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慧

6月1日，不顾各方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尽管业界分析认为，此次不大可能出现当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时多国跟风的情况，但这无疑已给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再次“添了堵”。

6月18日，在生态文明试验区贵阳国际研讨会期间召开的气候治理与低碳发展专题研讨会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使得应对气候变化进程面临巨大的减排、资金缺口。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巴黎协定》的最终生效起了关键促进作用，始终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不少国际气候专家及分析人士就此认为，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完全可以填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带来的空白。

对此，中国的态度一如既往，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初在瑞士达沃斯论坛演讲时所言，“《巴黎协定》符合全球发展大方向，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共同坚守，不能轻言放弃。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必须担负的责任。”

“无论其他国家政府态度发生了怎样变化，中国都会坚定推进气候变化全球合作，推进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共同发展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建设。” 国务院参事室原副主任方宁在专题研讨会上表示。

强调共赢的中国态度

去年11月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当时舆论普遍赞扬，《巴黎协定》展现了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将在人类气候治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然而仅仅过去半年，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就宣布退出，无疑给这一努力进程带来负面影响。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分析，美国宣布不再履行原来的自主减排承诺，一方面可能会影响相当多的国家，减少他们加大减排力度的政治意愿。另一方面，美国也宣布不再对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使得《巴黎协定》提出的到2020年由发达国家负责筹集每年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难以实现。

“这样就会影响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就会使得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受到阻碍。”何建坤说。

据分析，美国退出将使全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面对3个巨大缺口。一是减排缺口，要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2摄氏度温升目标，目前各国自下而上确定的自主贡献目标并不够；二是资金缺口，美国退出后，要实现2020年1000亿美元绿色气候资金将面临巨大缺口；三是领导力缺口。

在贵阳国际论坛期间，多位与会国际气候变化专家表达了对特朗普政府退出举措的失望甚至愤慨，指出美国退出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将出现领导力真空。其中不少人士表示，期待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当日的专题研讨会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主席、巴基斯坦环保部原部长马利克·阿明·阿斯兰·汗表示，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都实现了合作，通过这些国际合作可以有效填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所带来的空白，“我们将会看到，不仅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方面，而且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中国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对此，中国政府的态度则是决不轻言放弃，将一如既往地推动落实《巴黎协定》。

国务院参事室原副主任方宁说：“无论其他国家政府态度发生了怎样变化，中国都会坚定推进气候变化全球合作，推进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共同发展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建设。”

何建坤则表示，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主要出于两个共赢的考量。一是每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走上低碳的发展路径，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赢。

二是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全球合作，必须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责任义务的分担方式，以实现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框架下的合作和共赢，共同发展。

生态文明中国行动

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以及由此展开的一系列减排、低碳、治污行动引起国际普遍关注。

在国内，中国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努力探索一条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

在国际上，中国则展现了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担当，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在《巴黎协定》的框架下，中国提出了强有力的自主减排目标：到2030年，单位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要比2005年下降60%到65%，非化石能源比例达到20%，并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争取尽早达峰。

目前，调整和转型已经初见成效。2010年到2015年，中国单位GDP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强度分别下降18.1%和21.6%，超额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的16%和17.%的目标。

“到2016年底，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42%，已基本实现了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承诺的到2020年比2005年下降40%到45%的目标。”万宁说。

2005年到2013年，中国能源消费每年的增长率约6%，2013年到2016年，由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GDP增速的放缓，能源消费年增长率降至1.5%。

“由于在此期间能源结构快速调整，总能源需求放缓，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仍然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就使得能源结构调整加速，二氧化碳的排放在这3年之内基本持平，而且还有可能略有下降。”何建坤說。

中国出台了2016年到2030年的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确立了未来大比例非化石能源的发展目标，提出到2030年发电中50%的电量来自非化石能源，到2050年，总能源供应中超过一半来自非化石能源。

何建坤表示，2030年和2050年两个50%的目标对我们能源结构调整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

过去几年，中国新能源发展速度空前。2010年以来，水电实现年均10%左右增长，核电年均增长20%，风电年均增长接近30%，光电增长190%多，生物质发电增长27.8%。

与此同时，中国煤炭消费增长速度则呈现快速下降趋势。本世纪初，中国能源和煤炭消费均为两位数增速，但“十一五”期间就降至7%左右，“十二五”期间只有3%左右，到2016年，仅增长了1.4%。

此外，今年中国将启动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市场手段促进温室气体减排。

绿色低碳不可逆转

尽管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阻碍不断，与会专家们仍普遍认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和强烈的政治意愿，能源变革和低碳发展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

何建坤观察到，虽然特朗普政府作出了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但“新的自下而上，包含美国的各个州、城市、企业、社会团体层面的自愿行动也会促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进程”。

可尽管如此，《巴黎协定》提出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硬性指标，即控制全球的温升不超过工业革命前的2摄氏度，并努力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对各国经济发展而言的确是十分严峻的挑战。

这意味着，到本世纪下半叶要实现温室气体近零排放。“对能源系统而言，就要结束化石能源时代。能源体系要基本依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这种不含碳的能源为主体，来实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低碳转型。”何建坤说。

他认为，新能源的发展将成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提供新的就业机会，绿色发展已经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人民生活改善等多方面的红利分享。

而对于中国的能源发展趋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吴吟则给出两个初步判断。其一，中国可能由煤炭时代跨越油气时代直接进入可再生能源时代。“现在煤炭占的比重较高，新能源发展又较快，因此中国有可能跨过油气时代，直接进入可再生能源时代。”

其二，中国有可能以较低人均能源消费实现工业化。吴吟谈道，美国、加拿大等国人均消费10吨标煤后开始出现下降，德国、日本大概是人均消费5吨标煤后实现下降。

“我们去年是人均消费3.15吨标煤，而且现在这个曲线变得比较平缓，所以我们可能会以低于欧盟、日本的人均能源消费完成工业化。”

那么，如何做到绿色低碳发展？吴吟预测，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出现，能源智能化应用将成为可能。根据初步保守核算，实现智能化后将节约能源至少15%。除此之外，能源技术领域的一系列突破也不容忽视，如生物质燃料、可燃冰、石墨烯电池等技术研发已经起步且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