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中 博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3)



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双螺旋耦合研究

孙 中 博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3)

在空间、时间存在耦合逻辑的基础上，阐述了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耦合互动关系。城镇化建设使得小城(县)、镇地区成为资源要素的聚集地，吸引和激励了众多具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而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通过促进空间转移、就业与市民化转型推进了城镇化建设进程。同时，两者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相互影响，表现为双螺旋上升的态势，进而构建了双螺旋耦合模型，揭示了两者内在互动的协同性和规律性以及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具体模式，为管理者提供了相关启示。

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耦合；双螺旋

一、引 言

伴随着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蓬勃发展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从扩展城镇空间、促进就业和承接产业转移以及提高市民化程度等方面确实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在城镇化进程中，建设基础设施，改善商务环境，营造创业氛围，完善创业服务和支持，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和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进而提升其返乡创业的意愿，激励其返乡创业决策行为。

学术上，“城镇化”在社会学、政治学等研究视阈下获得了理论诠释，而“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农业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理论的支撑下获得了学术构建。实践中，城镇化建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创业是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这两个不同学科、不同主题的重要变量日趋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话题。很多学者的研究基于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进而寻找促进城镇化和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共同发展的方式，却忽略了这两个变量为什么以及怎样产生互动作用的过程研究，这不仅不利于对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本质和规律的把握，也导致了实践中存在一系列城镇化“质”、“量”发展不协调、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受限的现象发生。因而，有必要加强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互动关系的理论机制研究，深入系统分析两者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具体模式。

二、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耦合关系分析

(一)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内涵界定

城镇化建设的着力点第一方面在于使农民的生活区域由乡村转移到小城(县)、镇地区，身份转变为新城镇居民；第二是帮助新城镇居民实现就业转型，由农业从业者转变为产业工人或者自主经营者；最后更重要的是，要扩大政府供给的覆盖面，使新城镇居民享有与大中城市市民同等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福利，同时传播和普及城市文明风气、生活习惯和思维观念等，提高新城镇居民的素质，使他们具有健康的、文明的、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由内而外地实现市民化，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的“人的城镇化”。总而言之，城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是要通过空间转移、就业转型与市民化转型使“农民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李克强回答记者提问时讲到：“我们调研时，和农民谈到对未来生活的愿望，不少人用一句非常简洁的话表达，说是希望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好生活。在过去，这是奢望，但是如今城镇化为农民打开了这扇大门”。。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则致力于利用掌握的技术、经验、资金、关系等资源创办新事业，发挥创业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解决新城镇居民的就业难题，引领“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变以及“打工者”向“创业者”的嬗变。

(二)耦合互动关系的逻辑前提

1978—1984年的农村体制改革，开始推动城镇化发展，截止到1984年底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达到23.01%[1]17；1985—1995年城市体制改革是城镇化建设获得持续发展阶段，截止到1995年年底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29.04%[1]17；1996年至今，城镇化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中，中央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的议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先后提出兼顾大中小型城市、城镇的协调发展和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发挥辐射作用，建立城市群的主张。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2012年十八大报告着力强调实现人口的城镇化，由此可见，政府的高度重视使城镇化建设得以快速推进，截至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到56.1%。农民工返乡创业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万计的农民来到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务工，但是随着城市就业压力增加、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问题相继出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首次出现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回流”、由“打工者”向“创业者”嬗变的现象；特别是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一些跨国大企业相继加大投资，虽然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但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险、身份歧视等问题的推力以及一系列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等惠农措施的拉力下，2003年第二次出现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潮，导致当年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民工荒”；2008年出现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促使农民工返乡创业呈现“井喷”状态，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更是成为其中的主力军，掀起了返乡创业的高潮。因此，从时间上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过程伴随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浪潮，并且两者在新世纪后都逐渐步入发展的高潮期。实际上，这种同步很大方面得力于城镇化建设的“筑新巢”和“修好巢”对于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还巢”创业的吸引和激励作用。

空间上，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高度交叉、高度重合。从农民工这一群体代际的分化特点来看，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更高但是缺乏务农技能；不同于传统农民工“苦行僧”式节俭的消费方式，他们具有更高的物质追求，但是往往受限于消费欲望与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他们大多数参加过职业培训，掌握了至少一门技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社会资源，因此更加渴望也更自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独立、财富和成就；他们渴望摆脱“候鸟式”奔波迁徙的生活方式，转而彻底远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生活，长期留在城市，但是高房价、低学历、非城市户籍等问题的限制使他们面临“农村不想回，城市难安家”的困境，始终徘徊在乡村与城市的边缘地带；他们感受到城市的现代文明，渴望同城市居民一样被尊重，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交网络，享有同样的医疗、养老、教育权利，但是制度约束、观念障碍、身份歧视使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2]42-45。综合来看，现实中往往缺乏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理想的空间和条件。在城市实现梦想的脚步受阻，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即返回到环境熟悉、氛围温馨、认可度高的家乡，利用在城市务工期间所积累的资金、技术、经验创办能够盈利的新事业，实现当老板的梦想。这里“乡”的概念已经得以拓展，并不局限于传统农民生活的村屯老家，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返回到户籍所辖的、市场较大而稳定的、产业配套设施较好的、成本因子较低的小城(县)、镇[3]21-23。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在空间上形成了交集。

