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春丹

1977年5月，北京站站台上，32岁的曾龙来迎接阔别22年的父亲。他的父亲，就是解放前曾打入国民党军统、中统，汪伪政权、日本特务机关，有“五重间谍”之称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袁殊。这是袁殊自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入狱后第一次回家探亲。

解放后被判刑，家庭妻离子散

1975年6月，曾龙的大姐马元曦突然收到父亲袁殊的一封来信。信中说自己从5月起离开秦城监狱到了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允许通信，要求子女回信，并寄去几本《毛主席语录》。马元曦主张不要回信。曾龙犹豫了一个月之后，寄去了3本《毛主席语录》，但没有写信。

不久后，袁殊回信，恳切地表示急盼知道家人现状。这次，曾龙回了信，不久收到袁殊的万言家书。袁殊在信中说，自己有愧父道，但得知5个子女均已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其中3人还接受了高等教育，而不是流落街头，他十分庆幸。从此，曾龙开始了与父亲4年的通信。

1976年7月，袁殊突然在信中告知，自己已请了假，将回京探亲。对此，曾龙和姐弟们内心是复杂的。

袁殊有5个子女。1940年与第一任妻子马景星离婚后，大女儿袁曦改名马元曦。抗战胜利后，袁殊离开上海到了解放区，改名曾达斋，有名的“汉奸袁殊”从此消失。他与第二任妻子王端（原名端木文琳）的4个孩子，也随之改名为曾昭、曾曜、曾龙、曾虎。

1955年袁殊被捕时，王端已经与他离婚，住在上海。22岁的大女儿马元曦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二女儿曾昭12岁，三女儿曾曜11歲，大儿子曾龙10岁，小儿子曾虎9岁。几个年幼的孩子住在北京南长街勤劳胡同20号院子里，生活依靠中调部每人每月发放的20块钱补助，几乎无人照看。

袁殊回京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一家人聚在曾昭家里。袁殊让大家传阅了他带来的军事法庭判决书。

1965年，袁殊被宣判为国民党CC特务、军统特务、日本特务、汉奸，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本应在1967年刑满释放，但因为“文革”，又被关押了8年。

看过判决书，曾龙和曾虎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父亲竟然是这样一位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

传阅一圈之后，坐在角落里的袁殊开了口：“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

1978年夏天，曾虎去大军山农场探望父亲袁殊，住了3天。袁殊对曾虎说，“四人帮”倒台了，他相信有些问题可能会有新的说法。

1980年1月，袁殊第3次请假回京。曾龙临时把父亲安置在自己位于永安里的一处8平方米的小空屋中。此时，袁殊已身患半身不遂，治疗后病情有所缓解。前两次回京，袁殊都向组织提出了要求重新审查的申诉，均无果。这次，他抱着不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就不回去的决心，打算破釜沉舟。

1980年2月24日，时任中调部老干部局局长郭达凯，给袁殊送来了300元钱作为医药费，并和他谈了近一小时。袁殊得知，自己写的材料已正式转交组织，在中调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备了案。

有功有过的“五重间谍”

袁殊曾对曾龙说，自己是“榜上有名”的人。1946年，他被戴笠任命为国民党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中将军衔。他没有理睬，进入了解放区。曾龙问：“你榜上有名，怎么没像别的战犯一样在六七十年代被特赦、安排工作呢？”袁殊说：“我的情况不同，我是共产党的人。”

1931年，在时任中共特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和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的介绍下，20岁的袁殊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特科工作。

1932年，袁殊在表兄、蒋介石的红人贾伯涛介绍下，顺利打入国民党中统，后成为中统头子吴醒亚的“干社”情报股股长。

1934年秋天，在单线联系人王子春突然失踪（原因至今不明）的紧急情况下，袁殊在寻找组织的过程中，阴错阳差地成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秘密情报员。

1937年抗战爆发后，有日本留学背景的袁殊，在杜月笙介绍下，被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所招募。经潘汉年同意，他成了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

1938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直属机关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成立，由副领事岩井英一统领，成员共十几人，基本都是日本人。一直以记者身份与岩井保持着信息互换关系的袁殊，被招为情报员。

至此，袁殊成为不折不扣的“五重间谍”，时年27岁。

1939年，袁殊奉国民党军统之命，策划挖地道炸掉76号汪伪特工总部，以除掉疯狂镇压抗日运动的李士群。就在计划推进时，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被捕叛变，致袁殊被捕。岩井英一说服了日本“梅机关”首脑影佐贞昭，以袁殊系日本外务省情报人员为由，让76号把袁殊引渡给了岩井英一。

1939年11月，在岩井英一要求下，袁殊写下《兴亚建国论》，在各大报刊发表，公开与日本人合作。后袁殊加入汪精卫政府，成了响当当的“汉奸”。而袁殊则坚称，他所做的一切皆是奉潘汉年指示。其中最关键的事件是，潘汉年与岩井英一的会面。

1941年5月，在袁殊的牵线下，潘汉年以“一位叫胡越明的关心国事者”的身份去见了岩井英一。争议在于，岩井英一是否知道“胡越明”的真实身份？

袁殊称，潘汉年去见岩井英一之前，在没有得到潘汉年指示的情况下，他先斩后奏，告诉了岩井英一其真实身份。此后，岩井英一与“胡越明”一直心照不宣地打着交道。在岩井英一的回忆录里，也说自己知道“胡越明”就是潘汉年。

曾龙这才终于相信，“五重间谍”对袁殊来说是外形，中共情报员才是本质。曾龙问过袁殊，把潘汉年真实身份告诉岩井英一，算不算供出了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袁殊说，不能这么说，因为如果不说潘汉年的真实身份，见面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虽获平反，晚景不堪

1982年8月，潘汉年获得平反。同年10月7日，袁殊也终于等来了平反。

平反后，袁殊作为离休干部退休，享受正局级待遇，在西苑中直机关大院分配到了一套四室一厅的住房。他要求不再叫“曾达斋”，恢复本名“袁殊”。平反结论肯定了袁殊的贡献：为党提供过重要战略情报。但平反结论里仍留有一条尾巴：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平反初期，袁殊一度有了重新出来工作的劲头。他向组织提出，要去考察长江，要去香港和日本继续活动，干老本行。他要求单位为他配个秘书，协助自己做口述记录。但这些要求皆未能如愿。他只能用发抖的手，独自完成了回忆潘汉年和冯雪峰的文章，但未能发表。一万余字的潘汉年纪念文章《红色小开》，后来被人借阅，不知去向。

1983年，袁殊开始翻译百万字日文小说《细雪》，由于手抖得厉害，不得不中途放弃。

曾龙并不讳言，父亲一生，女人无数。袁殊曾在给他的信中承认：“要说我的一生，并不是没有可指责的地方，比如我私生活不检点。”曾虎曾问起袁殊过去的间谍生涯，袁殊一脸神秘地说：“这都是党的机密，不能随便讲。”

进入1985年，袁殊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两度中风使他的脑组织受损，导致脑软化，无法控制情绪。他变得喜怒无常，有时发牢骚、骂人，有时又突然大哭大叫。1986年后，袁殊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更加糟糕，因脑血栓、白内障、高血压、糖尿病多次住院。

1987年年初，袁殊提出，要子女们搬来跟他同住。他说：“我活不了多久了，住在一起热闹一点。”但他日益无常的脾气让子女们望而生畏，且各自忙于工作，都没有搬去与他同住。

1987年11月26日，袁殊离开人世，终年76岁。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