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刘毓庆

“五经”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之十一《诗经》：顺人情而循礼义（下）

山西 刘毓庆

《诗经》不同于《尚书》《周易》的庄重与神秘，也不同于《礼记》《乐记》的制度性与目的性，它是一部“顺人情而循礼义”的书。《毛诗序》说《诗经》“发乎情，止乎礼义”，强调了《诗经》的伦理色彩。它运载着民族的情感、精神、气质、心理、意识、观念、思想、价值判断等一切内在于人的东西，是民族文化精神最具体、最形象、最深刻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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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多重意义

20世纪，主要把《诗经》当作纯文学的作品，因而对于《诗经》的文学成就及其对于文学发展的意义，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中都会谈到，我们就不必再说。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其作为“经”的意义。《诗》之所以能成为“经”，和它蕴含的多重意义是有关系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在这里讲了《诗》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从艺术功能言，可以兴、观、群、怨。“兴”是引喻连类，由此及彼，如赋诗言志之类；“观”是观政治得失盛衰之迹，如季札观乐之类；“群”是调动群体情绪，和而不同；“怨”是抒发心中的怨悱之情。第二从社会功能言，诗中温柔敦厚的品格和以礼为核心的人伦道德观念，对于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各种关系的处理，都有指导意义，故说近可以用来事奉父母，远可以事奉君主。第三从生活功能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以了解许多生活知识。刘宝楠说：“鸟兽草木所以贵多识者，人饮食之宜，医药之备，必当识别，匪或妄施，故知其名，然后知其形，知其性。”（《论语正义》卷二十）《诗》为什么有这么多功能呢？就是因为它蕴含着多重意义，和我们的生活非常之近。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前文所述，它是早期先民真情的宣泄，是人类情感的一种自然呈现。《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人有情就要抒发，“情”的强弱程度不同，“发”的方式和力度也各有不同，而以歌诗的方式表现出来，无疑是最美的表现形式。这种表达方式，具有一种医疗功能。通过歌唱，把自己心中的不平之气倾泄而出，发泄出来也就舒坦了。在西方，民间传说中有个国王长着驴耳朵的故事。国王的驴耳朵在皇冠下掩盖着，被理发师发现了，可他不敢说，说了就会被砍头。因此憋出病来，没有办法，于是跑到一个山洞前大喊：“国王长着驴耳朵……”憋在肚子里的话喊出来了，他的病也好了。诗也是这样。所以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值得注意的是，《诗经》的时代，“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之诗，此人可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一）。大家者可以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

第二，因为它在呈现情感的过程中“止乎礼义”，因而具有一种教化作用。所以《毛诗序》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从内容上看，它有着匡正民间风俗、维持人间正道的重要意义；从音乐上来看，健康欢快的歌声，同样可以诱人向上与向善，起到教化的作用。它所具有的伦理道德意义，可以使人在咏唱中，浸润心田。

第三，它体现着“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毛诗序》）的带有制度性的规则。因为那个时代，上下之间信息的沟通，有一部分是靠着诗来传播的。君王教化百姓需要依靠诗，百姓向君王汇报自己的情绪也需要依靠诗。正如《毛诗序》所说：“男女有所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可以怨”。百姓通过歌唱来展现自己原生态的生活以及表达自己的情绪，采诗官把它采集到后向上汇报，统治者根据诗歌的情况来了解民间生活以及政策的得失，从而做出适当校正。这是一种信息沟通的有效方式和渠道。其实我们古人的这种制度是非常值得后世人们效仿的，我们现在提倡民主制度，这就是一种民主，或者用“民权”表述，更接近于其本义。通过歌唱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自己的不满和愿望，这是民众应有的权利，管理者采集这些意见并依此制定政策，这才是明智的做法。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第四，《诗经》虽然是反映先民情感的，而这种情感却折射着当时的历史现实。周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过程，在先民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中清晰呈现。自然流露的、真挚无伪的情感，本身就是时代精神的展现。所以，诗歌关乎政治，关乎世风。《毛诗序》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几句话，是对历史很精要的总结。所谓治世，就是太平盛世，它的音乐是平稳欢乐的，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政治是和谐的，社会是稳定的。比如《周颂》，它所反映的就是周朝早期的成康盛世，音乐很和谐。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也出现了一批欢快昂扬的歌曲，像“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就是向阳花”，等等，我们能感到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整体是向上的。但如果政治出现动乱，“其政乖”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民众的心理状态，影响到社会生活，这个时候出现的音乐就是怨恨的、愤怒的，即所谓“怨怒之声”。像《小雅》，有人统计，在七十四首诗中，包含怨愤情绪的就有五十四首。像《节南山》篇中指天而骂：“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骂统治者“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正月》中对周幽王宠幸褒姒荒废国事表示了怨恨：“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十月之交》中写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似乎天地都在发怒。这就所谓的乱世之音。

