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尾上柴舟 著 北京 王向远 译

日本书道与日本精神

日本 尾上柴舟 著 北京 王向远 译

作为东方传统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书法、绘画、俳句、茶道等艺术形式在内的日本传统艺术，在接受中国文学艺术影响与浸润的同时，也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些特色一以贯之，日趋鲜明，一直保留在现代艺术中。《名作欣赏》特设“东方艺术欣赏·日本传统艺术”专栏，由我编译日本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尾上柴舟的《日本书道与日本精神》（王向远译），日本近代俳句的理论奠基人正冈子规的《新派俳句的倾向》（郭尔雅译），日本著名民艺家、茶道美学与茶器鉴赏家柳宗悦的《日本茶道与茶器之美》（王向远译），著名美学家、文学家阿部次郎的《德川时代的艺术与浮世绘》（王方宇译）共四篇文章，分别对书法、俳句、茶道及茶器、绘画（浮世绘），做了极富启发性的论述，这对中国读者的艺术欣赏、中国学者的东方文学艺术与美学的研究，都富有参考价值。

——王向远

本文梳理了日本从上古到今天书道是如何发展而来的，以及如何在学习我国汉字的基础上，加以吸收借鉴，与日本人的趣味、感情、思想相结合，最终逐渐摆脱外来的束缚，使纯然日本的东西加以形成和独立。

日本书道 汉字 假名 日本精神

日本书道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日本没有固有文字，男女老少都靠口耳相传，相互交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代末期汉字的传入。也有人认为日本有固有文字即“神代”文字，此种主张从学术上说是不能成立的。

据记载，汉籍的传来是在应神天皇时期，但实际上可能更早些。那时，一部分日本人已经能够理解并使用汉字了。这样就自然催生了汉字的书写。

钦明天皇时期佛教传来，但实际上也许更早。对佛教而言，最为重要的佛经，需要诵读，或者在诵读之前先要书写佛经，这也促使日本人学习和掌握汉字。

从汉籍与佛典两个方面来讲习、诵读、使用和书写汉字，国人与汉字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密切了。所谓“文字”，指的就是汉字，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假名”就是“假名”，只有汉字才称为“文字”。

文字传来并被使用，那就一定要书写，同时，一定要有书写方法。如何使用、书写汉字，就是一个必然要提出的问题。笔与墨也肯定是一并传来的，这些东西如何用，也成为问题。但必须更快理解掌握的，还是书写。

书写，首先要有范本。要有可以做样板的字，作为学习的样本。样本就是“法帖”，没有是不行的。其中的详细情形，我们今天难以详知，只能根据现存的笔迹加以推测。

商代的笔迹，在金石文中保存的稍多一些。其中有石碑、墓志铭、佛背铭等，大致与六朝时代北派的书风相通。因为这些文字都是刻在金石上的，从中可以看出大概的情况。此外，还有据说是“圣德太子御笔”的《法华义疏》，这是唯一的“肉笔”，与六朝的经卷也有类似之处，从书体来看，可以推定出自圣德太子时期。

如上所述，佛教所需要的就是佛经。假如没有经，就无法说经、诵经。于是佛经的需求就很迫切，数量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经就需要抄写。天武天皇时期，敕命川原寺抄写“一切经”，这是在公家的层面上进行的，还有私人的层面，在此之前抄经恐怕早就有不少了。像现存的《金刚场陀罗尼经》，当时许多地方应都有抄写。并可由此看出其中的书风与此前有所不同，与初唐欧阳通的笔致很相似。他的父亲欧阳询缺乏险峻之趣，可谓与南方艳丽书风相对应的北派。他把这种书风传给了儿子，儿子又有少许的变化。在日本，从推古时代到天武天皇时代，都学习这种书风，将六朝的书风作为模范，并有许多发帖流传下来。

如上所说，上代的书风是六朝，特别是北派的书风，但逐渐地，南派的书风也浸淫过来。像唐太宗，不仅尊崇南派的王羲之的风格并收集相关法帖，自己也加以模仿，甚至达到了所谓书法就是指王羲之的书法那样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一代书风。这种情形也逐渐传到了日本。法帖自然就变成了王羲之的了。天平圣宝年间，《近江朝书法一百卷》施入崇福寺。其中很多作品情况不详，但根据《东大寺献物帐》中记载的法帖，可以看到王羲之及其儿子王献之的作品，即可知那个时候的总体情形了。

《东大寺献物帐》载，有书法二十卷，其中羲之草书十卷、书卷七卷，其中有真草千字文，还有行书两卷，扇书一卷，这样多的东西一次性纳入，可以想象当时船舶贸易的情形。在鉴真带过来的物品中，有羲之的行书一帖，献之的行书三帖，也可以作为王羲之被推崇的旁证。奈良时代王羲之书风也广为流行，抄经人随手模仿的有“羲之顿首”字样等纸片，现在仍有留存。《万叶集》中的“羲之”二字被训为“てし”，这些都可以证明，当时文书之类的抄写都是模仿王羲之的。

