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燕

竺可桢自1936年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干13年，把浙大办成了李约瑟称誉的“东方剑桥”；也干得心力憔悴，常哀叹衰哉倦矣，多次辞职而不获准，最后终因大陆政权易手方改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期间留下近500字日记。本文主要依据《竺可桢日记》，参考其他资料，尝试从他的“牛气”与“憋气”两个方面，勾勒一下他当浙大校长的情景和“生态环境”。

一

要说竺可桢任校长，那可真有点“牛气”：

钦点

先从浙大换长说起。据1936年1月28日的日记，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告诉竺可桢：浙江大学师生不满意校长郭任远，郭要辞职，教育部拟同意，但蒋介石认为这种学生驱赶校长之势不可助长，决心维持郭。当年的大学校长受到教职员尤其是学生抗议、抵制，以至引起风潮，甚至黯然离去，或无法上任的不止一个。这次即使是蒋介石极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做了让步，这也可见当时大学学潮影响力之一斑。于是陈布雷等就推荐了蒋介石的浙江老乡竺可桢，蒋很中意，急忙约见，力邀他执掌浙大。

当时并非第一流大学的浙大易长，蒋介石却是如此重视，我想有几重原因：一是当年的大学校长一般都是名流贤达，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无论政府和社会都很尊重他们；二是大学不仅对一方风气有影响，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也很有影响力，对重大事件，校长们，或者学校，甚至学校的教授会等组织，会联名发声；三是那时学潮很多，社会影响大，校长如果掌控得好，则对稳定师生情绪、控制学潮有相当作用；四是浙大毕竟是蒋介石故乡唯一的国立大学，他希望对浙地文化教育、习俗风气起好的影响。

蒋介石对此事重视程度，竺可桢执掌浙大以后有以下几例：在竺可桢执掌浙大后，蒋亲电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参加竺的就职典礼并代表政府监督校长宣誓。在竺上任不到半年，蒋亲临浙大。或许是临时动议，或许是体现尊重，蒋事先没打招呼，轻车简从，竺接到电话后不到十分钟，蒋就抵校，随从七八人。座谈时，竺单刀直入：校舍扩充需要将属于军械局的军火库纳入，蒋允诺没问题；建设校舍须追加临时费，此时已是10月，蒋表示今年可能不行了，明年再说。然后竺可桢陪同参观，让蒋看看“屋宇之零落”，蒋看了表示“确非加新建筑不可”。不到一个月，竺又“接蒋先生电，系阅余半年来之报告后而发表意见者，主张添加文哲教员，此又与教育部之政策相冲突，以大学教育而言，则文哲确极重要，但与近年来之注重实科则又背道而驰矣。”看来蒋是认真读了浙大半年的情况报告，同时也显示了蒋的教育理念。竺可桢上任不及一年，蒋又召见一次，问到军械局的事怎么样了，竺说何应钦“索价卅万”，蒋说此事他来办……

摆谱

并非顶尖大学的浙大校长，由蒋介石亲自约谈礼请，规格已经够高了。但牛的是竺可桢不太领情或者说不大买账，竺问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是否应该去见蒋？按说“陛见”还问该不该去？可见当时这一等的知识分子是可以“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蔡劝他，浙大不去为好，但蒋那里不能不去，去了再婉言推辞嘛。于是竺在约见当日不慌不忙只提前10分钟到。蒋说明意图后，竺则说要跟蔡商量后再定。按说是“钦点”，还需要跟蔡元培商量吗？蒋坚持要他担任，但竺也坚持要考虑。之后，考虑的结果是不愿意，重要原因是“不善伺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当然还有不愿放弃专业等原因。后来陈布雷之弟、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写信劝他：浙江近年来文化退化严重，需要一所大学作为文化的中流砥柱。是否这一点对竺可桢有所触动？

