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转向与胡适文学改良工具论的关系

2017-07-08赵梓陶

文学教育 2017年7期

关键词：胡适

内容摘要：1917年前后，胡适提出了文学革命首先要解放语言工具的“工具论”观点，这种观点与现代语言哲学（“语言学转向”）高度吻合，但在事实上它与西方思潮没有任何现实瓜葛，二者是不约而同发生的两个平行事件。胡适文学改良之工具本体观，一是得之于其“历史观察”，二是来自实用主义哲学的文学运用。正如西方语言转向思潮引起人文社会科学一系列根本变革一样，胡适工具变革优先观点，也促使中国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胡适文学改良工具论

一.胡适“文学改良”的“工具本体论”观点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八事”：“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这些条款加之此时轰轰烈烈的废除古文、扶持白话的白话文运动，从语言“工具层面”与旧文学摆出了“决裂”的姿态。

这次带有浓厚“形式主义”色彩的文学革新运动，被胡适视为一生的得意之作，他在不同场合反复标举其“思想觉悟”的重大历史意义。在对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总结时，他说这次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实在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因为它“一面是推翻那几千年因袭下来的死工具，一面是建立一千年来已有不少文学成绩的活工具；用那活的白话文学替代那死的古文学，可以叫做打破坏，可以叫做大解放，也可以叫做‘建设的文学革命。”i稍后，他又强调新文学之所以是活文学，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语言工具被更新了，由死的变成活的了，“文学要怎样才能新呢？必定先要解放工具，文学之工具，是语言文字，工具不变，不得谓之新，工具解放了，然后文学的内容，才容易活动起来。”ii而在对新文学缘起进行总结时，他更进一步阐述他的“新觉悟”，并把它上升到文学史的高度，甚至是文学规律的高度：文学史的演变就是一部工具史的演变，文学史的发展就是一部语言文字的更新换代历史，“（1916年）从二月到三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我曾彻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iii一直到晚年，在唐德刚先生为其进行“口述自传”记录时，他仍然将自己的这一“觉悟”看成是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大贡献，“今日回思，在一九一六年二三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同时我也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我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了，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iv

显然，这个“工具论”既是传统的，也带有强烈的本体论色彩，在他眼里，语言首先是一种工具，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器具，但同时它又是思想本体。一方面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另一方面载体又与所载内容合二为一，甚至决定着所载内容。运用到文学实践中，在他看来，首先需要变革的不是内容，而是工具形式——工具发生变化了，形式发生改变了，思想内容也就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一部中国文学发达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亦即文学形式的变迁史，文学变革的着力之处应该在于文学形式而不是所谓的思想内容。

在过去相当一个时期内，由于受到纯粹工具论的影响，对胡适的文学改良论的意义，一直被局限在“形式主义”的范围内加以认知。那种纯粹工具论的认识，有来自传统的，但主要是来自苏联的，如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v斯大林也说，“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vi革命导师的认识对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毛泽东全盘接受了这种观点，他把从变革语言工具入手的文学革命概括为“形式主义”革命，理论根据就是就是来自苏俄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新文学史界一直延续一种“形式主义”旧说，并并这种眼光对这场根本改变旧文学面貌的“文学改良”运动，进行有保留的甚至苛责性的评价，“五四运动开始是文字改良，他还是形式技巧方面的，以后由文字改良到文学革命，这是从形式的革命走到内容的革命，从文字技巧走到思想了。”vii显然，这种评价把思想与工具分割为二，是一种典型的内容形式“二元论”观点。

二.“工具-本体论”与“语言转向”思潮的理论关系

如果進一步追问，胡适的“工具-本体论”与现代“语言转向”思潮倒有几分精神上的相通。“语言转向”是现代哲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一般认为，西方哲学从希腊到二十世纪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或三种模式，即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在第一阶段，古希腊哲学的主题是本体论，探讨的问题是“存在是什么”、“构成世界的根本要素是什么”；到了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变成了认识论，所要探究的问题是探讨哪些东西是我们所能认识的；进入二十世纪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它回答的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的意义等问题，viii哲学的核心议题，不再是世界是什么、世界是否可以认识，而变成了用什么来加以认识，变成了“对语言的思考”。ix当然，这次转向之后，语言哲学又演绎为多个分支，或者说发生了“多次转向”，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到了语言哲学的根本问题，比如语言的工具-本体论、言语行为理论、意义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流派都可以视为语言哲学的衍生课题。“语言学转向”对人文社科界的影响，不单限于哲学领域，政治、文化、文学、艺术等领域也深受影响。

