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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子民》中的“优美”与“崇高”

2017-07-13昭通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昭通657000

名作欣赏 2017年15期
关键词:子民崇高大地

⊙南 英[昭通学院人文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大地子民》中的“优美”与“崇高”

⊙南 英[昭通学院人文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长篇小说《大地子民》,用质朴清灵的语言,在平淡冲和的行文中,营造出一种叙事诗式的抒情意境,讲述了发生在大山深处罗玛沼小镇上的爱恨情仇。这一作品紧紧地抓住了彝族原始文化中“优美”与“崇高”这两个美学上的重要范畴,从较低层次的对自然大地的描摹,过渡到生存于大地之上的人物的刻画,进而深入到人类丰富的情感体验之中,在一步步的升华过程中,追寻到作者所要表现的少数民族原始文化中的“真”与“善”,对于当代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叙事来说,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

少数民族 原始文化 优美 崇高

从新时期文学的视阈看,当代云南文学的发展相比于其他地区的文学来说,是稍显滞后的。长期致力于云南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李骞先生早在20世纪就已经提出:“我们是否可以从另一个较高的层次来考虑云南文学的发展?从原始民族哲学的深度和原始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谈云南文学,或许会有独到的优势。”毕竟,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心理,如果作家们以各民族的原始哲学和原始文化作为创作的突破口,对民族哲学文化的复杂性、深刻性进行书写,从中揭示人的价值和精神,云南文学将会有新的发展。在此,作为书写对象的各民族“原始”文化,并不是实指人类童年时期的野蛮生存状态,而是相对于现代文明来说更为质朴的生活方式、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其核心直指人的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进入新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云南作家,认识到关注这种相对现代文明来说显得“原始”的民族心灵和文化的重要价值,并开始主动地将其转化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但是,不论是以哪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神为切入点,都需要创作者深切地融入民族生活当中,抓住民族文化的精神特征,并将其上升到“美”的高度进行把握,因为人类本质上是自由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是自由的象征”。作为人类整体生活实践的高度结晶的文化,其必然包含着一定的美学意义。而原始文化虽然在存在形态上各有差异,在对美的认识上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但对于“美”的追求,却是殊途同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进行民族文化书写的实践,必须在更深的层面上反映出少数民族生活中存留下来的质朴的美学观念,通过文学的方法,将其进一步地放大并凝结,进而实现作品的艺术价值。

楚雄青年作家李夏,在长期的生活中,积淀了对彝族文化生活的深切体悟,其长篇小说《大地子民》,用质朴清灵的语言,在平淡冲和的行文中,营造出一种叙事诗式的抒情意境,讲述了发生在大山深处罗玛沼小镇上的爱恨情仇。故事虽看似平凡,但是却紧紧地抓住了彝族原始文化中的精神内核——“优美”与“崇高”这两个美学上的重要范畴,从较低层次的对自然大地的描摹,过渡到生存于大地之上的人的刻画,进而深入到人类丰富的情感体验之中,在一步步的升华过程中,追寻到她所要表现的少数民族原始文化中的“真”与“善”。

在今天日益发展的“科学与理性”的指导下,现代化进程的速度越来越快,城市也以其越来越大的胃口,吞噬着更多的人口,其强大而坚实的力量,摧毁着它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事物,青山不在,绿水断流,人与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之间的关系被肆意地摧残,当哲人发出“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的感叹之时,疑问也已产生:那供人“诗意栖居”的“大地”哪里去了,它曾经又是什么模样呢?从《大地子民》这一作品中,可以确认,那涌动着的原始自然力量的罗玛沼,就是供人类“诗意栖居”的“大地”。

