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京 210023］

女性的自省

——从《在医院中》看丁玲的性别叙事

⊙汪 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京 210023］

《在医院中》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一篇极富女性意识的小说。在小说中，她自觉地选择特殊的叙述技巧，使她的女性意识得到了充分表达。本文将从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和叙述模式三方面来分析丁玲的女性意识表达。

女性主义 叙述视角 叙述时间 叙述模式

丁玲是中国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她就展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别意识，《莎菲女士的日记》发出了“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绝叫”。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一年和30年代的最初一两年间，她的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女性意识悄然消遁。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辗转到陕北后，她的女性意识逐渐复苏，创作出一系列表达女性意识和诉求的作品，《在医院中》就是其中的一篇。当眼前看到的是愚昧闭塞、完全无法和想象中神化的民众联系起来的乡村大众时，沉睡的女性意识便苏醒了，她的文章又恢复了强烈的女性批判色彩。本文将从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和叙述模式三方面具体探究丁玲《在医院中》的女性意识表达。

一、叙述视角：全知视角和人物有限视角结合——建立女性权威，表现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

丁玲的《在医院中》使用了第三人称进行叙述，讲述了知识青年陆萍来到离延安四十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工作的故事。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能给予作家充分自由的空间，使作家对故事进行周密全面的细节描写，并可以根据小说发展的要求调节叙述视角和叙述距离。然而丁玲并未使用传统的全知视角，在全知视角的非聚焦型叙述框架中，她构建了一个以虚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为聚焦点的内聚焦型视角。

叙述者选择从女主人公陆萍的视角去耳闻目睹医院中的人物和事件，并且揭示陆萍的内心活动，这样就使得陆萍的所思所感成了小说世界的判断标尺。判断标尺掌握在女性手中，那么男性人物就成了被打量和被判断的对象。因此，当读者跟随叙述者开始以陆萍为内聚焦视点观察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了解其内心活动时，就会不知不觉地站在陆萍的立场。通过这样巧妙的视角转换，丁玲将不具有性别特征的全知叙述者转换成女性叙述者，她的小说自然地成为女性叙事文本。从女性视角叙事，那么女性意识和女性人生体验就能得到更多的表现。与此同时，作者也将自身的价值判断、思想情感寄予在她身上，“虽然陆萍并非我，但我是借了她来发挥我的思想和情感”。丁玲巧妙地颠倒了传统小说中的话语权，使传统小说中一贯沉默的女性掌握了话语特权，在文本中建立起女性权威，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

此外，小说又是全知视角。叙述者是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俯视全局的。她既能够叙述陆萍在场的事，又能叙述陆萍不在场的事，如黎涯和郑鹏读了陆萍的信后两人的行为，还能叙述陆萍不知道的事，如陆萍针对医院提建议，并不知道自己被别人在背后指点。这种至高无上的全知视角，赋予了叙述者以最高权威，促使叙述者发出的“声音”带上了不容辩驳的真实性和真理性。然而这一叙述“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聚焦人物陆萍的“声音”，成为叙述者和聚焦人物“声音”的合成体。隐含作者是支配叙述者意识的“人”，尽管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不是一回事，但是真实作者的女性意识必然会影响隐含作者在创作时的意识，结果叙述者的意识自然会反映真实作者的意识。因此，丁玲采取全知视角，对于表现女性的主体意识，无疑是极其有力的。

二、叙事时间——过去与现在交织——揭示女性的生存境遇：“几十年的女人被压迫的呼声呵！”

从叙述视角的选择，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丁玲强烈的女性意识，那么是什么引发了她这种强烈的女性意识呢？是因为她发现自“五四”颠覆封建秩序以来，女性一步步逃离父权制的压迫，改善受歧视的生存境遇的愿望，在提倡平等的解放区却没能实现。

小说以“12月里的末尾”作为故事开始的时间。叙述者从陆萍来到这个医院的时间点开始，叙述了她“现在”的生存境况。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女性的生存境遇如何呢？陆萍一开始便用着“一副讨好的声音”同领着她去住所的李管理科长套近乎；当这位科长看到给陆萍的那“薄饼似的被子”时，只是“叫起来”；把陆萍的床搞垮在地，也只是“匆匆地走了”，完全不理会陆萍当下生存的窘迫。如果不是性别歧视，这在提倡同志间应互相关爱、互相帮助的延安能发生吗？而且透过往日的情况——“在队伍里这样薄的被子也不多见的”，也能看出科长对待女性的态度差异。但流露出对女性不屑与轻视的，绝不止这位科长一个。一个对医务完全是外行的院长是“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需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对之后陆萍提出的批评意见更是不以为然；产科主任王梭华“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甚至连可以任情畅谈的朋友郑鹏，在工作上也表露出不可撼动的男性权威，对陆萍的意见不理睬，只能使她“无言地”服从。最终，在这威严的父权制的压抑下，陆萍感到“现实生活太可怕”，发出了“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的诘问！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倡导平等的革命理念的解放区，女性依旧处在父权制的压迫之下，男性依旧是社会文化的强势群体，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凌驾于女性之上，蔑视女性，掌握着实际的话语权。