“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语言工具论的根本改写上。伽达默尔说，“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我们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思维，我们的思维只能寓于语言之中”。x在人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上，他把“工具”从外在，变成了内在，从客体变成了主体，从异质性变成了同一性。更进一步说，语言转向给文学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否定传统的工具论观点，强调文学语言的不及物性，将语言视为文学的唯一对象。其实，早在上世纪之初，一些天才诗人就靠其杰出的悟性，悟出语言的本体作用，如兰波说，“不是诗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诗人”。xi沿着同一路数，一些思想家将语言视为一种独立的符号系统，对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作为工具的语言文字不过是人类符号活动的产物和结果，而人的本质不过是“符号的动物”。xii卡西尔还认为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而非约定的联系，失去了这种自然联系，“人类语言的任何语词都不可能履行它的职务，而会成为难于理解的。”xiii符号和人融为了一体，谁也分不清“形式”和“内容”，这时，内容就是形式，形式就是内容。语言文字作为人类符号活动的特殊形式，它不仅是人类文化的承载工具，也是人类文化的物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往往被语言所制约，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洋洋自得，以语言创造者自居，自炫为语言的主人，实则是它的奴仆。”xiv

利用这种视角来观察胡适等新文化先贤的工具革命论，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在他们那里，语言文字不单是简单的“工具”，语言文字的革新也不单是“形式”革新。古文作为传统中国文人运思工具，凝聚着千百年来他们经验世界的意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由“形式”变为“内容”了，因此，废文言而倡白话就是实现其经验意型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五四新文学运动从语言文字这个工具入手，从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入手，竟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不能不说暗合着这个道理。

三.“工具-本体论”与“语言转向”的事实关联

如上所论，胡适的“工具-本体论”与现代语言哲学本质上是息息相通，十分相近的，甚至可以说是语言哲学的文学运用。既如此，问题也就接踵而至：胡适的“工具-本体论”与现代“语言学转向”思潮具有什么样的历史联系？

胡适提出文学改良思想，大体在上个世纪初，即1910至1916年留美时期，这个时期倒也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胎时期，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诞生在1915年前后，俄国形式派文论也产生于1915年左右，但索绪尔思想的传播，此时尚未展开，形式派文论也不为世界所知，所以把胡适的“工具-本体论”思想与这些观点扯上联系也就十分勉强。

我们考察胡适早期思想，主要有两个重要依据，一是胡适早年日记，二是胡适的口述自传。当然，也可根据其他史料作为旁证。胡适文学革命思想的形成，大体可以从其早年日记中窥见端倪。胡适有记日记的习惯，早年生活，事无巨细，一一罗列在日记之中。其留学数年，留下了17卷留学日记（原作《藏晖室札记》），记录了七年生活行迹：“这十七卷札记是我在美国留学时期（1910-1917）的日记和杂记……到了最后三年（1914-1917），我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札记，用作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xv他说，这些日记“把思想的材料、步骤、结论，都写出来，记在札记里……是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xvi日记之中，胡适把所读的中外书籍，中国的如《诗经》、《古诗十九首》、《左转》、《史记》等，外国的《冰雪姻缘》、《块肉余生》、《双城记》，史书希腊史、罗马史等，一一记录在案。在这些精神食粮中，我们无法得见语言哲学的影子。

而从其精神历程的另一个源头《口述自传》里，我们也无由得见其与语言哲学的丝毫联系。据胡适口述，他1910年进康奈尔大学学的农科，但由于对农学毫无兴趣，于是于1915年9月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在哥大，他主要接触了夏德教授和杜威教授。前者主授《中国上古史》和《中国与罗马交通史》，虽与胡适交往甚密，但对他思想影响甚微；后者主讲伦理学，对胡适一生的文化生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xvii杜威的哲学十分宽泛，但胡适根据自己的理解，仅仅从“科学的方法”角度接受杜威，把杜威氏的实验主义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他说，“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xviii胡适对皮尔士、詹姆斯等其他实用主义大师的哲学也有所涉猎，但注意力所在主要集中在“实用”、“实验”等方法层面，对于语言本体、语用、语法等哲学论题，未见涉猎痕迹，也未有任何文字记载。