以上说的抄经，这在当时，是朝廷所必须进行的一项事业，也是民间的一件大事，因此许多抄经师兢兢业业，在印刷术不发达的年代，向社会提供了必要的经卷。一般都是墨书，后来才开始使用加了金银粉的泥墨。纸张也大都是白纸，后来开始使用以蓝纸为主的各种彩纸。开始的时候信仰之念浓重，很少装饰的成分，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到了平安时代，出现了一种带装饰的经卷，极尽华美。这也说明，信仰者的感觉各有不同，开始时是理智的、形式的，逐渐变为感情的、唯美的。

写经的书体，如上所说是模仿六朝书风的，后来逐渐推移到唐朝。与唐朝的隆盛相适应，文字也不再那么粗豪，而变得整齐，由劲拔而趋于端正。日本也如中国，既充满笔力又平静和缓，既有余裕又显得严谨，呈现出种种形态。所谓“天平经”就巧妙地承续了唐代的风格。而且，其间虽有中国风格，也显示了日本人的胸怀，成为此后的纯日本风格的先驱。正如据说是圣武天皇御笔的“大圣武”一样，虽然是纯然的唐风，也有严谨中的润泽，紧张中的温雅，与日本人的气质相适合，更有棱角，既有传为圣宝手笔的祭文那样的作品，也有善珠书写的《唯识论后序》那样的作品；既有传为纪贯之书写的《桂万叶》，也有传为藤原行成的作品以及关户氏收藏的《和汉朗咏集》中的汉字，看看这些作品，就能了解大概的情形了。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到假名与汉字写在一起，笔致完全谐调，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就会明白汉字书法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多么令人惊异。

不过，奈良时代大体说是模仿的时代，是日本式趣味几乎不存在的时代。而继续发生发展，体现出纯然日本思想、日本趣味并泽被千年的，便是下一个时代——平安时代。

平安时代初期，仍处在前代继承的阶段，最澄的书法是学习王羲之的，但是空海的书法虽然也从学王羲之开始，但在自由、润达、流畅方面，显然发挥了自己的特色，他的字可以说是体现了日本风格。

与日本相应的文字的书写挥洒，也标志着“日本流”的产生。随着时光推移，日本的书道与中国书法渐渐有所分离。传为纪贯之书写的自家选集中的汉字，与假名完美协调，稍后，传为小野道风的《秋萩帖》的文字，虽然属于羲之体，但也带有更温雅、更悠扬的纯然的日本风格。

就在这期间，前代发达起来的写经体也有了变化。大体属于前代风格，但在整齐的程度上略胜一筹。笔致也逐渐变得温和，传为曾贺笔的《授菩萨戒仪》就是很好的代表。

在以上的情势中发达起来的就是假名。假名本来是汉字笔画省略的产物，原本只用作经句、汉籍的训读符号，后来独立出来，形成了日本国语的组成部分，可以被独立地书写，随之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和歌、和文与汉诗、汉文一样，被大量创作出来，从而出现了灿烂的王朝文化。但是，那时独立书写的假名文献已经散佚不存，传为纪贯之手笔的《土佐日记》是藤原定家的临摹，可以显示出原作的情况。同样传为纪贯之手笔的自家集残片的书写也是一样。这些假名文字出自汉字书体，但也多有超越，与上述的《秋萩帖》一样，它们不同于理智成分居多的汉字，而呈现出丰富的感情形态。

平安时代是一个特别注重感情的时代，是一个即便理智不许可，只要感情得以满足便加以满足的时代。与此相关的假名——不是片假名的草体假名——获得了异常的发达，达到了汉字所无法表现的境界，像小野道风的书信中的草体假名就是一个例子。到了藤原氏全盛时期，假名书写越来越多，及至藤原佐理、藤原行成的出现，既流丽婉转又富有气力，尽显游丝般的连绵韧劲，达到了很高的品位。恰与《古今集》之后《拾遗集》时期的和歌创作相一致，书法之形与和歌之声，别二不异。

到了藤原行成，假名书写的艺术恐怕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虽然不知是否为真品，看看流传下来的高野残片甲种，其中的齐整有序、气韵高迈、生气勃勃、情趣丰饶，而且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实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达到了完美的境地。这就使得以后的书法只能以此为基础寻求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无限的妙味、难以言喻的美感，在本愿寺收藏本《三十六人集》中表现出来。《三十六人集》书体各有不同，变转纵横，奇趣横生，真令人怀疑人间会有如此美妙的作品。这种感情上的起伏奔腾飞跃，无疑是汉字书写所不能企及的，从而将唯美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与上述的假名书法一样，汉字的书写在道风之后，也大体遵循汉字规律的制约，但在细部上有所突破，根据感情表达的需要，温雅、优丽、富赡、秀润，这是在汉字中难以表达的风趣，亦即“和样”的风趣，得到了发挥。经由藤原佐理到藤原行成都是如此。行成的尺牍、诗卷等也都如此，与以前的汉字书写大异其趣，臻于完美。

