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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小说的时间和叙事结构

2017-07-08王姣

文学教育 2017年7期

王姣

内容摘要:时间作为生命的存在形式,凝聚了每一位富有创作激情的作家的独特生命体验和感受,作为一位早慧的作家,时间在张爱玲的笔下有着异乎寻常的魅力和价值,她以灵活多变的时间机制烛照悲欢离合的苍凉人生,并直接指向其小说“幻”与“灭”的深层叙事结构,从而以诗意的审美中和了现实的苦难,突现出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映衬出人生的苍凉底色。

关键词:叙事时间 故事时间 循环时间观 幻 灭

阅读张爱玲,始终都觉得她像是一颗孤星在华洋交错、新旧碰撞的沦陷区孤独地闪耀着,照亮在现代文明的断墙颓垣中,在爱与恨、浮华与苍凉、真实与虚幻的时空流转中感叹着生的无常与死的苍凉,她总是对时间有着特殊的敏感和偏好,一句“出名要趁早啊”传递出她的人生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因为她清醒地意识到:“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1]由此可以看出,时间作为生命的存在形式给人类个体以永恒的恐惧,时间催生了张爱玲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受,从而使其在人的生命不过沧海一粟中用传奇的笔描摹、幻化出浮华人生背后的苍凉底色。

时间作为生命的存在形式,凝聚了每一位富有创作激情的作家的独特生命体验和观照,作为一位早慧的作家,时间在张爱玲的笔下有着异乎寻常的魅力,与此同时,由于时间与生命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那么要想探究张爱玲的强烈时间意识,就还要从她所生存的时代和家庭等背景环境谈起。

首先,张爱玲生逢乱世,20世纪40年代的沦陷区上海正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碰撞、各种力量激荡冲突、多种思想纠缠渗透的特殊历史环境,文明的毁坏、时代的沉没、主流话语的搁置使她只能在时代的缝隙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势必会让她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彻骨的悲凉,在《自己的文章》中,她说:“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个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2]这样的生命感悟传达出这样一种意识即生命个体变得含混而困难起来,生命个体的存在遭到了时间的怀疑和抛弃。

其次,张爱玲出生之时,贵族世家的显赫与辉煌早已是明日黄花了,大家庭的破落、父母的感情失和、继母的淫威等特殊的人生遭遇构成了她早期的创伤性生命体验,并且过早地在她的思想中打下了痛苦的记忆。在洋派而冷漠的母亲与守旧而放荡的父亲、在中西方双重教育的两极,张爱玲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漂泊不安。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家庭氛围的双重境遇的挤压下,张爱玲获得了一种常人没有的独特而深刻的生命体验,那么转化为她的创作,我们就看到了她的笔端流淌出来的生命演绎时间的文字,她也向我们传达了她个人对时间的独特理解和感知即人在时间面前的脆弱,人对命运的无从把握。因此,站在现代文明的废墟边上,她常常感到的是人生的无常和生命的苍凉,隐隐地表现出对时间流逝的焦虑和恐惧。

正是由于张爱玲独特的生命体验才突现了她在作品中强烈的时间意识,对时间这一小说结构要素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影响了她对作品内部时间结构的重视和把握,在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很显然陈列着两类时间即叙事学上所说的时间的双重性:一是叙事时间、一是故事时间。在此,“叙事时间指的是叙述行为遵循的时间顺序,是话语操作者根据一定意图安排的;故事时间指的是故事或事件本身发展的固有的自然时序。”[3]由于存在这两种时间,因而小说中就会经常出现“时间倒错”即发生于前的故事可以叙述于后,或从故事的中间开始叙述等;或者“时间的反差”即两种时间的巨大错位和落差。这主要体现在她作品中包含巨大心理能量的心理时间的运用,她常常将现实时间融入自我色彩的心理时间之中,借此表现个人化的时间,证实个体生命的存在。如《中国的日夜》中:

“他斜斜握着一个竹筒,‘托——托敲着,也是一种钟摆,可是计算的是另一种时间,仿佛荒山古庙里的一寸寸斜阳。”[4]

又如《等》中:

“里间壁上的挂钟滴答滴答,一分一秒,心细如发,将文明人的时间划成小方格;远远却又听到上午的鸡啼,微微的一两声,仿佛有几千里地没有人烟。”[5]

时间在此失去了刻度,变得模糊不清,心理时间与现实时间交错融合,尽现了人生苍凉的底色,给人们带来的是彻骨的荒寒。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时空。时间在小说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所以作家的时间意识既表现在表层结构上,又扎根于深层结构里,也就是说作为小说结构的要素,它既可以组成表层结构也可以显示深层结构。

