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崎宏子

⋆藤崎宏子：（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教授

一、课题的设定

Esping Andersen在其福利体制论中断言，“支撑战后福利国家‘黄金时代’的家庭与福利国家的结合，在后工业社会中变得具有了消极性”（Esping Andersen 1990=2000:108）。山田昌弘也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影响，认为“支撑战后日本福利社会的‘家庭主义的家庭政策’已经开始解体”，并对想继续维持性别分工型“标准家庭”而产生的社会风险进行了分析（山田，2001:28）。此外，中川清（2005:314-319）整理了明治时期以来的家庭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史”，特别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者的关系迎来了新局面。也就是说，他认为以“雇用者家庭模式”为前提的政策体系已经失效，社会政策不得不涉及那些不具有家庭结构的个人以及家庭内部的关系性。尽管这些观点所参照的资料及所使用政策的范围、论点、时代、地区不尽相同，但却准确指出了现代日本家庭与福利国家复杂的关系性。同样出于对此问题的关心，本文对作为社会政策前提的或者说社会政策所期望的家庭模式的变化进行探究。但在讨论的方针和范围方面进行如下限定：

第一，本文中所使用社会政策的范围限定为与育儿·老年人看护相关的“看护政策”①“看护政策”这个词，虽然有一些使用实例（比如，（日本）《海外社会保障研究》No.164的特集“世界的高龄者住宅和看护政策”等），但没有明确的定义。本稿中，主要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指为了支援儿童、需要看护的高龄者、身心障碍者等的日常生活的安定机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