然而，丁玲并不满足于表现“现在”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生存境遇，她意图揭露的是从“五四”颠覆父权，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开始，女性几十年来仍被统治压迫的处境，要表现的是“几十年的女人被压迫的呼声”！

陆萍为何会来到这个条件恶劣的医院？叙述者将时间倒回了过去。

陆萍毕业于上海一个产科学校，可她根本不愿意做一个产科医生，甚至“讨厌一切医生”，她对文学更感兴趣，但这只是“依照父亲的意思”，于是她仍然选择留在产校，“整整住了四年”。一个女性，就因为要遵循父亲威严的命令，被迫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并且浪费了整整四年的光阴！父权制的枷锁牢牢地禁锢住女性，她们若不挣脱，像这样的“生命的浪费”不会结束。“八一三”的炮火使她投进战争，她到伤病医院服务，过了一整年的流动生活，受了很多苦，辗转跑到延安，直到做了抗大的学生，她才“感觉到在内在的什么地方有些改变”。她用心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书籍，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她有了热情，有了希望，“她不会浪费她的时间”。然而，当她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组织让她“必须”脱离学习到离延安四十里地的医院工作。她申辩、流泪，却不能动摇那主任的决心，只能服从。她又要重回旧日那无望的生活。在这“为了党的需要”下，透露出父权统治的意味——俨然是另一种形式的“父”。于是她只能靠着“幻想”来忽视那“生命的浪费”了，因此陆萍来到了医院。

这些“过去”的经历和记忆潜藏在“现在”的表层之下，叙述者在某个时刻就让它们冒出表层，涌到“现在”，向人们揭示“过去”的那条父权统治锁链“现在”依旧牢牢地束缚在女性身上，即使是在倡导平等的革命理念的解放区。“把延安的环境与过去的环境不分开来看。……在过去的我们环境里，女人是受双重的压迫，我们要反对，但延安根本上已经不同，只要一见某些人残留在下意识中对女性的轻蔑，我们也就引起与过去同样的反感。”丁玲将笔触延伸至过去，使“现在”的女性受压迫、歧视的生存境遇变得更加沉重深刻起来。

三、叙述模式：“看”与“被看”——解构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自身的审视、批判与反思

小说主要是以“看”与“被看”的叙述模式来结构全篇的。小说采取了以陆萍为聚焦点的内聚焦型视角，通过她的敏感来“看”出医院、延安乃至整个社会存在的对于女性的歧视问题。陆萍“看”的对象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是男性。在传统小说里，女性都是“被看”的沉默的客体，是通过男性的权威的眼光界定和阐释的。而在丁玲的小说中，男性降格为“被看”的对象。这不仅仅是对传统男性叙述模式的颠覆，它还隐含着批判既存意识形态的意义——解构男权中心主义，张扬女权意识。透过陆萍的眼光所“看”到的男性，无一不是虚伪、自私、无能，以自傲的男性权威来压迫女性的。李管理科长“不疾不徐的风度”和“俨然将军”的姿态，表现出男性革命干部自恃的优越，而这类干部既能用“最粗野的骂人术语”教训下级，又能“微妙地”讨好上级；院长是“懒洋洋的神气”，指导员是“有点羞涩，却企图装得大方”，产科主任王梭华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郑鹏是“一副可怕的严肃的面孔”。透过女性的目光“看”出这些在医院中掌握实权的男性个个虚伪逢迎的丑态，足能表明女性对他们的鄙薄，而这无疑是对男性权威的巨大冲击。

