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黄先荣

从有吃、吃饱到吃好：遵义开发创新红军宴的史料支撑

■丨黄先荣

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2月28日到余庆，至1935年3月31日红九军团离开遵义南渡乌江，红军在遵义境内转战3个月零3天（红军游击队比这还长）。这样长的时间，这样多的战士（计3万余人），首先要保证有吃的，能吃饱；随后还因为有两占遵义停驻了19天，以及红军在各地的长短不一的停留（比如红九军团在湄潭、绥阳，红三军团在播州区，红一军团在桐梓、松坎的停留等等），也同时就有了从有吃、到吃饱，再到吃好的历史片断。从这里出发来讨论和创制1935遵义红军餐、红军宴，也就有了理论与实践的可能。

这样，我们通过寻找史证，进一步推论和挖掘红军餐饮、红军宴席，逐步形成有史有据和有创新的菜肴，那么，1935遵义红军宴、红军餐就能立得住，稳得住。

马背上的共和国，怎样开始漫漫征程

长征被定位为人类文明史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在生存极限之下，仍坚持以理想信念战胜困难，取得成功。

而生存，乃衣食住行之谓。其中，食又是挺要紧的，一日三餐果腹之道，从孩子哇哇下地起，人类就得直面它！

长征出发时，每人要求自带10天口粮。经过一年多的第五次反“围剿”，苏区已经“弹尽粮绝”，经济上极度困难，但老百姓还是把最后一袋米送给即将远行的红军。1934年7月5日，《红色中华》发表了《动员24万担粮食是目前我们第一等的任务》的社论，兵马欲动，粮草之组织工作成了第一要义。

此外，长征的准备工作，还发动苏区群众收集被毯2万床，棉花8.6万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以上统统运往兵工厂加工。而所有红军的各兵工厂和军服厂都在加班突击生产。

还有药品，中央外贸总局两个月内突击采购了价值10万元的中西药品。中央财政部突击筹款150万元，还将过去保存的“秘密金库”的储备金全部取出，以备军用（师永刚、刘琼维编著《红军1934-1936》第6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月出版）。

这样，苏维埃共和国——马背上的国家，才走上了漫漫征程。

如果以1934年10月12日红军总部离开梅坑、西江算起，或以三军跨过于都河的10月16日算起，所带口粮到10月25日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也就差不多吃完了。

干粮吃完了，就需想办法填肚子，8万6千人要吃饭，于是，路上除了买粮之外，便靠打土豪了。

打土豪一举几得，既震慑了敌人，又发动了群众，即使不是苏区的长征沿线群众也“懂得了红军这一篇大道理”。

“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红军职能部门充分发挥了供给保障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量敌为谋，采取了相应的筹措、分配和调剂给养方式，从而最低限度地保证了行军作战需要。

可以无愧地说，红军在长征中过得最好的日子，是在遵义的三个多月

黎平会议决定定都遵义，因此，高层在遵义会议提出“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安排，99%的红军战士是不清楚的，大家还是埋头打造黔北新苏区。到了比较富裕的遵义地域，“锅里有碗里就有”，红军吃的问题不那么愁了。锅里有柜里还有，因为粮秣充足，红军的总供给部和运输总队在遵义被撤销，改为基层连队和先头部队自行解决。

在遵义还成立了军委先遣工作团，并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在团政治处地方工作组下设没收征发干事，统筹兼顾全军战争经费和生活物资的筹集分配。有物质基础才能“征收”“分发”。

1935年2月20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布《关于筹款征集资材及节省问题的训令》，强调：“保障红军的供养，克服红军的战费困难，对于争取战争的胜利，有极重要的意义。”要求：“侦察队设营队中，政治机关应派得力的地方工作人员（或组织先遣工作团）与他们共同行动，以便有较充分的时间，进行群众工作、捉土豪、筹款、征集资材等。”还规定：“如时间允许，应由团政治处计划，与团首长商量，派相当的武装，到驻地附近搜山、搜石洞、捉土豪、搜索土豪埋藏的物品。”

在遵义搜山搜洞财源滚滚，仅红一军团在桐梓的几个山洞，比如仙女洞，就缴获枪弹1300余发，大烟9箱和大批粮食，还有金叶子（黄金打造的）、大洋、衣服、子弹和枪支。打开仙女洞后，金银归部队，其它东西就分给贫苦老百姓了。在蟠龙洞收缴了数十户豪绅的大量金银、烟土、枪弹及1000余担粮食。有步枪、子弹，还有两门打火药的土炮，最多的还是千余担粮食、布匹、猪肉、食盐，还有大烟、俄国毯子、丝棉被子、金银等物品。