当一个国家出现将亡之兆时，也会在音乐上反映出来，这就是“哀以思”的音乐。哀伤、忧思的音乐，就是靡靡之音，是人心焦虑、疲怠、困倦、信仰丧失、精神涣散的反映。有时候这种东西是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人在演奏时并没有意识到，但在别人听来，这种情绪是隐藏在音乐中的。《韩非子》中记载了一则师旷制止亡国之音的故事。卫灵公在去往晋国的路上，听到一种音乐，非常喜欢，就让师涓把这曲子写出来。到晋国后，灵公让师涓演奏，师旷就坐在旁边。师涓“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师旷曰：‘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闻此声者，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师旷不让师涓演奏完。然而晋平公说：“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只好鼓之。结果，“一奏之，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於廊室之间”。亡国之音，威力竟如此巨大。因为喜欢听亡国之音，“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国家出现亡征时演奏和善听亡国之音，有时候是一种无意识的趣味选择。比如我国汉朝末期，一些官员竟会在宴会上演奏哀乐，即出殡的曲子。这是为什么呢？人们也说不清楚。在明朝晚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精神垮掉的无意识的反映。

音乐能反映民众的精神状态，这一点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是可以得到印证的。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处在一个大转折时期，要学习西方，要搞活经济，要把原来一直坚持的社会主义集体化政策搁置一边，走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国人思想上一时难以接受，处于一种价值判断的混乱之中，就连国家最高领导人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中国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中国如何走出困境？当时全国上下，都处于一种思考和焦虑之中。所以在当时的情境之下，就产生了诸如“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的歌曲。这里的“不知道”，就是一种价值观判断的混乱。还比如“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人们都不知道路该怎么走。这些歌词反映的就是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首歌叫《潇洒走一回》，可谓杀伤力巨大，把我们很多好干部拉下水了，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何不潇洒走一回”，失去了清醒的价值底线，追求潇洒，一步不慎就下去了。而现在，西方音乐大量输入中国，我们从大街上到歌舞厅，听到的都是“咵嚓咵嚓咵嚓”的快节奏乐曲，这种音乐反映的是社会的节奏加快了，人得拼命往前赶、往前跑的那种焦虑和浮躁的情绪，通过这种音乐表现出来了。现在还流行“翻唱”，把诸如清新明快的陕西信天游“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之类的经典老歌，换上“咵嚓咵嚓咵嚓咵嚓”的背景音乐，唱得也沙哑忧伤，完全没有了原来的味道。听这些歌曲，都能听出整个社会那种焦虑浮躁的情绪。总的来说，音乐，它就像个函数表一样，能把社会的趋向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音乐的教化作用和意义才绝不可忽略。健康的音乐能诱人向上。如今我们处于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连国家最高领导人都看到这个时代道德滑坡甚至堕落的情况。在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之下，我们有很多价值观都是混乱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重新制礼作乐，用健康的音乐诱人向上。比如《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唤起了我们多少人对父母的思念，它倡导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伦亲情，因而使人百听不厌。

《诗序》对音乐与政治关系的总结，能够帮助我们把握《诗经》的现实意义，启发我们如何通过音乐辨识民众心灵状态，从而以历史为鉴，在“自考正”中走出困境。

“止乎礼义”与人性解放

在提倡“人性解放”的时代，《诗经》中的“止乎礼义”是否还有意义和价值？这是一个有过争论的话题，而对这一问题的澄清，有助于我们理解《诗经》所传达的传统价值观在今天的意义和价值。

