切的。为此，1929年3月18日，他曾给夫人杨之华写了一封极其浪漫也极其认真的家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我做许多工作，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将来有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至于可以通行到实际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到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但是发端是不能怕难的。”

对于这段话，后人可以这样来判断：

第一，瞿秋白认为，文字改造乃是一件值得将生命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其中的崇高事业。这项事业对于参与其间的个人来说，是很有意趣的；因为对于受益的民众来说，从此以后就可以摆脱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汉字的束缚，迎来新的语言生活。能成功地帮助全体中国民众创建这个崭新的交际和科学文化学习的工具，这是一件多么大的荣光和自豪的事情啊！真的让这种崭新的文字通行到亿万人的实际语言生活中去，这不就像仓颉那样给人们带来无限光明了吗？真的是这样成功的话，那这个工具、这套文字的主创者不就是中国亿万民众的普罗米修斯吗？真的是这样，《饿乡纪程》中说要“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发展的责任”而“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这样的路不就找到了吗？真是这样的话，“以文化救中国”的救国方略也就在眼前了！想到这些，瞿秋白兴奋、激动的心情一时定是难以平复的。

第二，在瞿秋白看来，文字改造是一项极其繁杂、宏大的文化工程，其成效需要上百年时间来评估。所以，它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眼下，作为《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改进版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已经出版了，但仍有大量的修改与实验论证的工作要做。特别是这个方案虽然得到以龙果夫为代表的苏联科学院专家的极力推荐和宣传，原本瞿秋白的个人与民间行为迅速得到来自共产国际组织上的支持，但还会招致中国国内学术界乃至政府部门的反对。最起码，“赵氏方案”的主创人员会有人站起来回击和指责。然而，他还是希望自己的方案能够得到广泛认可，并尽快成为一个能够真正推广、实施的方案。所以，他急需有人参与进来。杨之华是他想到的当然人选。自1923年两人相识并成为伴侣以来，杨之华成为他工作、生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支持者。他相信在这件事上一定会得到妻子很多有益的帮助，特别上精神上的支持！在杨之华的支持与帮助下，《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的修改稿很快得以完工。这次修改是极其成功的。“瞿氏方案”就是以这个修改稿《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也就是第二个版本名扬天下的。

从第二个版本的推出到第三个版本《新中国文草案》的形成（1932年12月），瞿秋白花去了三年多的时间。这也是瞿秋白革命生涯的重要时期。1931年1月他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虽然从党的最高层退下来，但瞿秋白又迅速转入党的文艺战线。正如《秋白之华：瞿秋白传》的作者蔡桂林所说：“秋白不似苏东坡，被贬了，就寂寞：溪边古路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他有自己的思想，自由的情趣。”没有组织任命，没有党的安排，凭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热情和责任感，凭着自己在文艺上的才华和能力，瞿秋白成为1930年在上海成立、鲁迅作为主帅的“左联”思想上精神上的实际领袖。也就是在这个时间，他完成了《新中国文草案》的撰写。这是“瞿氏方案”的第三个版本，意义不可小觑。

首先，明确将“瞿氏方案”命名为《新中国文草案》。《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也好，《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也好，都只是强调“瞿氏方案”是区别于“赵氏方案”的另一套汉语拼写方案。而《新中国文草案》就不一样了，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再仅仅为了“拼写”现存汉语，而更多的是为“创建”未来汉语。中国汉语不仅有包括北平话在内的各种方言土语，比如上海话、广州话等，更有正在形成的“五方杂处”的人们所说的“普通话”。《新中国文草案》的新命名就是强调：必须进一步明确“瞿氏方案”要为培育和发展正在各地形成的“普通话”准备最好的“中国文”书写方案。瞿秋白在该草案的《绪言》中这样阐述道：“这种新式的中国文——采用拼音制度的中国文，就是代表‘普通话’（各地方公用的话）的文字，我们叫它‘新中国的普通话文’，简单的名称就是‘新中国文’。”正因为这个原因，在该草案的《拼音和书法的说明》里，瞿秋白再次强调“新中国文是代表中国普通话的拼音文字”。确立中国文字的拼音制度，就是在批判象形制度之后彻底摒弃人们内心对中国字的“象形崇拜”，从而与国际接轨转向现代文字通常遵循的“语音本位”。

其次，在“普通拼法”外增加“特别拼法”，使得“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构想变得更加接近汉语实际。按瞿秋白的设想，“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从“字本位”走向“词（字眼）本位”，“字眼”或者说“词儿”是汉语拼写的基本单位，人们对字的声调的关注转为对词的音调的关切。但汉语中同音字本来就很多，模糊了字的声调后，同音词就更多了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瞿氏方案”第三版设计了“特别拼法”。也就是在汉语中挑选了227个汉字作为“特别字根”，用字母标明音调，来区别其他同音词。比如，按普通拼法，“想、像、相”三个汉字都拼作“sian”，但真的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很多区分不开的同音词。所以，安排“特别拼法”，将这三个字分别拼写成“siaan、siann、sian”。这样就避免了不必要的混淆。但是真正属于“特别拼法”的只有这两百多个字，其余的都必须坚持“普通拼法”。这样，既避免了混淆，又能够有效地保证将“不区别声调”的“字眼”拼写规则进行到底。

四、结语

今天的中国已经发展为一个强调文化多元的新时代，汉语研究也因而强调要有语言个性的关切。但瞿秋白开启并强调的汉语研究共性范式没有过时，瞿秋白关于“未来汉语”规划建设的基本思想没有过时，瞿秋白一生所信奉的“文化救国”（当今语境下已转换为“文化强国”）的中国发展战略思想更是当代文化人应有的历史担当。主要精神直接来源于“瞿氏方案”的《汉语拼音方案》，如今已经在教育教学、新闻出版、工具书检索、人名地名拼写、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而且出现了由此方案生成的一批字母词，如GB（国家标准）、RMB（人民币）、HSK（汉语水平考试）、PSC（普通话水平测试）等。早在1977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地名标准化会议就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汉语地名国际标准的议案。近些年来，彭泽润等一批学者主张并践行汉语“词式书写”，其思想当然来源于周有光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汉语“正词法”研究，但更早的源头无疑是瞿秋白1932年在《新中国文草案》中所强调的“分词连写”。

①②③④⑭ 王铁仙、刘福勤：《瞿秋白传》，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240页，第254页，第254页，第254页，第337页。

⑤ 姚守中等：《瞿秋白年谱长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⑥ 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时代书报出版社1948年版，第116页。

⑦ 萧三：《秋风秋雨话秋白》，载《忆秋白》编辑小组编：《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4—175页。

⑧⑪ 杨之华：《忆秋白》，载《忆秋白》编辑小组编：《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3页，第213页。

⑨ 本文认为，这1922年的草案，一没有发表，二瞿秋白本人在1929年10月《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发表时也没有提，所以，完全是一个草稿。

⑩ 吴玉章：《纪念瞿秋白同志》，载《忆秋白》编辑小组编：《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页。

⑫ ⑱ ⑲ ⑳ ㉓㉖㉗㉘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2页，第226页，第216页，第226页，第319页，第 424页，第444页，第489页。

⑬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文通称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秋在苏联支持下成立。

⑮ 另据费锦昌主编的《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纪事（1892—995）》载，参加闭幕式的人更多，达2000人。

⑯ 据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所载，1892年到1910年，全国各地提出的切音字个人方案有28种。

⑰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共辑有9篇瞿秋白讨论语言文字的专论，约11万字；另辑有8封通信，也是有关语言文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