第二类是女性。透过女性的眼光去“看”女性，而不是男性的眼光，除了能揭示出女性受歧视的生存处境和受压抑的精神文化处境，更重要的是通过女性对女性自身进行审视，发现女性自身精神上的缺陷，并对此进行批判和反思。而这样的批判，比以往男性的审视批判更为深刻有力。透过陆萍知识分子的眼光，我们“看”到了生活在闭塞乡村的真实的女性群像。“在这广大而闭塞的乡村中占主导地位的毕竟是‘五四’之前统治中国文化的封建意识形态和小农经济培育的恶习，这现实对于自以为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迈进的知识分子的现象而言，无异于巨大的倒退。”陆萍“看”到的是怎样的一群女性呢——张医生的老婆“仿佛没有感情”，连串地熟悉地骂粗鲁的话，“她向那些粗人学得很好”但“看不出她有多大的憎恨”，她是有意识地把自己男性化了；化验室的林莎柔媚傲慢，善于周旋，因为意识到陆萍的到来会危及自己在男性中的地位，于是用充满敌意的眼光望着陆萍，这是默认以男性为中心的典型心理；抗大的同学张芳子只会懒惰地打发日子，不会拒绝任何人，根本不会有陆萍所期望的女性的独立人格；总务处长的夫人明明是看护，却摆着十足的架子，显出依附于男性的姿态。在这里，女性是弱势的群体，她们能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不能不工作”，“新的恐惶在压迫着”。但她们并不去抗争，为了自己的权利，反而安逸于现状，对自己被男性化也不自觉，甚至还以此为骄傲。她们缺乏女性应有的独立人格、个性追求与女性意识，更没有要与男性权威抗争的叛逆精神。“自然这里面也不缺少真正有觉悟，愿意刻苦一点，向着独立做人方向走的妇女，不过大半仍是又惊惶，又懵懂。”延安为女性提供了作为劳动者的自我实现的位置，但是女性却把参与社会劳动当作了个人解放与自我意识的确立。丁玲在《“三八节”有感》（1942）中犀利地指出：“在延安，尽管妇女的社会保障有了提高，但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却并没有多大的改观。”丁玲通过女性对女性的审视，揭示出大多数女性精神上的依附与麻木。处于闭塞乡村的女性连第一步确立“自我”都没有迈出，大多数依旧处于“无我”状态。那么要到达破除父权威严之日，何其漫漫！

正是因为这些女性被男性权威化了，因而她们的眼光也类似于男性的眼光，自觉地以男性的要求来评判女性。透过这些男性化的眼光，陆萍由“看”众人的主体，变成了“被看”的客体。作者通过这样巧妙的转换，既模仿了传统的叙事模式——“看”的主体由男性变为了女性，对传统叙述模式造成冲击，又对那些具有叛逆精神、独立人格的女性知识分子和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的女性进行了双重批判。然而，对于陆萍打扫院子、代替看护做工作、参加会议、提出意见、讲很多人不敢讲和不愿讲的话、为产妇和婴儿的需索同有权力的男性争执等种种行为，众人表现出看不起、不理解的态度，并且还用传统的婚姻观念去揣测、议论她与郑鹏的关系，这对于誓要走出家庭、追求独立的女性来说无异于巨大的羞辱。丁玲通过故事外的叙述者的声音对于这群“看”者的麻木与落后进行了嘲讽与批判，但也正是通过众人的这种落后思想反映和揭示出了具有叛逆精神、个性追求和女性意识的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当陆萍前期与众人积累的矛盾在她手术室晕倒激化后，她表现出了软弱，只希望“倒在母亲的怀里痛哭”，什么兴趣都没了，只想躺着不动，并且思维出现了混乱，采取了错误的“斗争”行为。这就揭示出女性脆弱、容易受挫的缺点。据丁玲自述，陆萍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是当时她在医院里遇到的年轻的产科助手。“这个女孩子有很大的热情和克己精神，但缺乏理智，好发议论，感情脆弱，容易感伤。”这样的女性，丁玲并不欢喜。而且在她接触了一些女孩子后，她发现了她们的相似之处：“她们都富有理想，缺少客观精神，所以容易失望，失望会使人消极冷淡，锐气消磨了，精力退化了，不是感伤，便会麻木，我很爱这些年轻的人，我欢喜她们的朝气，然而我讨厌她们那种脆弱。”丁玲极其敏锐地发觉了这些年轻有朝气的女性的弱点，希望她们能“是坚强的，是战斗的，是理智的，是有用的，能够迈过荆棘，而在艰苦中生长和发光”。于是她写下了《在医院中》。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丁玲强烈的女性意识。这种意识使她对女性的生存境遇、精神情感的变化极为敏感。一旦她触及现实社会的“真正”面貌，这种意识就会被唤醒，继而通过笔端流露。她对女性既怀有热烈的期望，又对她们的不足感到痛心。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女性意识，使她之后写出了《“三八节”有感》和《风雨中忆萧红》，使她对于女性的期待由不“消融”升华为具有清醒的自强、自爱意识。虽然《在医院中》不是丁玲深思熟虑之作，写法上还有不足，但正因为其中闪烁着强烈的女性意识之光，以至于当人们联系到那个时期延安的文化环境与政治氛围时，会对她产生崇高的敬意。

[1]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6).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3]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

作 者：

汪 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在读本科生。

编 辑：

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