红二师5团3营接着先后攻破小西湖天门洞、楚米风岩洞，红5团1营3连在县城打土豪23家；各郊区革命委员会及贫民委员会抄了马空凡、谭星阁、刘以东等10余户豪绅的家产；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在新站打开资本家盐仓，抄收食盐万余斤。

不仅打土豪，还有人民群众倾力支持，为红军筹粮、碾米、积谷，为红军打缝军装、修理枪械等等，不胜枚举。

红军长征为了避免跟强敌发生正面对抗，所经之地主要在路绝人稀、物力维艰、少数民族集中的穷乡僻壤，历史上剽悍一时的流动军队，一旦深入这样的圮地和死地，往往只能接受非溃即亡的命运。但遵义不是，遵义古来就富足。

《遵义府志》农桑篇说：“遵义山原环互，五种之利号近蜀，其耕敛大致相同”，时年是富庶四川的组成部分。“水田皆宜稻”“高山宜包谷“籼稻之种数十”“麦之类五”“豆之类十”，物产丰富，灌溉又利，先是“川南富地”，后为“黔北粮仓”。国立浙江大学张其昀教授主编的《遵义新志》亦说：“遵义为黔省首邑，亦西南富庶之区，即因农产丰富，家给人足，且有余裕”，“因接近巴蜀，汉人移植较早，农业开发已有两千年之历史，土地利用亦至精密，遵义之富，自以农产为最著。”这些史料证明，红军在遵义期间，是最具吃饱条件的地域。

湄潭素称“黔北小江南”，红九军团在湄期间，发动群众打击了47户土豪，分掉了近5万斤粮食、4万多斤食盐和500余头肥猪。当地裁缝和巧妇则加班加点，帮助红军赶制了8000多套棉衣夹裤过寒冬（《党史博览》2017年第2期第19页）。

在遵义，没收征发委员会给每个指战员发了些银两零花钱，当时在遵义，一块“大洋”可以买到五六斤猪肉，或三四斤盐巴（盐比肉贵），或两三丈布匹，或一斗多米。市内有餐食酒店，有的就用这个钱去品鉴欣赏，一些老红军战士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杨成武就回忆到一进遵义时吃了“胖糕”（即“碗耳糕”）和“鸡蛋糕”，他动情地写道：“鲜红的桔子，松软的蛋糕，装潢华丽的香烟和装潢古朴的茅台，真是琳琅满目，颇有耳目一新之感。”

从吃饱到吃好，遵义具有的先决条件

遵义城是长征队伍经过和占领的最大城市，整天在大山里钻进钻出的红军，终于看到了“比瑞金还大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像桐梓36幢小洋楼那样的县城，还有赤水这样有电灯有兵工厂的地方，更有云贵高原上富有诗情画意的长征生活。

陈云同志《随军西行见闻录》写道：

遵义城全城有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是洋货铺，套鞋、面巾全被售卖一空；二是书店，遵义城有三家书店，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三家书店中的新旧书籍、铅笔、抄簿也被售卖一空；三为酒肆，全城面馆、酒楼，都比以前赢利三倍。而遵义城中的酒肆均为川菜口味，有回锅肉、辣子鸡及各种泡菜等，价格便宜，非常受江西、湖南籍贯的红军将士喜欢。

有面馆、酒肆、川菜馆、酒楼，还有回锅肉、辣子鸡、各种泡菜，这就让红军从有吃到吃饱，又到有条件选择吃好的自由了。

布尔乔亚（小资）式的生活，长征艰难岁月里的美好记忆

普通的警卫战士叫杨家华，当他在遵义会议室楼下值班时，听到周恩来发言时大声说“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时，激动得以自己的方式庆贺了一番：花光所有的钱，一口气吃下30个茶叶蛋（贾永等策划《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第26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茶叶蛋，应该是较高档的零食，一个普通战士竟然有钱买得到30个，可见那时红军战士们在遵义的获得感。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记载：

他们离开遵义时，体质比长征时好了。大多数人已休息了十天。他们吃得也不错。军队到达遵义时，每个战士都发了一、两块银元。遵义有一家川菜馆子，花一元钱就可以美餐一顿。不到一、两天的工夫，红军就把遵义好吃的东西吃得差不多了。许多人品尝了毛泽东喜欢吃的名菜——四星伴月——这是用羊肉、鱼、鸡、蔬菜、特别是芋头（叫做天麻）（原文如此——译注）层层摆好，放入米粉之中，蒸一个晚上。据说这种肉汤可以医治头晕头痛。有些人还买了一种珍贵的草药天麻，当地传说天麻能治体虚。