一个现实的例子是：如今表达爱情，常常是面对面说出“我爱你”三个字，甚至最近也有爆出女生穿婚纱在男生楼下求爱遭拒、男生手捧荔枝跪地求爱被女生骂为“幼稚”拂袖而去之类的奇葩求爱方式。这可以说是很“个性”的表达方式，张扬自我，以“我”独特的方式，表达世间最庄严的爱的情感。然而正因为表达方式的毫无回旋余地，所以在遭到拒绝时，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自尊心的严重挫伤，甚至伤害的，是两个人的自尊，就像一棵小树苗被硬生生地折断，那种疼痛是新鲜而毫无遮掩的。我们很难想象被媒体大肆渲染炒作过的这两个故事中的四个青年男女，需要多久才能从这种失败、尴尬甚至有些滑稽的闹剧中走出来，重新回归宁静的生活。而在《诗经》时代就不一样了，那时候的青年男女，尽管深深爱慕，却能在表达时“止乎礼义”，有一个“礼”字在中间，所以显得含蓄、节制而有分寸。我们可以《关雎》一诗来说明。《关雎》是典型的爱情歌曲，但我们能看到其中因“止乎礼义”而产生的生命美感。不妨我们先做情境还原：在美丽的河洲水畔，一位贵公子隔水望见了一位端庄娴雅的小姐。他对她一见钟情，于是害了相思。但又无法马上得到她。刻骨铭心地思念，使他“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终于在幻境（或梦境）中得到了满足。他用弹奏琴瑟，传递他对女子的爱，最终得到了对方的爱情。他们完婚了，举行了庙见礼，在庙见礼上钟鼓齐鸣，增添了欢乐的气氛。后两章即是对幻境的描述。戴君恩《读风臆评》分析得非常精彩，他说：“诗之妙全在翻空见奇。此诗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便尽了，却翻出未得时一段，写个牢骚忧受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时一段，写个欢欣鼓舞的光景。无非描写‘君子好逑’一句耳。若认作实境，便是梦中说梦。”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的男子，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古代男性青年的形象。他执着地追求“窈窕淑女”，为之神魂颠倒，“寤寐思服”。但却“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他苦闷，他悲伤，可他没有消沉，没有堕落，也没有像希腊神话中的山林大神那样，不顾女神绪任克斯的拒绝，追逐着去拥抱她，而是用美好的幻想，解脱失恋的苦闷，求得心理上的满足。即使在幻想中也是那样有分寸，只是“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而已，表现得那样有修养，有风度。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就是这种精神。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本意，也是孔子认为《诗经》“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因。其实，古代制琴的本义，就是有教化作用的，《淮南子·泰族训》说：“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杜淫，反其天心。”南宋刘籍《琴议篇》说：“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所以，琴本身就是禁邪归正以和人心的。一些过度的方式或者过度追求的、不合于礼义的东西，琴声中就禁止了。琴声能够传情达意且禁所当禁，所以在中国文学中，“琴瑟”就成为一种美好的意象。流传较广的，还有汉代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相传司马相如善鼓琴，其所用琴名为“绿绮”，是传说中最好的琴之一。在卓王孙举行的数百人的盛大宴会上，相如两首琴曲打动了文君。于是“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琴声收获了美好的爱情，成就了追求自由爱情的佳话。如今成都还有琴台路，相传是文君当垆卖酒的地方。类似的还有《西厢记》，张生也是通过弹琴的方式，表达对崔莺莺的爱慕之情。

但也有人说，《诗经》里有很多诗看起来并不是“止乎礼义”的，为追求爱情，自由得有点过了头，这又怎么解释呢？比如《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女孩直接对男孩子说：“你要是爱我、想我，就渡过河来向我求爱；你要是不喜欢我，难道就没有别人了吗？你这个傻小子。”这里面有“止乎礼义”吗？再比如《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这女子有些“恨嫁”，苦苦企盼有男子前来向她求婚，还不断启发诱导，说树上的梅子就剩下七成了呀，追求我的小伙子，切莫错过好时辰。过一会儿又说，树上的梅子就剩下三成了呀，追求我的小伙子，今天就是好时机啊。到最后又说，梅子纷纷落在地，提着竹筐来拾取。追求我的小伙子，我就等你说一句。如此自由大胆，连今天开放泼辣的女孩子也望尘莫及，这是“止乎礼义”吗？更过分的，是那首《召南·野有死麇》：“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看了这些句子，我们似乎差点都要同意朱熹把它们称为“淫诗”了，我们甚至怀疑孔子所说的“思无邪”，这个评价包括这些诗吗？