自从人类文明诞生起来,人类对自身所赖以生存的自然大地,就建立起了复杂的情感关系,一方面自然大地作为外在的客观环境,对人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人对自然大地的逐步认识,在一定的程度上又反映了人的精神发展。罗玛沼,这片不算广阔的土地是一个理想化的真实存在,在这里,优美与崇高毫不相悖地统一于一体,原始自然的力量就蕴含其中。“一轮明月刚刚升起,把整个天空映成一片清透的浅蓝。寂静辽阔的黑色旷野之上,到处是成林成片的马缨花,它们像鲜红而冰冷的火焰一样怒放在点点飞雪之中。”罗玛沼周围是雄浑高耸的山峰和深不可测的森林,旱季沼泽是一片草甸,延绵数里,“柔软的野草一层层起伏于微亮的天光之下,犹如一片涌动的黑色波浪。乳白的晨雾流淌于野草之上,像缥缈的白色浪花一样充满了动感和诱惑”,而罗玛沼“像一只小船”一样“卧在连绵的群山怀中”。这是一个生命的港湾,在和谐与安静中,露出一丝恬淡,不论是外来人,还是本地人,在这里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生存,拥有自己的家。罗玛沼是人渴望追寻的乐土,是世外桃源,在这个意义上,罗玛沼是“优美”的。

然而,在“优美”的同时,罗玛沼又有其“崇高”的一面,这片土地“是两千年前天神走过哀牢高原时留下的一把锁”,“罗玛沼有宝藏,只有天神才可以开启”,这是一片属于天神的土地,这里的子民只有世代守护的义务,而那耸立于旁的摩玛山,更是显示出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在那里,“云彩漂浮在半空,人一走动,雪白的云就像腰带一样缠住你。岩石下有水,有瀑布,野猴穿梭于其间;大王杜鹃一年四季都盛开,树上栖息着成双成对的相思鸟和能辨别方向的太阳鸟”,“老鹰应该飞得高一点,再高一点。它飞到天上看不见的地方,又像风一样飞回来,带回山那边的消息。英雄就驻扎在此地,他腰悬宝刀,踏上最高的那块岩石张弓搭箭,大风鼓起他的黑色大毡,如鹏鸟展翅,风云变色,万物都仰视他”。这片土地,充满着热血气概,神山骄傲地俯视大地,尽显着博大的本色,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怀着敬畏之心,却又时刻撩动着人的热血,这不是崇高还能是什么呢?

自20世纪后期开始的经济社会大发展,助推了现代工业文明和都市文化,以现代商业经济意识为主导的价值追求占领了一片又一片的土地,大地之母的原始生命力量在人类无情的摧残之下逐步流失,似乎也只有罗玛沼这样的土地,在“优美”与“崇高”的结合中,才显得相对于现代文明来说更具“原始”气息,这样的土地才更为自由舒畅,痛快淋漓,才隐藏着生命的纯真与燃烧的激情。

在罗玛沼这片土地上,原始的生命力量充盈其中。相对于已经患上了诸多“文明病”的当代人类说,生活在罗玛沼的人,是健康健全的。他们在自身的劳动中成长,从自然大地那里汲取生命的精华,甚至可以说在他们的身上,似乎带着“神性”的光辉。

罗玛沼最美丽的姑娘拉措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娇柔可爱的少女,身上闪烁着欢快明丽的色彩,她仿佛就是优美的化身。“无论何时何地,她一进山就变得无比鲜活,立刻就与山水融为一体。她对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报以微笑,在山上奔跑、攀爬,如履平地”,她的母亲青珍教她识别的草药,她几乎过目不忘,甚至能一眼就看见她的母亲也看不见的、藏在土层里或落叶下的草药,“她轻轻行走在森林里,落地无声,皮肤里散发着植物和花卉的味道,就像她本身就是这山的一部分。小鸟和蝴蝶总是落在她的头上或肩膀上,山里的小动物在她面前跑跳自如,就像信赖一株植物那样信赖她。她就像拥有某种自然的魔力”,当这样的形象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来之时,不能不令人想起屈原在《九歌·山鬼》中所描绘的那个“自然之神”的模样:“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芬馨兮遗所思。”然而,当拉措自身的奴隶身份,给她带来将要被当作“礼物”随便地送给“汉官”的灾难之时,她便从腰间抽出一把小刀抵在脖子上,“那就在此把我杀了吧”,拉措用“死”来作为对不自由命运的抗争手段,这个“本应该卑躬屈膝,本应该战战兢兢”的“弱者”,面对“汉官”反而步步逼近,“她太美,她的美已经能够成为武器了”,“强者”反而显得自惭形秽,这是一种“弱者”对“强者”的蔑视,“崇高”之美也在强弱对立中在拉措身上被突显出来。

