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蓉

“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命题，梁漱溟即言：“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知，而以情感为其根本。”钱穆亦云：“知情意三者之间，实以情为主。”这种“情”并非单纯的自然本能或动物性欲望，儒家讲“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记·坊记》)、“始者近情，终者近义”(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强调理性社会规则对情感的节制，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表现的情实际是涵容了社会理性在内的情理复合物，是一种理知与情感交互渗透、贯通统一的个体心理结构，亦即情理结构。情理结构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某种实践的现实存在”，在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词作为缘情之物，相对“言志”与“载道”的诗文而言，更贴合人的生命情感，而苏轼“以诗为词”，在词中注入对人生价值思考与探寻的理性精神，其词中的情理结构表现得尤为鲜明。

一、苏轼词的情感本体化

晚唐五代以来，现实政治的颓靡使士人外向的事功精神逐渐消弭，重视人感性欲求的思潮兴起。直至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更刺激了士人感性生命的进一步觉醒，物质生活的优渥使宋人更加重视感性的满足，丝竹笙箫、风花雪月成为有宋文人生活的常态，而词“曲尽人情”(胡寅《题酒边词》)的特质正承这一时代精神。突破传统诗教，以文学的形式对人情人性进行肯定，词作为一种更加自由与开放的形式与人的感性情感亲和，更能揭示出宋人对时代精神的思考与探寻。然而词主要通过对酒筵歌舞、男女艳情等场面的反复描摹来强调对感性情感的重视，词人虽“率然抒一时情致”，却终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鲖阳居士《复雅歌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