其实，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需要交代。《诗经》里有一大批诗歌，被后来人称为“淫诗”的，是在特定的季节里产生的。古代春天有一个男女盛会的节日，《周礼》记载：“仲春二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仲春二月，也就是阳历的三月。在周代有大会男女的风俗。其形式与今天各地春天闹红火热闹相似，今天各地方在春天都有各种名目的集会活动，这种习俗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促成单身男女的婚姻。在西方有情人节，在中国则有“春会”，这就相当于情人节。这些节日里，男女是很自由的，很多还没有心仪之人的青年男女，就借着这机会赶紧寻找，即便发生私奔的事情也不必禁止。当时春天的男女盛会还大多在水边举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诗经》里有一大批诗歌是产生在水边，和水有关系，也是这个阶段产生出来的。设置这个节日，也是古代繁衍人口的需要。其实这个风俗应该是很早很早就留存下来的，这在上古神话中有很清楚的反映。传说中的上古圣人，如伏羲，他的母亲是在雷泽踩了一个巨大的脚印怀了他的；帝尧，他的母亲是三河之首感神龙而生的尧；大禹，他的母亲是吞了石纽山下泉水中的月精而生子的；商祖契，他的母亲是在水边吞了燕子蛋生子的。为什么这些圣王的母亲都是在水边怀孕的呢？这就与上古水边大会男女的习俗有关。从契母吞卵生子的传说也可以看出，这是春天发生的故事。春天男女盛会，这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习俗。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这种习俗应该产生于早期狩猎时代，当时部落内部往往会因为争夺异性而争斗，这种争斗就会影响到食物的攫取，于是在生产季节，就制定一种男女隔离制度，男性去打猎，女性住在水洲上，水对女性形成了一道保护屏障，防止动物对她们的伤害。几个月的狩猎结束，男性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水边与留守的女人们相会，所以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怀孕。到周朝时候，它就演进成为一种水边聚会的习俗。了解了这一历史文化背景，再来看我们前面所列举的那些“淫诗”，就会明白它是在特定的季节、特定的节日里产生的民间歌谣，它的表白尽管很直白，但类似于如今一些少数民族依然保持的对歌习俗，站在河的这边，通过歌词传情达意，是否有人接着对歌就代表着是否有人会意和接受这份情感，但它同样出于“性情之正”，是合于《周礼》规定的，同样是“止乎礼义”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东西方价值观的冲突。在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下，中国“止乎礼义”的价值理论几十年来一直在受到批判。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呈现了一个批判的高潮，因为那个时代强调“人性解放”。本来“止乎礼义”和“人性解放”二者是统一的，因为“礼义”是只有人才有的。所以古人才说：“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可是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在西方价值观的诱导下，却把“人性”与“礼义”对立起来。为什么？这是因为对人性的不同理解造成的。

曾经有学生问我：“老师，您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一时没有回答出来。对于这个问题，价值观不同，可能就会做出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人最重要的，是你成为“人”的那个东西。你首先是一个人，如果你连做人的起码的东西都做不到，你还叫什么人？而我们中国传统“止乎礼义”，它强调的就是要遵循道德原则，就是让你做人。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礼义，人有礼义，动物没有礼义。而人们在强调个性解放、强调自我的时候，往往强调的是人身上动物性的那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劲吹所谓的“个性解放”，便成了男女之间肆无忌惮的性爱借口，是人身上残留的动物性的大发泄。也许他们认为那就是个性解放了，其实解放的不是个性，而是兽性。像中国大学校园里男女搂搂抱抱的那种猥亵之状，我们在西方的大学里是看不到的。这些年轻人学西方，只是从书本上学，并不了解西方社会人的文明表现。“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只有人所具有、动物所没有的那部分，这才能叫人性。如果连动物身上也有的那些东西，那还能叫人性吗？只是说人身上有从动物世界带来的东西，也就是今天人所说的人的自然属性。这一部分东西是保证人基本生存的本能。但这“本能”是需要有“人性”制约的，由人性而产生“人文”，美化了人的心灵与行为，这样才有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才有文明可言。如果所谓的“个性解放”就是解放人的动物本能，特别是动物的性本能，那人不就又回到动物世界了吗？所以我们看到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性解放”思潮下的男女表现，当事人可能感觉很“酷”、很“爽”，但在路人看来，实在不雅，甚至不堪，不仅有悖于中国“止乎礼义”的传统价值观，同样有悖于“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再说，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的弃婴、流产的增多，家庭离婚率的上升，家庭利益共同体的不稳定，以及社会的不安定等，这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回过头来看，《诗经》中“止乎礼义”的传统观念，它强调的是人性，是对道德的坚守，而人性最重要的，就是能让你成为人的那个东西。而时下的“人性解放”，强调的是你可以不成为人的那种东西，对人来说，到底何者最重要？

怎么才算是人呢？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人并去履行做人的职责，这就是人。如果你意识不到你是个人，那么做事就很容易突破底线。所以，我们要看到“人性解放”应该解放什么。我们需要对此做出认真思考，不能看见西方电视里头一些似乎很“解放”的东西就盲目去学。如今有些大红大紫的作家，获得了各种奖项，而如果问及其作品能否让其母亲和女儿看时，大多会回答“不能”。中国一向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能让自己的母亲和女儿看，说明它存在着不健康甚至有害的东西，那为什么就要给别人的母亲和女儿看呢？至少说明其作品在价值观方面是存在着问题的。这个问题是小问题吗？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你才能够成一个人，然后去履行做人的职责。履行了做人的职责，人才能叫作人。

在这个意义上，《诗经》所传达的“止乎礼义”的传统价值观，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有着万世不易的真理意义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深深了解这一点，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化血液中，成为自己的文化根柢。

作 者：

刘毓庆，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著有《古朴的文学》《朦胧的文学》《雅颂新考》《诗经图注》《从经学到文学》等专著二十余部。

编 辑：

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