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翠萍

摘 要：郁达夫自叙传抒情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他""我"还是质夫、伊文、文朴等，都有着相似的气质和命运，都带有他本人的影子。这也就反映了郁达夫自叙传抒情小说中"自我形象"的近似性。谈到自我形象，我们最直观的反应便是"我"。故本文试图从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典型的以"我"为主人公的文本入手，分析郁达夫自叙传抒情小说中"我"这一人物形象的共性。

关键词：郁达夫；"我"；家庭成员；知识分子；平民

纵观前辈们对郁达夫自叙传抒情小说的研究，研究者多是从整体入手，着眼点较大，研究对象丰富多彩。其中几乎包括了郁达夫先生自叙传抒情小说的方方面面：创作背景、具体类型、作品分类、人物形象的共性......但是笔者认为现有的对郁达夫先生自叙传抒情小说的研究成果中對以下两个小问题的关注程度还有待提高---人物形象“我”的共性，特别是就“我”作为家庭成员（丈夫、儿子）这一身份的研究；再者前辈们都是针对郁先生这一类作品进行整体研究，缺乏具体的解剖一只麻雀的内容即从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入手深入具体地分析“我”的共性，故而笔者打算从以上两个小问题入手进一步探究郁达夫先生自叙传抒情小说中人物形象“我”的共性。

《茑萝行》、《青烟》、《春风沉醉的晚上》三篇小说成文时间非常接近，是郁达夫早期自叙传抒情小说的代表作。这三部作品中包含了其自叙传抒情小说的两种类型---《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是私小说式的作品，其中《春风沉醉的晚上》更是代表了作者从《沉沦》的“自我呼喊”朝着深入描写社会的方向这一艺术风格上的转变；《青烟》则是心境小说式的作品。[1]

前人对《茑萝行》的研究，重点围绕忏悔、反讽等角度展开讨论；对《青烟》的讨论研究则重点围绕叙事结构、表现手法等角度展开；《春风沉醉的晚上》研究成果较丰富，其中单是学位论文就有20多篇，但是单独研究这篇小说的成果较少。前辈们多是在“比较”（与郁达夫前后期的作品相比、与其他作家类似的作品相比）中针对郁先生创作自叙传抒情小说的手法、人物感情世界的变化等角度展开讨论的过程中对这篇小说进行研究。 综上，前人对郁达夫先生创作自叙传抒情小说的艺术手法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再一一缀述。但是对人物形象“我”的讨论和分析是较为欠缺的，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选取以上三篇郁达夫先生典型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就人物形象“我”的共性这个角度尽可能做一个较为深入、全面的讨论。

一提到小说，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其三要素：人物、环境、故事情节。在这里我们主要的关注对象---郁达夫典型自叙传抒情小说中的“我”这一人物形象，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这些小说中大都没有明确的凸显小说三要素，反而是不同程度的体现了小说散文化的倾向。那么，作者是如何以“我”为主轴带动整个小说的发展，并且让“我”这一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呢？“我”这一形象又有着什么共性与特色呢？

《茑萝行》写于1923年4月6日清明节午后 ①。（原载于1923年5月1日《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号，据《达夫短篇小说集》上册） 由于没有明确的故事情节以及故事发生的背景，并且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所以更像是一封“我”写给妻子王荃悔过道歉的信，整篇小说以“我”为中心，夹杂着“我”的人生经历写“我”和妻子在相处过程中“我”对她态度的变化。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回国后却无处施展才华，这让天性胆怯，从小就害着自卑狂，赋性愚钝，不善交游，不善钻营的“我”生活非常窘迫，心情也很抑郁。这里的“我”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我”。

《青烟》写于1923年5月10日午前4时②。单就小说中的人物而言，如果说《茑萝行》中还有“我”和妻子二人可以勉强构成基本的故事情节，可以掩盖其散文化的特征；那么《青烟》的散文性特征则大大增强，因为主人公只有“我”，整篇小说都是由“我”的叙述以及内心独白构成。“我”的心理变化就是情节的发展过程，“我”被压抑后的哀鸣就是情节发展的高潮：如“但是我又在窗下听到了洗便桶的声音。这是一种象征，这是一种象征。我们中国的所谓黎明者，便是秽浊的手势戏的开场呀！”[2]。作者聚焦于“我”的平凡人生，以浓郁的感伤情绪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剖析，铺陈出了浪漫抒情文学的新体式。

《春风沉醉的晚上》写于1923年7月5日③。小说讲述了“我”和室友---烟厂工女陈二妹之间的相处故事。就小说三要素而言，它是最符合小说的定义的。和前面两篇小说只是单纯的谈“我”的苦闷不同：作者在这里关注了下层民众的生活，将“我”个人的苦闷与他人、社会的苦难融为一体。其艺术风格也开始从《沉沦》的“自我呼喊”朝着深入描写社会的方向有所转变。