日本的汉字书写、假名书写，都与本来的汉字颇有不同，而在佛经的抄写中，也创出了丰圆、富丽的书体。传为道风、行成所抄写的佛经，与前代的唐风很不相同，特别是到了上述的装饰性的抄经，书与画相得益彰，成为一种至妙的艺术。

如上所说，在藤原氏主政的平安王朝时代，无论是一般的汉字书写还是写经的汉字书写，都形成了显著的日本风格，而且出现了中国没有的假名文字，日本独有的、纯粹的趣味，得到了自由、大胆的发挥。这个时代是空前绝后的时代，真正的日本文字从这里产生，在这里完成。日本式趣味、日本式情感乃至日本思想，都在这里发扬光大。此前的时代，都不过是这个时代的过渡而已，前人的那些努力，都是为创造这个时代所做的准备。可以说，没有这个时代的创造，日本趣味、日本情感乃至日本思想几乎是谈不上的。

上述以藤原氏的荣华为中心的时代，也对后来产生了一些影响。盛极而衰，极上而下。到了平安时代末期，以感情为中心的时代逐渐淡出，以意志为中心的时代到来了，于是此前的温雅演变为豪强，优美变为坚实，婉转缭绕变为刚劲挺拔。与此相应，藤原忠通、藤原兼实一派崛起了，到了镰仓时代，这种豪强刚劲更为突出，正如后鸟羽天皇及其朝臣们书写的“熊野怀纸”那样，体现出了雄浑厚重、逸气奔腾的风格。平安时代的韵致隐退不见了，而豪放阔达之气得以充分表现。由此，后醍醐天皇、护良亲王等的书法陆续问世。

从上一个时代末期舶来的宋代、继而是元代的书风，逐渐产生了影响。影响的结果，是禅僧风格的书体在这个时期的出现。而尊圆亲王一派则将此前的种种风格熔为一炉，别出机杼，形成了所谓“御家流”，开始盛行并压倒了其他的风格而独步书坛，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室町时代、江户时代这两个时代。

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国泰民安，各种文化样式开始繁荣，而书法在初期也没有越出上一时代的范畴，尊圆亲王一派的风格几乎支配了书坛。随着古学、古艺术的复兴，也有人试图向平安时代复归，正如近卫家熙所做的那样，但也只是一条小小的支流。尊王亲王一派的风格流行既久，就出现了禁锢怠惰的征象，而对此加以反拨的，是中国明代书风的倡导。北岛雪山、细井广泽大力提倡，而应之者众。这样一来，官家的“御家流”风格、文人阶层的明代风格，还有中国的晋唐风格即所谓“唐样”，也都各有千秋。

就在那时，明治维新发生了。最初的破旧立新的时期过去之后，便迎来了古风复兴的气运。因为以学习西洋为先，书法这种传统的东西就被长期冷落，御家流的陈旧风格已经衰落，而有识者、有力者则推崇唐样，所以所谓书法，就是指汉字，而汉字书法就是“唐样”。特别是“六朝书道”被倡导之后，更强化了中国风格的流行，以前的“和样”书法几乎不见。

打破上述状况，让真正的日本趣味、日本情感、日本思想在书法中体现出来，倡导复兴平安时代，这种思潮是从明治末年开始的，一直延续到大正、昭和乃至今日，这一目的逐渐达成，希望也逐渐得以实现。

以上梳理了从上古到今天我国书道历史的大体变迁。从中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人是如何把书法这种外来的东西，加以学习掌握，用来表现日本人的趣味、感情、思想，而且逐渐摆脱外来的束缚，使纯然日本的东西加以形成和独立。这一进程开始于奈良时代末期，而达成于平安时代。在这里，平安时代与前后各时代比较起来，具有重大的价值，要说明日本式的思想是什么，就必须对此好好加以研究。研究平安时代，必须摆脱“书法是中国的，日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成见。因此，本文也把论述的重点放在这个问题上。

日本书道如何接受中国书法的影响

如上所说，日本书道的渊源在中国。从中国经由朝鲜传来，有的首先传入日本。后来有了直接的交通，中国的东西便可以直接传入了。最初传入的时间，不用说是在上代，到奈良时代就更为频繁，这个时代日本对中国的书法有某种意义的崇拜，也有严格意义上的尊敬；无论如何，都是认真加以临摹、学习，达到了彼此不加区分的程度。无论是宫廷还是私人的书法作品，现存的都很优秀，与后世藏品中鱼龙混杂的情况颇有不同。其中，水平最高的是佛经抄本。那些抄经不仅与中国的抄经难以分别，而且还有一些作品出乎其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些作品，主要的模仿对象起初是六朝的书体，接着是隋末、唐初的书体，然后更上溯到晋代，摹王羲之的书体，正如上文所说过的那样。