要价

此时，竺可桢正式向陈布雷，实际上等于是向蒋介石提条件了：包括“财政上须源源接济”。而更牛的则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这个政党干涉无疑指国民党，当然也包括党内的派系以及可能产生影响的其它政治势力。之所以提这个条件，因为数日来竺可桢各方探访，了解到从程天放当校长时，国民党党部的人已经渗透到浙大，程天放离任时陈立夫就提议余井塘当校长，遭到学生抵制，才推举郭任远。所以他必須争取这个权力，否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则已无疑义。”陈布雷回答：“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在内”，也即政治和道德教育方面必须有党部的人，除此之外校长的人事权力不受干涉。这个条件似乎不是陈布雷能口头答应的，但我想他知道蒋介石会答应，因为大学校长有人事权当时基本上已是成规，虽然未必是全权，而国民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一般认为只要把好校长人选关即可，校内的人事权就不必具体过问了。倒是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党部可能经常插手校内人事，但竺可桢的连襟、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说：“党部方面现值二陈不甚受蒋信用之际，当不至明与为难，但暗中挑拨等事则在所不免。”

之后，教育部长王世杰登门催促尽早接任，但没有下任何关于办学方针的指示，日记云：“关于办学方针是否采英美之学术自由或法西斯蒂独断行为，渠亦未能有明白之表示也。”之后，也没有人再给竺可桢指示办学方针。竺握有了人事任免权和办学自主权，但十几天后又提出了经济上的前提条件：国库拨款必须增至每月6万元（原为5.2万元），王世杰当即答应。

于是还未上任，竺可桢就开始自主约聘文理学院、农学院院长、总务长等，薪水则常在去函中直接开价。

不党

“君子群而不党”指不结党营私，这里借用则是表示竺可桢在尽力保持与国民党若即若离的状态中，坚持独立之精神。

抵制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反对党派在学校的活动、争取教育和学术的独立和自由，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他们也常常公开表达这一立场。蔡元培在1922年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中就指出：“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殊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因此“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党各派之外”。1932年任鸿隽连发《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再论党化教育》，指出党化教育无非两条：一是“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二是“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他完全受党的指挥。”他直斥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是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最后结果如何？“近年以来，国人对于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固然是因为政府的种种失政，使人失望，但是所谓党化教育，与党义的传播，并无一点好处，也可以概见了。”胡适在1937年7月20日的庐山谈话会最后一次关于教育会上，提出教育独立的涵义有三条：第二条是“政治的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在这场“合唱”中，竺可桢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

抵制党部。前述排除党部干扰、用人自主是竺可桢上任时的“要价”。同时，他明确反对一切党派在学校发展，在一次纪念周公开演讲中，他明确提出：“在学校闹党派，则不特于抗战无益，学校亦不成学校，故本人主张政党须一律退出学校。”对于学校的训导方针，他提出“目前各党派既列于同等地位，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即青年团亦只能作为一种服务团体，如青年会然。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由，但不应做政治活动。”这等于在反问：既然抗战时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党派都是平等的，如果国民党在大学中设立党部，难道其他政党也都要设？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持此观点，胡适在1932年发表的《论学潮》中就提出：“学校对于一切派别，应该有同一的公道待遇，不应该特许某一党派公然挂招牌设区分部，而不许别的党派作政治活动。”《大公报》1945年8月30日《教育复员》社论呼吁“所有党派退出学校，学生不准加入任何政党。”蒋介石考虑接受知识界的这些呼声。顾颉刚1945年4月11日日记中记下：“三青团本系国民党之预备党员，今日蒋主席表示，将使其脱离政治关系，成一与童子军衔接之教育性的团体，并拟此后禁止学生入党，免得各党竞拉学生，使学校不能安定。”一个多月后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各级学校不设党部，三青团改属政府。

当然，干预不仅来自党部，还有其他行政干预。顾颉刚1943年1月5日日记写下：“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长）蓄意统治教育界……五年以来，所未侵入者，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看来浙大也给人留下了有力抵制行政干预的印象。

应付党义教学。一开始似乎国民党对党義教学要求很严，胡适1928年6月3日日记中粘贴了一份报载《大学院通令》云：“全国公私立各大学举行三民主义考试，其在苏省及南京、上海两特别市者，由本院主考……考试范围以总理演讲之三民主义十六章为限。合行令仰该校校长遵办，并将该校应受试验各级学生姓名于考试前五日详细造册呈报。勿匆勿延。”从邵元冲1929年12月13日、14日日记看，当时考留学生也是要考党义的，而阅卷是在中央党部，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青年部长的邵元冲参加了阅卷。1930年8月27日日记，邵元冲在中央党部审查党义教师的著作，但大多校长和师生都很厌恶，采取应付态度。1937年4月12日竺可桢在日记里记下：浙大、武大、中央大学校长讨论联合招生事，考试课目7种，国文、英文、数学各占20%，而党义只占4%，其余三门各占12%。三校校长看来都没把党义看得多重。而在竺可桢到任时，党义教员来找他，问党义课有半年未上了，怎么给学分，竺可桢答应商量后再定，但似乎未见回音。