而在另一个人物阿鲁身上,则充满着力量与勇气的阳刚之美。“这个有着一头深棕色卷发和丝绸样光滑的麦色肌肤的少年”,是罗玛沼土司老爷的第二个儿子,虽然有着高贵的身份,“一生下来就用明亮无比的眼神看哭了接生婆”,但是他不是一直躺在摇篮里面长大的,他也没有因为有一个土司父亲而变得孱弱。他“十岁时就用无羽箭精准无误地射穿了野狼的眼睛,十四岁时独自手持弯刀搏杀了一头成年野猪,他的冷静和果断让他成为罗玛沼最年轻最优秀的猎手”。正是这个“黑豹子”一样的少年,在他十五岁那年举行的狩猎活动中,当父亲即将丧命于熊掌之下时,他一箭射穿了黑熊的眼睛,“在熊的惨呼声中,马上的骑士轻捷如燕一跃下马,双膝跪地滑向直立起来的大熊。他像一条贴着水面飞行的鱼,一眨眼的时间就到达熊的肚子下方,用他手中的利剑,深深地切开了大熊的胸膛”。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一样,英雄的成长需要经过许多艰难任务的完成,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阿鲁以自己的勇气与力量证明了自己,最终成为罗玛沼的“英雄”。可就是这个“战神”一般的男子,罗玛沼的守护者,在自己心爱的姑娘面前,又是另一番样子。阿鲁会为拉措的美丽感到慌张和冲动,甚至害羞,当他离开罗玛沼时,也不忘了让人给拉措送去自己的披风,一回到罗玛沼,第一挂念的就是拉措。爱情的存在,又给这个阳刚男人,添上了几分柔情。

在《大地子民》中,拉措和阿鲁两人,一个是大家心目中下凡的仙女,一个是公认的英雄。“仙女”和“英雄”是罗玛沼人对美的简化认知,是“优美”和“崇高”的抽象理念在他们生活中的感性象征。而对李夏来说,在“仙女”和“英雄”的身上,更表达着作者对罗玛沼土地上健康健全发展的人的赞美。

沈从文先生曾经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诚然,文学作为作家能动的创造,承担着塑造“丰富的人”“完整的人”的使命,就离不开对人性的深切观照,但是,人性不能通过抽象的概念得到表述,它必须通过具体的故事结构和情节的组织,才能被表现出来。

在《大地子民》中,李夏着重从“爱情”和“仇恨”这两个表面上看似对立,但在深层结构上又相互统一的内容,进行了挖掘,来表现自己所要追求的人性之美。

从“爱”的方面来说,作品主要以拉措和阿鲁的爱情故事为中心,同时也对拉措的母亲青珍和父亲杨清远之间的爱情,以及阿鲁的哥哥莫尼若和美国姑娘珍妮之间的爱情进行了穿插说明。拉措的父亲杨清远和母亲青珍,当他们第一次偶然见面时,青珍以为这个汉人不懂彝语,就用彝语问阿秀月:“这就是你家的茶师?长得真好看。”而杨清远恰恰又懂得彝语,两人婚后辛勤劳作过着和美的田园生活;美国姑娘珍妮跟随传教士来到罗玛沼,“那双碧绿的眼珠子一看到莫尼若就散发出妖娆的妩媚”;就是拉措和阿鲁,罗玛沼最漂亮的仙女和最优秀的英雄,他们之间也有着上天注定的姻缘。罗玛沼的爱情故事,在作者的理解中,都是来自于平淡的生活,来自于淳朴的天性,与家族、权力、金钱没有关系,在这些相爱的人之间,他们关注的是更为纯粹的精神交流和沟通,给各自带来安静与和谐的心灵慰藉。至于周复生和布勒,对于拉措的暗恋,虽然略带一丝忧郁,但他们对拉措的心都是如此的纯洁、明亮。在罗玛沼,“爱情”不需要多么的轰轰烈烈,在整体上都显现出自然醇厚的优美。