在遵义，战士们有了新草鞋。有的人还有皮底鞋，厚实的衣服，竹编防雨斗笠和新的草编雨帽。他们的米袋装满了粮食，医疗队从药铺里补足了碘酊和氯仿，也补足了草药。甚至还有新的手电筒、电池，此外还储存不少煤油、糖和盐。

这一大段记载，并非虚妄之词，索尔兹伯里1984年来遵义时，笔者亲自陪同了他。时年老红军老领导健在的还多，他写下的这些东西，是实地采访的结果。

有趣的“餐宴事件”还有遵义大捷之后、天主教堂开完会，红军干部聚餐庆贺，“搓”了一顿，与会杨成武记忆：

会后，什么也不讲究，就地进行了所谓规模盛大的会餐，即用铁盆子盛着菜，倒上大碗的酒，几个人在地上围成一圈又一圈，吃了起来。当时，陈赓、刘亚楼、陈光、耿飚、黄开湘等同志和我在地上围了个圈子，也不知谁伸出筷子点了点盆里的菜，说了声：“吃呀！吃呀！”

遵义地方绅士谌明道（太平洋药店老板）先生为人公道，支持红军药物，红军离开遵义时，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保卫局长邓发，卫生部长贺诚，专门请他和遵义名流刘伯庄、刘芷庄、张金堂、田庆云等去桃源洞吃饭，席上李代主任赞扬了谌明道支持红军的果敢行为。并委托他在红军北上后，照顾不能撤走的伤病员，办个医院把他们收集起来治疗。谌当时向李代主任和各首长表示：不负委托，尽量照顾伤病员。

这一段时间，红军有了较好的“吃”条件，萧劲光回忆说：长征中，我们品尝了举世闻名的贵州茅台酒，能吃到这些名牌产品，他调侃说，“还得感谢蒋委员长！”

红军干部团随军委纵队的何涤宙形容他在遵义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他在日记里这样描绘：“期间坐在洋房子里，烧着白炭，靠在摇椅上，看从土豪家拿来的画报，我是布尔乔亚了。”“夜晚团部送来一件皮袍做大衣，都是打土豪得来的。”

何涤宙是以《遵义日记》来记录这一段美好生活的。

遵义确实不坏，大街上的铺子一间挨一间，只是比较大的铺子，家家门口挂了“溃兵抢劫暂停营业”的牌子，从被刨坏的门板里，还看见柜台里凌乱狼藉的模样，似乎要我们替它向王家烈算账的神气。

进街上馆子。早起无事，学生们正在拭枪洗衣服，就约同萧、苏、冯三同志去逛街，买了一些应用的东西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找东西吃，问了老百姓，知道有川黔饭店，规模最大。到川黔饭店，因为过早未开张，同掌柜商量，掌柜很客气，让我们上楼到雅座，代我们点了他们的拿手菜辣子鸡丁、醋熘鱼、血花汤等六七个菜，一边同我们谈着王家烈的苛捐杂税，弄得商人没法做买卖，我们也告诉他红军的主张。不一时菜来了，一盆辣子鸡丁，堆得满出来，味道确不坏，大家都很满意。吃完算账，三元多，我们唯一的“土豪”S.T.同志没有来，在座几个人谁也当不了这阔“主席”，于是大家凑钱，伙计看了很诧异。

何涤宙的这些日记，寥寥数笔把他在遵义的布尔乔亚生活写得很生动，让人简直忘记了红军还在长征途中。

读了以上回忆和史载，我们不得不承认：红军长征在遵义的这一段，是一年多苦涩艰辛日子中的黄金岁月，值得红军甜蜜的记忆。

鉴于人所共知的历史局限，当年写下这些美好回忆的红军当事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不多的。改革开放以前，长征回忆多是艰苦奋斗、艰难困苦的描述，要记忆美好、闲适，就发表不出来，正如何涤宙的《遵义日记》都是在改革开放多年后，才得以刊载的一样。这样看来，能够收集到遵义吃好的以上几则，已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了。

这些战事繁忙中的遵义菜谱、红军餐宴的细节，没有可能被记录下来传承至今，但是，因为有史实，加之遵义美味处在川黔交界中的实际存在，便有可能在今天经过遵义食材和烹饪原状的追述，由“四季如春”食府整理和确认下来，成为一道红色旅游中的“1935红军餐”“红军菜”和“红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