1933年9月9日，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夏鼐在日记中记下一段有趣的党义考试情况：“发卷后未到两分钟，便有人出来交卷，教师只好苦着脸说：‘至少要一百字才好！但是那学生连睬也不睬便走了，接着又有好几个人交了卷子出来。我自己……十几分钟后，也便出来了。但是考试时间表上却排着两小时呢！这种党义真是无聊，去年崔敬伯教时，我第一次去听有三人，第二次只两人，第三次我不听了，不知道是否还剩有一人，后来我便始终没有去上过课，结果却得一E……所谓党义教育，原来如是。”

推诿拖延入党。国民党拉知名人士入党，大学校长包括担任大学一定职务的教授都被要求入党。竺可桢对此很反感，日记中约有4次记载。1938年5月30日，陈训慈送来陈布雷函，请竺可桢入党。竺说，国民党“近来与人民全不接近，腐化即由于此，拉拢若干人入党，殊不足改此弊。”之后一次被直接塞给入党志愿书，竺表示大学校长必须入党不是办法。到了1943年，中央训练团又来人催他填志愿书，此时“大学校长中只余一人非党员”，竺只好填了。不知中间怎么了，直到次年7月13日又记下“今日寄陈叔谅（陈训慈）入国民党申请书。”但日记中有一大段抱怨：“余对国民党并不反对，但对于入党事极不热心，对于国民党各项行动只有嫌恶憎恨而已。因余已允于前（似指去年答应），故不能不寄此入党申请书……”，这算是被生拉硬拽地拖进了国民党队伍。但是，1948年11月11日“接陈雪屏（教育部代部长）函，要余重新登记为国民党党员。关于政治党派，余均不感兴趣。前被选为中央委员，实非余意料所及，故虽经布雷来函，余亦未去登记也。”1968年他在日记中补记：从未付过党费，也未参加党的会议。

实际上，竺可桢不是简单地因反感国民党的制约而不愿入党、抵制党部等，而是基于宪政理念来看待政党的。他1943年12月11日致信陈训慈，就当时蒋介石提出的“十万青年十万军”直言：“有传说此十万人为党（国民党）军，而非国军。中央既屡屡诋共产党蓄养党军，而国民党自身培植党军，自不免言行矛盾。”此时陈训慈已调侍从室任职，竺可桢似乎无惧“上达天听”。

护犊

胡适说过，“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竺可桢对陈布雷说，年轻人批评政府无可厚非，如果认为批评政府就是共产党，那不啻为丛驱雀。因此，在学生面对军警时，很多大学校长都尽力护犊，特别是在不准军警入校捕人这一点上。

浙江大学在学潮中也是大名远播，特别是影响波及全国的于子三事件（指1947年国民党中统调查局将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迫害致死的事件）。此起彼伏的学潮给竺可桢带来了很大压力，包括蒋介石、浙江省主席沈成章等，都认为他有点宽纵学生，但竺可桢顶住压力，坚持保护学生。他明确表态，“浙大学生不能来校逮捕”，除非法院有确切的不法活动证据，而且罪名轻的可以由学校保释。为护犊使他开罪了包括蒋介石等多位高官，蒋介石对浙大从希望到失望，最后到不满。1945年 4月2日，在参加战后教育讨论会的竺可桢得知“今晨蒋主席对骝先（朱家骅，时任教育部长）表示大学教育不满，大概因昨晚报载浙大停课及发传单事。”当吴大信（浙江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等三位学生被捕后，竺可桢找到浙江省主席陈仪，希望今后勿来学校捕人。陈仪倒是赞同，但表示高层对此事非常重视，先是吴铁城电话问捕了几人，后蒋介石亲自电话询问，认为名单上有四十几人（竺可桢认为是中统提供的名单，完全不可靠），而何以只捕三人？过宽了！后来的浙江省主席沈成章因学潮而对浙江大学印象极坏，说浙大是“共产党大本营”，竺可桢则当面顶了回去。1948年12月12日，教育部转来可能是中统提供的情报，谓竺可桢“甚至包容奸伪匪谍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闻不问……”并列了五条事实，认为“浙大当局包容匪谍学生之非法活动，实责不容辞”。教育部或许是出于保护竺可桢，另附密件曰“竺校长密鉴：兹抄送该校有关情报意见，实情如何，仰即查明具报为要。”