书法有一个逐渐日本化的过程，纯然日本趣味、日本精神的发挥，是在平安时代末期。但在那时，从中国传入的新的书风即宋代的书风，也逐渐产生了影响。从宋代到元代，其书风不断吹拂而来，日本人的书法中也有日本风格存在，但总体上都流贯着中国书法的风格。

然而，这样的书风，应该说是在知识阶层中的流行，一般阶层，仍然在使用“和样”书写，即日本流。中国风格与日本风格两种风格并行不悖，这种情形到了江户时代也是如此。

到了江户时代，随着汉学的兴盛，学习中国书风即“唐样”的人多了起来。随着与明代的往来，中国的新的书风传入日本，兴起了“新唐样”，而且风靡书界，是以前各时代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形到了明治维新初期的东京时代也仍在延续着，而且更有六朝书风再次传来，使得此前的唐样面目一新。人们追慕晋、唐，流风不绝，直至今日。

看来，日本的书道受中国的很多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上代传来伊始，必须以中国书法为范本，不出临摹的范畴。与其说是受中国的影响，不如说是对中国的摹仿。假如中国书法不传来，日本独自的书法也会有，但那恐怕要迟至多年以后了。而要达到成熟的程度，更要待遥远的将来了。而日本人只用了若干年，通过几个人之手，就使得书法达到了完美、整备的程度，这些都因为有中国书法传来，对中国的学习也许充满困难，但那仅仅是学习的困难，没有更多的辛苦，是较为轻松愉快即可学到手的。

接踵来的，是真正的影响。日本人已经有了从上代末期就有的修养与积累，在此基础上取得了很大进步，达到了彼我难分的程度，进而将日本趣味、日本精神表现出来，可以说是化他为我；而接下来就是沉滞与倦怠期，而恰在此时宋代的书风传来，由此，温雅中而有强健，柔软中而有直截，可以说，真正的影响就是这样的。

宋之后，就是元代的书风，与此同时，禅宗传来，在强健直截之上又加上了禅味。于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书风，亦即禅宗风、五山风，都在书法中表现出来，其影响不得不说是很大的。

这种影响与下一个时期的影响比起来，还不是最大的。江户时代汉学兴起、尊崇儒教的结果，是书法中“唐样”的流行。特别是承续明代书风的唐样，即“新唐样”的流行。自此以后，所谓书道就是“唐样”或者“新唐样”，说起“唐样”就是明代的书风。当然，这期间，对于晋、唐的书法也有继承，但是，一般说来还是明代书法的影响更大。像江户时代这样受中国书法影响如此巨大，有识者及一般人如此推崇中国风格，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过的。

进入“明治维新”之后的东京时代，中国书法的影响仍然很大，唐、宋、元、明时代以及上溯至六朝的古风仍然流行，但那只是书坛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整体上仍不过是江户时代的赓续。到了明治中期、晚期，以唐代为理想的趋势明显起来。当然，也有人提倡平安时代书风的复兴，提倡继承发挥上代书法风格，使得书坛发生些许变化，但总体上还是唐样的流行。

除了以上所说的缺乏自我意识，一味把中国书法作为模本并努力模仿的时代之外，受中国显著影响的时代，可以分为平安时代末期到镰仓、室町时代，是宋元书风流入的时期；整个江户时代特别是江户中期以后，是明代书风盛行的时期；还有“明治维新”初期，即明治初年，是六朝书风被大力推崇的时期。各个时期接受中国的影响及其程度有所不同，但影响甚大，那是不可否认的。以至于有人认为所谓书法就是中国的东西，我们日本的书法不过是中国的支流，离开中国就没有书法，甚至还有人认为汉字特别是中国风的汉字书写才可以称为书法，假名只是假名而不能算作书法，认为汉字与假名的混写形态，即如今的和汉调和体，如何书写，是没有“道”也没有“法”的。我认为这些看法都不值一驳。

以上的状态，明治时代不必说，到了大正时代乃至昭和时代的今天，还部分地延续着。所以，以致有人说：书道是中国之道，不是日本之道，我国只有承续中国之道；准确地说不是承续，而仅仅是承续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虽欲承续之却不能及，有的时候道还给走歪了；书法必须学习中国，必须跟中国人好好学习。这样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即便是临摹中国的碑版法帖，也难以得到其真精神、真趣味，因为那毕竟只是模仿。而且国家不同，人民不同，历史不同，传统、风俗、习惯都不同，更有精粗、思想、情感不同，故而无论如何都难以企及。话虽如此，模仿不成，学得不深不透的人也有很多。就这些人而言，毕竟他们是学习了，而此后那些不学的人则更为拙劣，再往后则更加拙劣，达到了不堪的程度。这样，时间一长，日本风格就加了进来，所谓“和习”就多了起来，这种日本风格即“和习”若不除去，则中国的书风就不能进来，真正的书道就无从谈起。