如前所述,张爱玲深感时间线形流逝的焦虑和生命一次性的恐惧,因而她用古代的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对抗连续的、进步的、无限的線形时间观,从而构成了作品内部的结构框架。其中线形时间观认为过去、现在、未来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并可以通过单纯的否定过去而突显现在及未来的价值,表现在历史上就是不加审视地对历史进行批判,从而割裂了历史的承续性,成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而中国古代循环时间观则认为时间像一个圆,世间万事万物在经历了一个时间周期后又会回复到原点。它不是完全否定线性的时间观念,而是将其“纳入圆形时间结构中,把个体生命的不可逆转性融入和消解到宇宙的永恒轮回之中,把时间加以空间化,使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处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而具有‘同时的或‘共时的意义,它也强调生命在两极之间的‘摆动和‘重复,并视为一种宿命。”[6]从整体上说这是一个不断向原点返回的过程,追求稳定和对称的圆形结构,现在和未来都被纳入到过去之中。“过去”在张爱玲的时间意识里具有强大的魅力和价值,几乎她所有的作品都是对“过去”这个时间场的演绎,因为“过去”可以让她感到婉转和从容,而“现在”则只会给她带来不安和恐惧等情愫,由此“现在”与“过去”两个时间向度在同一层面上构成一种对话,这固然是一种时间结构,同时也是一种意义关系,包含着“过去”的时间碎片在“现在”的强调。在这里“过去”从未结束其存在,它是一种永恒的“现在”或者同“现在”一样具有现实性,而且“现在”对“过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去”瞬间的真实能否被捕捉到就是“现在”的使命。

同时,正如张爱玲极其重视对心理时间的运用,因而她巧妙地将连续的线形时间支解成断断续续的点,时间不再表现为“线”性,而是在不断返回过去的过程中趋于一个“点”,时间在此是彻头彻尾个人化的,是凝滞的。其本身不但包含了无限延伸的能力,极大地拓宽了小说的叙事空间,也使人生的多种细节浮出水面,从而在虚构、浮华的世界中突现尚未泯灭的生命力和真情。这本身也与循环往复的时间观有着极大地契合,中国古代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强调一种生命的偶然性,无数个体生命存在的偶然性纳入到一种必然运动的封闭结构之中,那些看似不经意的一个个偶然便铸成了张爱玲笔下人物必然悲凉的人生命运。

在线形时间观盛行的年代里,张爱玲独特的时间意识是从她自己生存际遇出发的一种自我反思和生命体验,体现出她强烈的个人倾向和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生命、诠释人生的方式,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种表情,也传递出她对生命本身绝望和悲剧式的体验和理解。

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她用时间这一叙事元素营造叙事表层结构上浮华与苍凉的对照,实际上则对其作品中的叙事深层结构具有重要的指向作用,那就是“幻”与“灭”的二元结构即爱与人性在普通人的“传奇”里熄灭的同时散发着凡人顽强的生命力和真情。[7]这种二元结构在作品中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她没有偏重任何一端,既有对人生的大彻大悟,也有对世俗风情的种种执着,从而形成一种稳定平衡的对照和制约。

灭的人生底色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表现为爱与人性的全面溃败和瓦解。《金锁记》中就充分展现了畸形爱欲的邪恶力量,将风光旖旎的爱情神话瓦解于无形,曹七巧一生都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因为对金钱的痴迷和疯狂,不但毁灭了她自己纯真的爱,也使她逐渐由被虐者变成施虐者,她干涉儿子媳妇的私生活,处心积虑地破坏女儿的幸福,残酷无情地扼杀了自己渴望但又得不到的爱情。《红玫瑰与白玫瑰》则毫不留情地解构了男权文化,张爱玲以一种同情和怜悯的心态进入被抽空了意义的男性世界,解剖男性孱弱和虚伪的人格,佟振宝表面上是一个传统道德规范下孝敬父母、帮助兄弟的正人君子,而实际上在不必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他也会去嫖妓,也敢与朋友的妻子暗自结情,但是一旦王娇蕊动了真情,他便惊慌失措了,他拒绝王娇蕊的那些理由显得那么无力和矫情。虽然在夜晚的时候,他想有一个真心爱的妻子时也分明有一种孤独与寂寞,但是为了维持那个“对”的世界,他就不得不为之了。同时面对被抽空了意义的男权文化世界,女性也依然是弱者,她们在强势力量面前只会主动退缩,如长安、葛薇龙等,由于她们的懦弱使得她们的爱情就像泡沫一样容易破灭。张爱玲犀利地审视着她们的劣根性,对金钱的贪欲、对生活保障的依附、对物质的迷恋和享受也是她们痛苦的根源所在。

幻的人生镜像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表现为一种生命力与真情的释放。可以说,张爱玲独特的生命体验使她对人生、世界产生一种虚无的漂泊感,因而《传奇》便被她抹上了整体上的苍凉即灭的底色,但她的敏感并没有使她放弃描摹普通人生活的具体细节,她着力从细节中寻找充满生命力与真情的生命华美。

张爱玲以整体勾勒与细节刻画的方式构成了其小说的“幻”与“灭”的二重结构,使她的作品呈现现实的苦难和未来的希冀的特征。她不偏不倚地使“幻”的表面华彩与“灭”的苍凉底色成为一对平衡的力量,既没有因为灭的苍凉而完全展示黑暗和虚无,也不会因为幻的华彩而造成喧哗和吵闹。张爱玲的小说也就在“幻”与“灭”的双重结构中以诗意的审美中和了现实的苦难,呈现了独特的文学品格。

注 释

[1]张爱玲.《〈传奇〉再版序》.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287页

[2]熊权.《幻与灭》.转引《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1期

[3]刘世剑.《作为背景的小说时间的设置》.《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02期

[4]张爱玲.《中国的日夜》.《传奇》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402页

[5]张爱玲.《等》.《传奇》.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377页

[6]耿占春.《叙事美学》.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03页

[7]熊权.《幻与灭》.《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1期

(作者单位:沈阳城市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