关于竺可桢保护学生的事例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最后仅举一例：1972年11月13日，竺可桢会见并宴请美籍华人丁普生，他一入座就说，浙大迁在宜山时的土木系学生王义道，当时在新泽西州，他大肆宣传竺校长当年如何爱护学生。竺可桢估计，是指他当年放走了学生陈天保，以免被特务抓去。这么多年了，海外的学生还对他这一点铭记于心！

二

那时最令大学校长“憋气”的或者说最头疼的事，我想主要有这么两桩：正如竺可桢说的：“抗战时期，日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可胜任。”顾颉刚说得更简练精辟：党派之猖獗、学潮之澎拜、经费之短缺。尤其是抗战后，问题更加突出，所以1947年坐镇徐州的顾祝同邀请顾颉刚担任在徐州的江苏大学校长时，自知之明的顾颉刚婉拒：“今日之大学……非我辈书生所能控御”。

捉襟见肘的经费

竺可桢在任13年，却有近12年在战火中度过，包括期间浙江大学的“南渡北归”（自杭州一迁建德，二迁泰和，三迁宜山，四迁遵义，五返杭州）。当然，那时所有大学都面临经费难题（西南联大教职员工的窘境多有文介绍），这里只捡几则资料看看浙大窘状：

一、丰子恺1939年4月16日日记：竺校长“其黄色制服之裤，臀部有两破洞，大如手掌，吾几失笑。”

二、西南联大教授陈达1943年3月12日日记收录了一篇浙大教授宣言，他认为虽然“薪给阶级”都困难，但尚无任何团体像浙大教授这样直接向政府提，因此这是“战时对于本问题饶有兴趣的文献”。以下是摘要：“呈行政院文：……（同人等）初犹斥售书籍，典质衣物，继则易饭以粥，忍病不医；子女荒嬉，妇叹于室……或入他校兼课务，或进仕途为膴吏，或趋市肆营锥力，甚或去为汽车司机，以冀幸暴富……政府统欠学校（浙大应领未领之款已100余万），学校不得不欠教员（学校欠同人之款每人约一千数百元），逮补发之时，物价已高涨数倍……凡同人等所称安贫乐道之精神，尽成社会讪笑之柄，所讲明耻守义之名理，亦为青年疑难之资。以贪墨为得计，以淡薄为落伍。师道扫地……”

三、再看看竺可桢主持的学校行政会议经常讨论些什么问题：1946年1月8日，讨论美国寄来的4700多粒（5000例，但寄来途中包裹破裂掉了200多粒）药品如何分配，要求医生提供名单；1948年12月5日，行政会议讨论节电运动。“拟定上午至下午一點一律停电，分图书馆不开放晚间，及超支灯头与超出灯数之取缔。”会后他亲自到女生宿舍检查电灯，发现房间5个人一般都有3盏灯。拟定4人1盏，5人可2盏，且不得超过25瓦，要定期检查。堂堂大学校长就经常干这个！

四、1949年3月7日晨，“联勤总部、浙大、英士大学包围中行要款”，还真把款逼出来了。中行仅有3000多万，于是联勤总部得1200万，浙大、英士各得1000万。

他还经常像乞丐般到处催款、借钱、化缘。1948年1月9日，浙大因为物价上涨太快而拟派人赴京（南京）要求改实物配给（其时京沪平津4个市实行）。“讨论甚久”，最后竟投票推出5名代表，皆为较有影响的学者，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位院士苏步青和谈家桢，不知是否考虑“乞讨”也得有面子的去？书生可怜！一周后竺可桢赴京直接找到财政部长王云五，问杭州是否也可配给食物。王答“必无希望，惟今年夏季可配给一套夏衣……至于粮食，则军粮尚恐不济，安有余力再配公教人员之粮食，今日须讨论京、沪、平、津之实物配给或减少差额”。