既然是以中国为宗，上面的这些说法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中国是中国，日本是日本，血族、传统、风土、环境等全都不同。当然，都是人，而且都是东方人，是有很多共同点的，不顾这些因素，只因为对方优秀、高大上，便一味地仰慕追随，则是很错误的。只管模仿，一味东施效颦，绝不是明智之举。尤其是“和习”指的日本风格而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否定“和习”本身的存在价值，那就不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所应该做的了。只有日本风格，只有“和习”，才是日本生存的根本，才是我国书道成立的根本。极力排斥、否定日本风格与和习，而不是学中国书道为我所用，绝不是正道。

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所谓书道，写的都是汉字，至于假名，只是在小学入学的时候学习“いろは”之类，之后就只以学习书写汉字为目标。因此，即便能写好汉字，当假名与汉字交错的时候，就完全写不好了。但是因为世人的文章都是汉字与假名并用的，对此，却提起笔来不知如何下手。无奈，就有人想出来变通的办法，创造出了一种可供模仿的书翰文，在本来应该写假名的时候，也有汉字来取代，这样一来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是毕竟日语有很多地方应该写假名，在无论如何必须写假名的时候，就用片假名来书写。因为片假名离汉字的楷体不远。尽管如此，因为汉字与假名混合交错的文字有很多，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好的。

日文不是汉文，汉文是中国的文字，不是日本文字。词汇不同、语法不同，两者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相同的语言。整体上看，日语很早就产生了，上代就已经有了，平安时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江户时代就使用更多了，随之迎来了“明治维新”后的东京时代。江户时代是独尊儒教的时代，承载儒教思想的汉文，有知识的人大多会写，但带有日本风格的汉字与假名混合的文字也会写。接下来，就到了我的少年时期，那时不只是少年写不了汉文，社会上除了某些特别的人之外，汉文一般都是不会写的。正如上文所说，当时流行的都是汉字与假名混合的日语，而当时所有的学校对这种文章应该如何写，都是不教的。到了今天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但仍然不彻底。对于女子，假名与汉字两方面的联系都有，两者混用的文章的写法都加以教授，但对男子几乎只教汉字，假名方面顾及不多，只是没有像我等的少年时代那样极端而已。

学习的教育就是这样，不免普遍偏重于汉字，书道方面也大多是偏重于汉字的书写。这一点只要看看各处举办的书道展览就很清楚了。当然其中也有中日满联合举办的展览。他们两地使用的都是汉字，书法作品只写汉字是当然的事情。但是在我国的书法作品中，却是汉字多而假名少，至于汉字与假名混用的则更少了。毕竟，这样的展览会只能说是汉字书法的展览会，这也许是由展览会的性质所决定的。看看只有日本人自己举办的书道展览，假名书法以及假名与汉字混合的书法作品也有一些，而且最近这些年数量逐渐有所增加，但仍然是少数，大多数还是只写汉字。那些并列在一起的大幅作品占满了整个墙壁，真是堂堂皇皇，蔚为壮观。而且，这些作品写的都是外国人的语句，中国趣味得到了充分展示。日本风格作品虽然也在其中，多数还是不及中国趣味的作品那样显著。在文艺方面，中国、日本都是相通的，但既然国情有所不同，在这种场合下应注意国家的尊严与形象，这可以说是国民的义务。书写的语句不必说，书风也基本上是中国书风，不是日本的书风。追随中国风，反而难以企及。从总体的书道而言，中国日本没有分别，优秀的作品就是优秀，但作为日本人，要发挥日本的风格，突显我国的书法作品。

日本书道具有怎样的特点，与日本精神有何关系？

汉字的起始是古代文字，那是一种蝌蚪文字，据说来自最古老的结绳记事。接着产生了大篆或者叫作籀文，然后是小篆。去掉了小篆书写的不便之处，就是隶书，是后世的楷书的前身。八分、章草、行书、飞白等种种书体也随后产生。这些都不是哪个人的发明，而是在长时间中自然形成的。今日仍流行的篆字、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诸体，也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诸体都从中国传入，其中主要以楷、行、草为主，其他的字体同样也是中国传来，其使用范围有限，一般并不普及。