作品主要反映了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受剥削、受压迫的“生的苦闷”，揭示了悲剧的社会根源[3]。例如文中的我问陈二妹“你何以今天回来得这样迟？”二妹回答到“厂里因为销路大了，要我们作夜工。工钱是增加的，不过人太累了。”“我”安慰她道“那你可以不去做的。”二妹无奈的回答“但是工人不够，不做是不行的。”[4]以及陈二妹误以为“我”不务正业，苦心劝说“你何苦要吃这样好的东西，要穿这样好的衣服。你可知道这事情是靠不住的。万一被人家捉了去，你还有什么面目做人。过去的事情不必去说它，以后我请你改过了罢。……就以你吸的烟而论，每天若戒绝了不吸，岂不可省几个铜子。我早就劝你不要吸烟，尤其是不要吸那我所痛恨的N工厂的烟，你总是不听。”[5]作者通过记录“我”与陈二妹相处的生活琐碎歌颂了以陈二妹为代表的劳动群众金子般可贵的灵魂，使得作品具有了社会批评意义。

三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呈现出共同的特性。“我”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品质和风格是当时那个特定的背景下整个青年群体的画像。

一、 家庭成员：亲情爱情-难以企及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生存发展，总是需要与他人打交道的。其中就个人主体而言，交往最密切最要好的的感情应该就是与自己家庭成员的联系了。对于三部作品中的“我”而言，亲情和爱情这两个词就能大致概括这种关系了。

三部作品中，除了《茑萝行》提到过“我”从上海回家与母亲相处不愉快产生摩擦外，《青烟》和《春风沉醉的晚上》对自己的父母只字未提。对于爱情，《茑萝行》中的“我”“在社会上虽然是一个懦弱的受难者的我，在家庭内却是一个凶恶的暴君。在社会上受的虐待，欺凌，侮辱，我都要一一回家来向你发泄的。”这里的你是“我”的妻子，由于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非常排斥妻子。“受现代文明启迪、正值青春的他们又时刻不忘对自由爱情的追求。结果只有压抑，由此产生苦闷。”直到“在病院里看护你十五天的功夫，是我的心底最纯洁的日子。利己心很重的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这样纯洁的爱情过。”

“我”在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的过程中并未采取实际产生效力的行动，只是心底在抵触。在小说临近尾声处“我”送妻子回浙江时，“我”们都等着对方表达不舍之情，就这样直到火车出发时也没有人说出口，留下了遗憾。这也就从某个角度说明---虽然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青年男女提倡勇敢表达自我，大胆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但是具体到生活中的实例上其影响终归还是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境地。统观全文，“我”对妻子吐露了这样的心声“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能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我终觉得对你不起！”“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得不爱的女人，你不要在车中滴下眼泪来，我平时虽则常常虐待你，但我的心中却在哀怜你的，却在痛爱你的”。由此可见文中“我”和妻子之间的爱情应该是封建旧势力和五·四新思潮的结合体，还算是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

《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我”在与陈二妹相处时曾有一次想伸出手去抱一抱她，但很快就被自己的理性控制住了，理由是“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现在处的是什么境遇！你想把这纯洁的处女谋杀了么？恶魔，恶魔，你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的呀！”正当年少，却告诉自己没有爱人的资格，可见当时“我”的境遇有多糟糕。而《青烟》中对于爱情是一个字都没提，如果有，“我”不会不提的。

独自一人在外漂泊，奋力打拼，无奈的是奋斗的结果并不理想。这个时候如果自己的父母和妻子可以在背后为“我”加油鼓劲，相信“我”的心情又会是另外一番模样，即使依旧苦闷，但是其程度绝不会那么深。可惜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只有既成的事实。家庭和爱情于“我”而言，是无望也不可即的。

二、知识分子：留学归国，苦闷未减反长

三部作品中的“我”年龄均在25岁左右，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形象。除了《青烟》未明确说“我”留过学外，但是从“我”无聊的时候偶尔写下来的几篇概念式小说受人攻击可以看出“我”也是一个颇有知识的人。其余两部作品都明确提到“我”有留学经历。青年学子，学成归国，怀着满腔热情等待祖国的重用。无奈的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我”空有一腔的抱负和才华，却无处施展。

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我”连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都没有：《茑萝行》中“去年六月间，寻了几处职业失败之后，我心里想我自家若想逃出这恶浊的空气，想解决这生计困难的问题，最好唯有一死。”《青烟》中“抬头起来，我便能见得那催人老去的日历，時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但是我的事业，我的境遇，我的将来，啊啊，吃尽了千辛万苦，自家以为已有些物事被我把握住了，但是放开紧紧捏住的拳头来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烟！”《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在沪上闲居了半年，因为失业的结果，我的寓所迁移了三处。”其“抒情主人公更是一个典型的书虫，除了一堆旧书之外，一无所有。由于失业在家，他的‘工作就是读书译诗”。没有工作，连自身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就更别提要救国家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了。试想一个国家：25岁左右有知识的、正应当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的青年连工作都找不到 ，那么这个国家还有多少发展空间和潜力可言？