再看其與俄国形式文论学派的关系。翻检胡适1910-1918期间的所有日记和回忆文字，未见胡适与俄国形式文论学派的任何接触，也没有发现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在其阅读史中的蛛丝马迹。实际上，即使是俄国形式文论派，也与索绪尔语言学成果没有多大关联。据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的研究，“俄国形式文论学派实际上不知道1915年出版的索绪尔的论著（一直到1928年特尼亚诺夫和雅各布森才明确提出把日内瓦语言学派的成果结合到文学研究中来），也不知道英美新批评开拓者T·E·休姆1915年的著名论文《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也不了解剑桥瑞恰兹的工作，整个现代文论是从几个不同的源头独立地发展起来的。”xix实际上，胡适的情形也与此相类似，他也“不知道英美新批评开拓者T·E·休姆1915年的著名论文《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也不了解剑桥瑞恰兹的工作”，xx据此，我们也可以推论，胡适的工具论观点，既不是俄国形式文论派影响的产物，也与索绪尔的语言学成果没有干系，他的观点是与上述几派论点不谋而合地独立发展起来的，换言之，胡适的文学改良工具论与现代语言哲学或形式主义文论的关系，不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是平行发展的关系。xxi

四.胡适“工具-本体论”产生的实际依据

1917年前后，胡适对中国文学革命的一个最根本的“觉悟”是“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在他看来，新文学固然要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新的活的工具，那么哪些是“活的工具”呢？当然是白话小说与白话诗词，因此他试图从改变工具入手改变中国文学的面貌。“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这是我的方案。”xxii

有了对语言文字的本质认识，自然产生相应的改革策略。那么，这些认识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既然跟现代语言哲学没有直接理论和事实渊源，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认为，它的来源有三，第一是从中国文学变化的事实“考据”而来的，是凭借历史直觉得出的结论。带着工具之死与活的辩证眼光，胡适曾对中国文学有过一次梳理，撰写过一部特殊的中国文学史——《白话文学史》。在这部文学专著里，他认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工具革命，早在两汉佛家讲法时就已开始了，到宋代理学家那里才被发扬光大，白话语录遂为讲学正体，逮至明代，这一条线索并未中断；白话不仅体现在讲坛里面，也深透到了文学之中，不过规模比较小罢了。直至元代，元曲、杂剧、长篇小说广泛兴起，白话才翻身成为文学语言的主流。然而，好景不长，这股最具生命的文学潮流，遭遇明代八股文及前后七子的复辟，活的白话文学不幸受到阻遏，人为妨碍文学自然生长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他看来，改变语言工具，就是还原文学语言发展的本来面目。

二是从实用主义理论推论而来的。胡适的文学变革“工具论”，一定意义上说是其实用哲学的实际运用。服膺实用主义哲学的胡适，选取了该理论“适于用”的部分，从实际“效果”方面断定确定文学的价值，认为工具的“死”与“活”（即无效与有效），决定着文学的价值。他搬用实用主义者（皮尔士）的名言来做自己的理论基石，“一个观念的意义完全在于那观念在人生行为上所发生的效果。”xxiii所谓效果就是功用，这个实用主义理论被他用作了判断文学工具价值的基本标准。文学工具被其二分为“死”与“活”两种，死工具载的是死文学，活工具载的是活文学。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汉字是半死的文字，英法等文是活的文字，“死”与“活”的标准如何界定呢？标准在于是否实用。他说：“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xxiv

从以上几节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之初提出的“工具革命论”，就精神实质而言，跟现代语言哲学（语言转向思潮之语言本体论）高度合拍，可以说是语言哲学在东方文学界的一个意外收获；但从事实联系来看，胡适的工具本体论，不仅与西方的语言哲学毫无干系，就是与诞生于莫斯科的形式主义诗学，也没有一点瓜葛——胡适的有关论点与西方的语言运动，不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关系，是不约而同发生的两个平行事件。正如西方语言转向思潮引起人文社会科学一系列根本变革一样，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们提出的工具变革优先观点，也促使中国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注释

i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59页，中华书局，1998年。

ii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70页，中华书局，1998年。

iii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200页，中华书局，1998年。

iv胡适：《胡适口述自传》153页，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

v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20卷，第39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

vi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

vii茅盾：《中国新文学运动》，《茅盾全集》（22），第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viii徐友渔等：《语言与哲学》，第37-38页，三联书店，1996年。

ix陈嘉映：《简明语言哲学》，第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x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6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

xi轉自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第1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