以上诸种字体传入我国，正如在中国也有异体、异形文字，并出现了“则天文字”之类的字体一样，在日本也出现了自己发明的新字，只能以日本的国训加以音读，这些当然都是应需要而产生的，是日本有而中国没有的，有着中国汉字所没有的意义，是必须如此才得以发明产生的，如今仍在使用的还有不少。不仅如此，从这些字体特别是楷体中产生了片假名，从草体中产生了平假名。使得日本的国语得以正常书写，这是一个极大的飞跃变化。这是当年传来汉字及接受汉字的人所梦想不到的事情，也是汉字的创始者所完全不能预期的结果。于是，日本与中国在文字用法上就出现了差异。这一方面可以从文字使用的便利性上来看，另一方面也有更深层的意义。比起思想感情的表达、新知识的获取，更紧迫的是眼前的事实需要记录，需要备忘。自从汉字传来之后，主要使用的字体是楷体。无论是佛背铭、墓志铭，还是写经等，都是使用楷体。像《法华义疏》的字体，比起眼前实用来，更具有超越性的深刻思索，属于特例，故而用行书、草书二体来抄写。对于行、草二体，日本人逐渐熟悉并感到得心应手，到后来，公文文书、经论、公开的仪式性的文字主要使用楷体，但除此之外的场合，大都是用行、草二体。最终，公文文书也是行、草体了。这就是镰仓时代以后流行的“御家流”为什么不教授楷体，而只学习行草二体及平假名的缘由。不过，这样来看问题，似乎也有失浅薄，另外肯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整体上，撇开汉字的起源阶段不说，通行的字体是楷书、行书、草书。这三字体中楷体被认为是正体，一笔一划，上下左右，主体架构都是直线交错而成。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曲线，但是为数很少，整体上是由直线构成，结果就造成了形体上的方块形。与这种方形的构型不同，行、草二体则是一笔一线曲折纠缠交错的，因而形成了一种曲线的构造。以曲线形成的字体，整体上是圆的，其结构形体便成为圆形，并与楷体的方形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楷体的方形已经被日本人所接受掌握，上述的公文文书、写经都加以熟练运用了。像佛经的抄写，比起中国来更为端正、庄严、整齐，令人看出其中所包含的信仰之心。但这种状况没有一直保持下去，逐渐地，行、草二体与假名流行开来了，于是方形逐渐向圆形演变。最终，方形字几乎被抛弃，以致所谓文字，就只有圆形这一种形体了。这当中的起因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承认楷体是方形的，行、草二体是圆形的，而在大量使用的过程中派生出了假名，特别是从草体演化而来的平假名被广泛使用，那么就可以认为，日本人的趣味、嗜好其实不在方形，而在圆形。整体上，方形具有庄严、齐整的意味，进而使人感受到一种威严、庄重；与此相反，圆形具有亲昵、亲和的意味，使人感受到一种优美、优雅。舍弃方形字而专用圆形字，足以证明了日本人与中国人在国民性情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汉字的楷体，主要由直线构成，如同一座房子、一座城池，不容他人觊觎。具有了这种涵义，就与其他文字字体形成了区别。正像一国与另一国相区隔一样。行、草二体也有相似之处，就是它们都由曲线构成，从而与楷体相异。每个字仍然都是相对孤立的，有时也有“连绵草”之类，但那是特殊写法而非一般写法，可以说“孤立”仍是其基本特色。日本是将这些字体原封不动接受过来的，当然也是孤立的。但是假名发明出来并被使用以后，情况自然就发生了变化。假名是一字表示一音，只写一个假名，很多日语词是不能表示出来的，必须连写一个、两个、三个或者更多，才能将一个词完整地书写表示出来。因此，在将各个词连续读出来的同时，也产生了各字之间互不脱离、连绵书写的倾向。于是，本来孤立的汉字，在日语书写中就必须连绵在一起来书写了。当然，这也不是冗长的连绵，而是有适当的间隔距离的。主要是以各句意义的相对完整性来决定句读。这样，每一句就形成了一个整体，既是字与字之间的连绵，又是句与句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了句群。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既是连绵的又是集群的这样一种效果。在这里，便呈现出了与相对孤立的汉字书写很不相同的差异性来。

上述的倾向不仅表现在平假名上，而且，汉字与假名混合的一种特殊书体——和汉混交体——也出现了。汉字与假名，所包含的意义不同，所呈现的形体也不同。尤其是平假名的形体，若硬要与汉字合一，必然会出现混乱与不和谐。但是，日本人却将汉字的形体简化，使其与平假名相协调，然后再把两者加以混合。汉字形体的单纯化不只是草书化，而是进一步地加以单纯化，虽然阅读时会感到有点难以辨认，但通过减少笔画，与假名的形体相一致，而一点也不会有违和之感，于是，所谓“调和体”就充分成立了。

