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东

中国绝不做一家独大、包打天下之事，而是把寻找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放在首位，从而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这些国家内生的需求。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正在逐步学习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环境下推进经济全球化建设。例如，如何发挥一个大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领袖作用，如何与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处又对不合理的传统秩序进行改革，如何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

回顾过去30 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可以发现这是欧美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当时遇到的“滞涨”问题而打造的一套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在这一进程中，发达国家掌握了资本和核心技术，并将发展中国家作为资源来源地和产品销售地，资本和大公司获得了巨大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却难以自由流动，其中的矛盾导致世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实现发展目标，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解决这些问题来看，新的国际经济治理需要国家间寻找利益契合点，并推动发展战略的对接，寻求共同发展。这正是中国在“一带一路”中所做的事情。共商、共建、共享，强调“一带一路”倡议与有关国家既有的经济发展规划的协调与衔接，中国绝不做一家独大、包打天下之事，而是把寻找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放在首位，从而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这些国家内生的需求。

当前世界经济还处在深度调整中，既往的经济增长路径难以为继。“一带一路”通过促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产能合作，正在为诸多国家的经济长期发展谋一条新出路。

从2015年至今，“一带一路”倡议逐渐走出了一条“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的治理路径，推动了一批产能合作的试点项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就是重要一例。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既苦于基础设施落后、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又苦于缺乏足够的建设资金、技术、人才推进基础设施完善。这些国家有着改善基础设施状况、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当前，欧美等经济体产能严重过剩，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却严重短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可以起到调剂余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还体现在发展道路的选择更加多样化、更具包容性。

过去的全球治理体系基于西方理论，在推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不但认为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认为世界上存在一条“最佳”发展道路，这就是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强调他们的规则和标准，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这些思想、规则与标准，而忽视其他国家的发展诉求。“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以邻为壑，不搞排他性安排，而是构建包容性的全球化治理模式。

“一带一路”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经验之路，在同其他国家的合作与援助中，中国更注重“造血”，通过推广自身的发展经验“授人以渔”，与这些国家一同探索更适合双方的发展方式与合作模式，這种理念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