而在“恨”的一方面,故事就变得更加曲折和复杂。阿月秀为了反抗土司府邸之中隐藏的身份权力压迫,一心想让自己那个从没想过要当土司的儿子阿鲁成为新一代土司,利用青珍给莫尼若下毒。作为一个女人,她的选择更多地是为了给自己争取生存的权利和尊严,对家庭权威进行畸形的“反抗”;青珍原本为了使自己的女儿拉措摆脱土司府总兵鹿丫的威胁,而答应帮助自己的朋友阿月秀调配毒药,但是当她察觉到自己所调配的毒药没有用在鹿丫身上,而是被用来毒害土司的大少爷莫尼若之后,她为这个“神一般的男子”即将无辜地死在自己手中,感到痛苦与内疚,最终在对自己的“救赎”感到无望的情况下,愤恨死去;老毕摩哈比发现了阿月秀的阴谋,为了保护莫尼若,维护古老的土司传承制度,决意报复阿月秀,对其施行巫术,在杀死阿月秀后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三个人物的死亡给整个故事添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在个人的行为选择上,他们都有着从自我角度出发而得到的合情合理的价值判断标准,并对自己的命运进行反抗,在这场“仇恨”暂时压倒爱和善的斗争中,阿鲁和拉措、莫尼若和珍妮,包括老土司等所有牵涉其中的人,都感受到了无形的痛苦,在内心深处受到了洗礼。同时,在三个人物逐步地走向死亡的途中,生命的真正意义在激烈的生与死的冲突中显现出来,“善”的情感力量指引着活着的人,这场悲剧故事的“崇高”美,正在于此。

土家族作家蔡测海说:“小说是最人性的,它从体味人性出发,到体味人性终了。”《大地子民》这一作品中,展示了不一样的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是作品的价值,也是作者的意图所在。

“面对时代的新变,‘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似乎又一次惯性地作用于当代作家身上,他们纷纷地把创作视野投注于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在远离繁华、喧哗的边远地带中,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原乡。”相比于其他作家来说,李夏有着天然的优势,她长期以来就生活在她所要赞美的土地之上,她要赞美的人,就生活在她的身边,她无须“远游”即可以“求诸野”,虽然不是彝族人,但是彝族地区原始文化的生命力量,早已触动了她的内心,在她的思维中,“罗玛沼”就是自己所要寻找的“精神原乡”,这远离尘嚣之地,才是可以让人诗意栖居的大地,这里的人,才是健康的人,他们的生活和情感,更是充满着纯真与善良。

韦伯说:“不论怎么样来解释,艺术都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加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罗玛沼,这个“老虎出没之地”虽然在一场空前绝后的持续九天之久的迷雾中消失了,但是,曾经存在的与“优美”和“崇高”相关的一切,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作为一种原始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积淀在了人性的深处。罗玛沼,这个富有原始生命力量,承载着真与善的幻想大地,在李夏那诗化的语言中,治疗着人们的伤痛,而这,也正是《大地子民》这一作品的魅力所在。

① 李骞:《作家的艺术世界》,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②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79页。

③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从文小说习作选》,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④ 蔡测海:《于是,你就什么主义来啦?》,《书屋》1999年第1期,第75页。

⑤ 雷鸣:《论当代汉族作家“边疆叙事”主题的流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31页。

⑥ 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7页。

作 者:

南 英,昭通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及现当代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本论文为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资助性项目“昭通作家群发展的可持续性研究”(项目编号:2016ZZX23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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