难以掌控的学生

可以说，几乎自现代大学在中国诞生，学生运动就如影随形般缠绕着它，这也成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过去都说竺可桢如何保护学生，但他的尴尬状况则不太提及。实际上，学潮既是当局也是当时大学校长们最棘手的难题，往往使他们陷入当局与学生间两面不讨好的境地，让校长们左右为难！

前面提到，竺可桢认为青年批评政府无可厚非，但他也明确反对学潮。第一次对学生训话就明确的说：“无论学潮的原因如何复杂，为学校前途计，不得不想法去消灭他。”竺的本意我想是既要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让学生在安宁的环境中很好地完成学业；又保护学生不因学潮受到当局的惩治。但学生经常不买账，凭一腔热血和冲动情绪，既一味刺激当局，常常提出火药味极浓、政治色彩极其鲜明的口号；又常常依照学潮的政治正确性，不遵守校纪校规，提出校长难以答应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已经认为竺可桢在袒护学生，而学生则不满竺可桢对他们过火行动的制约，使得竺可桢非常为难。

这里，仅以很有典型意义的于子三事件为例：

于子三事件是竺可桢遇到的最棘手、长达几个月、得到多地响应的学潮，可说全国瞩目，蒋介石亦“极关心于子三所引起之学潮”。学潮中竺可桢一面与当局交涉、表示抗议、对簿公堂等，如支持教授会罢教一天，省主席沈成章要他促使上课，被他拒绝了。面对记者采访，他说于子三是好学生、千古奇冤等。他的话发表后，浙江省当局和军警系统大为不满。另一方面，竺可桢还要极力劝解和阻止学生的冲动和过分要求（包括部分教师也参加了劝阻），这也是保护学生免遭当局更为严厉惩治，左右周旋让竺可桢心力憔悴。他曾经一气之下跑到南京提出辞职，回来后他坦诚对学生说，要求彻查于子三事件已转报蒋介石，但你们不听我劝，难免不再出事，那时我负不了责。也曾严厉批评学生自治会代表说，你们“对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腕太玩弄”，过去自治会所编的刊物，“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均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

确实，如果事情再闹大，造成更多伤亡，护犊情深的竺可桢如何交代？当局不断施加压力，教育部长朱家骅曾密电竺可桢：“闻浙大近来又开始罢课，实属目无法纪，不容宽待。学生会决解散，为首滋事者严惩，所以救浙大，亦所以救全国大学。”中央党部青年部长陈雪屏本来要去平津，蒋介石特嘱赴杭州，怕浙大继续罢课。竺可桢忧心如焚，甚至将密电告诉学生代表，以劝说他们克制。

不仅竺可桢有压力，浙江省政府估计压力也很大，他们似也不愿太为难浙大，前面说到的陈仪即是。李四光对竺可桢说，沈成章告诉他，治安机关指出浙大某教授与若干学生有共党嫌疑，某教授为组织指挥者；学生暂可不捕，教授必须立即逮捕。沈成章阻止了，并囑咐李四光问浙大该如何办。竺可桢认为有两种办法：逮捕后送法院，公布证据（竺认为法院可以公审、辩护、上诉等，相对公正）；再就是透露教授名字，学校通知他躲避。李四光说沈不愿透露，你们最好看看疑似谁，通知他躲避。

但学生不听，不仅罢课，还去其他学校鼓动罢课，以致这些学校告到省政府。学生们要将于子三安葬在华家池农学院校园内，竺可桢断然拒绝，因学校在凤凰山有公墓；学生先斩后奏告诉竺可桢建于子三墓已花3700万，尚欠包公者4000万，竺可桢责怪为何“如此靡费”，且不事先告诉，学校不能付款；于子三出殡日，学生要游行，省政府作出最大让步是不要经过热闹街道，不能喊口号、发传单等，但学生不听。竺可桢两面协调不通，结果被政府当局组织的“工人”打伤学生数人……

于子三事件后的1949年1月26日，吴大信等5名浙大学生已被学校争取保释了，但学生还是硬拉了200多人去迎接，且沿途散传单、写标语，包括“还我于子三来”、“严惩战犯”等内容。此时杭州已戒严，且有前方败退国军，竺可桢提心吊胆。当晚保安司令部就来函称戒严时期应制止这种行动。次日，数学系主任、校训导长苏步青就召集学生代表责以不该如此，一旦引起败军干涉，则“浙大之安全不可保”。