正如以上所说，孤立的形体缺乏调和性，给人以狷介、不羁之感；相反，连绵的东西具有和睦、融入之感，这些都适合于形成集群，具有团圞、亲和的显著表征。把中国与日本的东西杂糅、混交，融为一体，集于一身，是融合的极致、和谐的极致。彼我之间的差异是性情的差异，在性情的差异中，又见出日本与中国国民精神的不同。

以上指出日本人将汉字加以单纯化，以与平假名调和。从所谓“单纯化”的角度看看汉字，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汉字的楷体都是直线构成的，也有单纯性，多是横平竖直，如梁如柱，如楹如轩，纵横交错，以较多的笔画，构成了高楼大厦、亭台楼阁。这个结构之妙，只有巧妙的工匠方可为之。而行书稍有所不同，结构上基本一致，没有太多的区别。只是到了草书，就有了努力加以单纯化的痕迹，只是有些字仍然难以摆脱其复杂性。总之，可以说汉字之妙正在于它的复杂。汉字传来日本，最初任何人都是认可这种复杂性而努力学习之。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便感受到了其中的不便，于是逐渐对此加以省略。在楷体字中加以省略，最终结果便是创制了片假名。片假名完全是取楷体的一部分而成。进而对于草体，不仅省略了它的点画，而且进一步加以单纯化，在对有关汉字不做分解的基础上，创制出了平假名。片、平两种假名，实际上就是从作为汉字根本属性的复杂性中摆脱出来，而施以极端的单纯化。特别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平假名，与单纯化的汉字相融合而形成了调和体，便于书写日语，在艺术上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在复杂性中必然伴随着深思熟虑，而单纯性中必然伴随率直、平白。日中两国国民性的差异在这里得以清楚地体现。率直就不是曲折，平白就不是不分表里，这是日本国民性的长处，在文字书写上历历可辨。

汉字特别是楷体，具有单个的自足性。一个一个的字，又由众多的线条构成。宛如一块块巨石，无懈可击。也就是说，固定性是其特点。每个汉字的相挨相连，形成了一个集群。这种集群并没有必须的条件，它们本来是各自孤立、相互之间没有勾连，字与字之间是一种偶合。行书和草书稍有不同，特别是草书，往往字字相连，两三个字之间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但这种情况毋宁说是特殊的情况。一般而言仍是各自之间相对固定。日本的文字承续之，本来也有固定性，因为行草体使用得多，各字自然便产生了形体上的变化。各自之间相接相依，便产生了更多的亲和度、调和之趣。而且，当假名混入之后，和汉字对接起来，各个汉字的固定性就被打破了。汉字与汉字之间的连续就变得困难了，而与具有亲和性的假名有了进一步的对接。像这样连绵相续的书写，毕竟失去了汉字的那种各自的固定性。不仅如此，从汉字演化而来的假名，其本身也由较为单纯的线条构成，具有更为方便的上下关联性，丝丝缕缕、绵绵不绝，形成了一种游丝般的连绵。而且，它不仅仅是把有限的几个字连为一统，还可以与其他的一团相连，与某一集群中的一行相连，更与其他的集群、其他的字行相连。不止如此，它们之间形成的调和之美、融汇之妙，完全脱出了固定的壁垒，而进入融合之境。没有了局促，而呈现出变转之美。固定性的而变为变转性的，日本书法与中国的差异就在于此。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汉字书法。汉字的笔画线条，与其说重润泽，不如说更重枯淡之味。可以用所谓“千岁枯藤”来形容之。这主要是说汉字的笔画不是那种幼稚的、柔弱的，不能像死蛇挂在树上那样颓废而无生气，相反，是可以用“斩钉截铁”这样的词来形容的那种有力、有势。枯淡的线条，意味着不限于鄙俗，而富有高雅之趣。线条是这样的，而由线条构成的字体也是这样的，进而由此形成的字群也是如此。因此，文字贵在不落俗套。在去俗还是不去俗的问题上，书法与绘画都是一样的要求。反对随俗，就是最好带有一些仙气、仙骨，正如翩翩羽翅。像石门铭的书法那样，就是典型的标本。在日本，也认为陷于俗境是不好的，对于人物的评价是如此，对于书法的评价也是如此。但不像中国那样强调得那样严格。个中理由或有种种，但其中主要的理由，就是中国是一个经常发生革命的国家，战乱较多，干戈不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朝不保夕，于是就希求世外桃源、安生之处，由此而产生的就是神仙思想。道教重视现世，神仙思想尤为显著，它教导人们脱俗飞升、餐风啜露之类的信仰。信者逐渐增多，道教由此繁盛起来。这种风气也反映在书法上，认为脱俗的、出世的风格是极致。