照我们现在看来，能够以官费生的身份出国留学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但在《茑萝行》里的“我”看来却是“留学时，多谢我们孱弱无能的政府，和没有进步的同胞，像我这样的一个生则于事无补，死亦与人无损的零余者，也考得了一个官费生的资格。”考取官费生对“我”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只是一个零余者④的“我”是官费生，那么其他同胞的定位又是什么呢？

三、平民：心态悲观，态度消极

三部作品中的“我”对生活的态度都较消极。常言道---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初升的太阳。按正常的年龄来计算，三部作品中的“我”应该是一个国家中最有活力的群体。可是在《茑萝行》中的“我”看来，由于自己天性胆怯，不善交游，不善钻营，在生活竞争剧烈，到处有陷阱设伏的当时的中国社会里，自己是没有生存的资格的。青年都没有生存资格，那么鳏寡孤独又该何去何从呢？

“通读过郁达夫小说后，我们会发现他的小说中人物总与死亡有着零距离的接触和亲身的体验。”《茑萝行》中“我”的妻子投河被救，“我”由于找不到工作，要想解决生计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死，几次到江边想自杀，并且告诉妻子自己自杀的原因是“第一我们的国家社会，不能用我去做他们的工，使我有了气力不能赚钱来我自家和你，所以现代的社会，就应该负这个责任。即使退一步讲，第二你的父母不能教育你，使你独立营生。便是你父母的坏处，所以你的父母也应该负这个责任。第三我的母亲戚族，知道我没有养活你的能力，苦苦的劝我结婚，他们也应该负这个责任。”《青烟》里的孤独者在梦中跳江自杀。《春风沉醉的晚上》中“自杀！我有勇气，早就干了。现在还能想到这两个字，足证我的志气还没完全消磨尽哩。”不难看出，这三篇小说里的人物都属于自杀或精神自杀。

“我”们除了自己消极度日外，对国家的未来也持一个不大乐观的态度：《茑萝行》中“我”告诉妻子“你那柔顺的性质，是你一生吃苦的根源。同我的对于社会的虐待，丝毫没有反抗能力的性质，却是一样。啊啊！反抗反抗，我对于社会何尝不晓得反抗，你对于加到你身上的虐待也何尝不晓得反抗，但是怯懦的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叫我们从何处反抗起呢？”《青烟》中“国家亡了有什么？亡国诗人Sienkiewicz，不是轰轰烈烈的做了一世人么？国家亡了有什么？外国人来管理我们，不是更好么？陆剑南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两句好诗，不是因国亡才做得出来的么？少年的血气干萎无遗的我，哪里还有同从前那么的爱国热忱，我已经不是Chauvinist了。”这些都是从“我”的心理活动中可以直接揣度出来的。

《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我”认为“在昏昏暗暗的上海租界里住着，四季的变迁和日子的过去是不容易觉得的。”《青烟》中流寓在租界上的“我”的同胞个个都很安闲。对于“我”和“我”的同胞们而言，租界除了是可以居住落脚的地方外，再没有了其他的任何涵义。

另外，《青烟》中与“我”同龄的弟兄说：“唉，可怜的你，正生在这个时候，正生在中国闹得这样的时候，难怪你每天只是郁郁的；跑上北又弄不好，跑上南又弄不好，你的忧郁是应该的，你早生十年也好，迟生十年也好……”由此看来，不仅“我”的态度消极，“我”的兄弟好友也默契地持有这一观点 。另外，文中“人身入水的声音和江上静夜里生出来的反响与江波的圆圈消灭的时候，灰色的江上仍复有死灭的寂静支配着，去天明的时候，正还远哩。”《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天上罩滿了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的盖在那里。云层破处也能看得出一点两点星来，但星的近处，黝黝看得出来的天色，好像有无限的哀愁蕴藏着的样子。”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既然“我”们眼里的国家现状是这般，可见“我”们对自己的国家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信心并不强。

四、结语

《茑萝行》《青烟》《春风沉醉的晚上》三部作品作为郁达夫先生自叙传小说的代表作，其间“我”的经历与想法自然与作者当时的亲身经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无论这些小说多么贴近作者自己的生活，我们也不能将作品中的一切情节都看作郁达夫先生个人的言行。因为，文学创作是作家在个人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虚构和想象，与作家的真实生活存有一定的距离。

参考文献：

[1] 陈延：《论郁达夫“自叙传”抒情小说创作---兼论其对日本私小说的传承与变异》，华侨大学，2007-04-01，第16-17页。

[2] 陈建新、李航春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一卷：小说（上），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

[3]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4] 陈建新、李航春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一卷：小说（上），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5] 陈建新、李航春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一卷：小说（上），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

注释③ 原载于1924年2月28日《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据《达夫短篇小说集》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