不仅是学潮，学生办的壁报往往无所顾忌，也数次引起轩然大波。一次是骂两位教授，结果引起众多教授提出辞职或罢教。苏步青、贝时璋、王葆仁（3人后来都是院士）等愤而找竺可桢，要求处置。一次是骂青年军，结果青年军和青年中学学生要来浙大寻衅，竺可桢“几乎终夜不能成寐”，次日上午一边布置增加校警，一边赶到省政府找沈成章等。最后听说是“蒋经国曾来函告青年军及青中，谓不能打浙大，故此事遂告平息。”

竺可桢统计，1947年4月至1948年4月，浙大罢课达55天。

……

终于，竺可桢再次怒而弃校出走。除了极为激进的学生，多数学生心里应该明白竺校长还是爱护学生的，于是派代表去请他回来……

这种两面不讨好的感受很多校长都有。有一则史料：顾颉刚1947年5月30日在给妻子的信中写到一段“秘史”：两天前蒋介石宴请教育界的参政员、南京各大学校长和外省来京的校长。席间谈到学潮，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说，一般的学生不想闹事，所以5月20日游行时金女大学生未参加，但学生被打伤了，于是她们认为不能没有正义感，我只好准许她们停课一天。现在学生要在6月2日总罢课，为了缓和对立情绪，政府最好态度缓和些，使我们做校长的好对学生做工作。但蒋介石立马声色俱厉地说：这次紧急措施办法是我定的，弹压的军警是我派的！他们受了共产党利用要打倒我。昆明事件（应指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是军人自己干的，我不知道，所以我要惩办。但这次如果要我取消紧急措施办法，就是学生惩办我了，这办不到！我对于现在的学生十分悲观，彻底悲观，你们一班校长和教职员是要负责的！席散后许德珩说，我见过蒋介石多次，从来没见他气成这样，几乎要哭了！这里，我以为也可以看出学潮对蒋介石造成的心理挫折非常严重。

应该说，竺可桢是受到大部分师生爱戴的，但可能还是有少数激进学生对他不能旗帜鲜明地支持学潮愤而不满。已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不知怎么惊动了周恩来，1949年7月9日周恩来拍电报给华东局并转谭震林（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军区政委）、王建安（浙江军区司令）：“闻最近浙大学生提出拒绝竺可桢返校，据我们所知，竺过去在于子三事件中，同情学运，今春当蒋党用飞机迫其离沪时，亦设法逃避。此次拒竺事件，详情如何？竺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学运方面有否偏向，盼查明详告。”

“蒋党用飞机迫其离沪”不是实情。据日记记载，1949年5月17日傅斯年自台北来电，邀他去台大任教，竺可桢婉辞。19日教育部长杭立武自广州来电，要他飞广州，说护照已办好。据次日日记，此护照应是为他赴法国出席科学会议用，于是他去中央银行拟取出所存600多美元，作为去参会的旅费，哪知私人存款此时也必须在广州取，因为国民政府已迁至广州。但他是“决不去台湾或广州”的，所以“此款又落空矣”。26日，解放军进驻上海。周恩来此电前，5月31日，浙大校长室主任秘书诸葛麒来信，说“杭州市长谭震林已按中共当局令余回浙大主持。”但竺可桢已“厌恶万分”，妻子也来信告诉他校内有壁报罗列他“受英美教育之毒……不能对恶势力斗争，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以及走中间道路等，此时他如回去会如何？所以妻子后来又来信很决绝地表示，你要回浙大我就跟你分居！可见妻子留下的心理阴影之重。很多师生一厢情愿地盼望竺可桢回去，他表示坚决不干。但我觉得似乎他个人的态度已不是决定因素了。竺可桢日记中没有华东局方面在收到周恩来电报后出面挽留他的记载，应该说他已不合适了，此中原因有待相关档案材料的公布。9月1日，比他思想进步很多的马寅初执掌浙大的消息公布。

时移世易，这13年是不会被算作荣耀了；他也不愿再碰这段历史，尽管他洒下了无数汗水和心血！

[作者系安徽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