而在日本，情况却是基本上与此相反的。可以说，脱俗、去俗、离俗之类不是我国的固有思想，只不过是从中国学来的思想。在日本，战乱固然是有的，但一般不很长，正如阴天是有的，但不是常态，风一吹过，便复归晴空。厌世情绪、试图弃世而去的想法更是没有，最多不过是时而入寺为僧为尼那样的程度。当然也有活而求死者，但那属于特殊情形。在中国，有一种“仙人”，而且为数很多，仙人的列传都写出来了，然而那都是虚构架空的，只是依照人们的期望而创造出来的。日本压根儿就没有这种东西，即便有也只是对中国的模仿。从这样的现实产生的日本书道，与中国脱俗的、出世的倾向正相反，而明显属于民众的、世间的，也可以说缺乏仙气，而带有一些俗味。日本社会虽然时常波诡云谲，但较多的时候是春风浩荡、天下太平的状态。人们并不刻意寻求去俗避世，而是安住世间，享受生活的赐予。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世间的”。日本书道发展最高峰的平安时代，书家道风、佐理、行成等人都没有出世的倾向，都纯粹是“世间的”态度。表现在汉字书写上是这样，假名书写上更是这样。此后书道较为低落的镰仓时代，所盛行的尊圆亲王一派即“御家流”书道，是最为世间的、民众的，一点点的仙气也看不到。这里既表现了中国与日本书法的差异，更显示了中国思想与日本思想的差异。

还有一点需要再强调一下，就是我本人曾去过中国“满洲”地区，所见到的是广袤的国土，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展现在眼前。平原上数百条耕作线，笔直地延伸开去，形成了一条条直线。流贯其间的河流也没有多少曲折，而是笔直地流去。这景象对于看惯了零碎的小块田地，如乱麻一般交织的河川的日本人，简直惊得目瞪口呆。此种景象不是也同样表现在中国书法上吗？上述的中国书法主要是由直线构成的楷书，由曲线构成的行书、草书，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一块块的方阵，而缺乏圆形的构图，一字字、一列列地连为一片，不管每个字的形体如何，都是在一条线上的连续。因此，无论是楷书，还是行书、草书，虽然有一些特例，但基本上都是直线的连续。这恰如中国大平原的耕作线，笔直地延伸开去。日本引进汉字之初，和中国没有什么不同，从上代到奈良时代都是如此，文字都是纵向地笔直排列，都是直线的连续。但是到了平安时代，曲线的趋势增强了，假名使用也多了，假名与汉字相交织，有时两者不混写，而是单独书写，看上去也还是一字一字地纵列连续，与此前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已经呈现出左倾右仰、前靠后倚，不只是缺一字补一字，而是由多个字形成一团，再与另外的一团相辅相成，有弯转、扭曲，欲倒又起，欲起又倒，如此一行写完，再写另一行。这都不是直线的连续，相反的则是曲线的移行。正与日本那些不规则的地块、蜿蜒的河流相类似，而整体上完全一致。以上曾把文字的清丽比作水，那么这样写出的书法则是集水成流。水丰沛、涓细、清澄、微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逢浅滩而变道，遇悬崖而奔腾，蜿蜒逶迤，常流不绝，积而成渊，湛而成潭，一波一轮，连接彼此，形成深水，呈现浓色，形体色彩，骤然可变，似断实连，更添妙趣奇观。如此“散书”，是中国书法与日本书道的相异点。

上述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书法具有理智的倾向，我国的书法具有情感的倾向。这一点上文已有触及，这里再加强调，两国的主要差异实际上就在于此。因此，中国书法的各个字多不脱离最初的形体，而日本的书道则是变化多端，千姿百态，以致原始的形体完全看不见了。当然，这主要是就假名的书写而言的，而在“和样”书法中，汉字的书写也有异形，以致“唐样”书家看不懂，产生了一些误读。正因为这些原因，日本书道才充分表达了与中国不同的日本式情感，是日本精神的具体化。谈论书道者，对这一点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①上代：日本历史分期用语，意思是上古时代，一般指奈良时代及其之前的时代。

②神代：神话时代、史前史时代。

③肉笔：人亲手所写，与印刷、复制、铭刻的文字相对而言。手笔、亲笔。

④圣宝（832—909），平安时代中期真言宗僧人，醍醐寺开山。著有《大日疏钞》等。

⑤熊野怀纸：对镰仓初期后鸟羽天皇行幸熊野时所举办歌会的和歌作品加以记录书写的纸张的总称，作为假名墨迹十分珍贵。

⑥尊圆（1298—1356），伏见天皇第六皇子，日本青莲院住持，通称尊圆亲王，日本书法家，开创尊圆（青莲院）流派。

⑦满：即当时的伪满洲国。

⑧国训：又叫“和训”，用日语固有的读法读出汉字并解释其义，或者脱离汉字的原意，用日语的发音规则来读。

作 者：

尾上柴舟（1876—1957），近代诗人、歌人、学者、书法家。东京大学毕业。王向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编 辑：

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