(三)耦合互动关系的具体表现

1.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了农村居民生活区域向城镇转移，并逐渐实现城镇空间的扩散。“归巢”和故土难离心理使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地选择在家乡所在的小城(县)、镇。这些受到城市文化熏陶、对生活质量有更高要求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会选择在城镇中心区居住和创业，促进城镇中心人口密度上升，住房需求旺盛。与此同时，在城市受到遏制的消费欲望被完全释放，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向舒适、享受转变，创业所带来的较高收益和自主弹性工作时间也为消费提供了便利，促进小城(县)、镇中心区对劳动力和市场需求的进一步上升，那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会逐渐向中心区聚集靠拢并投资，大量人口迁入城镇，人口数量上升。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配套服务和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周边郊区逐渐被纳入城镇发展范围内，排水排污、供水供气、客运交通等公用设施工程得以开展，城镇空间得到扩展。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帮助城镇化建设解决就业转型的难题，承接产业转移。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类型中家庭合伙创业占31.3%，这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我就业实现了自身及家庭成员就业角色的转型。而且，不同于传统农民工在创业时大多选择农业生产种植相关行业，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后更专注于结合市场需求与本地资源供给优势，发展中小型商业和中小微型加工制造业，其所涉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帮助周边群众解决就业难题。另外，城镇化建设不是单纯地盖房子，也不是简单地造城，更不是凭借出让土地而获得短暂收入，其关键在于在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下，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以自身造血机制和内部驱动力实现长足发展。可以说，城镇化建设离不开产业的支撑。近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生产要素供给结构的变迁以及产品市场需求结构的不断升级，导致其生产相对优势下降，在比较成本利益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向有条件承接这些产业的内陆小城(县)、镇地区转移。创业警觉性更强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善于将城市有潜力的资源项目引向小城镇地区，他们创办的中小微型企业能够围绕产业创业并延伸至加工贸易、外包生产、后勤保障等领域，激活本地优势，形成城镇小工业聚集区的块状经济(massive economy)，有效承接产业转移[4]93-98。例如，成都市的竹蒿镇曾经是著名的农民工流出地，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返回家乡，利用在城市所学习的技术和资源创建手工操作的加工厂，目前已经成为制衣、服装加工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模范镇。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促进产城结合、产城互动模式的实现。

最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推进市民化进程。实现市民化是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从内涵上讲，市民化一方面要求新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文化意识、思维观念、政治觉悟等向城市居民靠拢，另一方面要求政府给予新城镇居民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受现代都市文明熏陶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后能够将文明观、生态观、道德观、民主观、法律观、教育观等渗透到小城(县)、镇地区，并持续传播至周边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改变陈旧、迷信、保守的陈规陋习，引导新城镇居民向现代、低碳、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转变，逐渐提升新城镇居民素质。同时，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人口集中趋势日益明显，政府机构理所当然地承担起社会服务和供给的责任，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扩大医保覆盖面，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平等教育等。而且，维权意识更强的新生代农民工也能有效实施民主监督，督促政府机构履行职能，促进人口的城镇化。

2.城镇化建设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吸引和激励作用

创业行为是创业者在现有的创业意向和有利可图的创业机会的基础上，为实现创业目标所开展的组建团队、寻找融资、生产经营等活动。McMullen和Shepherd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创业计划行为和创业决策行为是核心和基础[5]132-152。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计划行为不可能完全以计划书的形式展现出来，更多的是存在于脑海中的思路和蓝图。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行为全部受到创业计划意向的支配，在众多研究成果中，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被认为是解释创业计划意向最强有力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在个体的主观性规范、感知行为的控制认知和主观态度的共同作用下，可以更大程度地解释创业计划意向变异[6]179-211。主观性规范是创业者运用他人标准对创业行为的主观感知，来源于舆论压力；感知行为的控制认知是创业者对促进或者阻碍创业行为因素的判断，来源于自身能力和外部资源两方面；主观态度是创业者对创业行为的整体综合评价，来源于先前实践者的生存状态。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可见，家乡人对返乡创业的态度、对自身能力以及外部资源获取的担忧、先前创业者的生存状态三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计划意向产生影响[7]50-55。城镇化建设的三个基本任务是实现空间转移、就业转型和市民化转型，其方式是通过建设基础设施，改善商务环境，完善社会服务等措施来实现的。具体来说，在“归巢”心理情感吸引的基础上，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农民工返乡创业活动，积极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使小城(县)、镇地区形成了认可创业、理解创业、支持创业的良好文化环境；持续开展法律、会计、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培训，提高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并制定相关政策给予税收、财政、土地、融资等方面的保护政策，提供创新信息、创业项目、审批、登记、法律志愿等服务，给予新生代农民工足够的外部支持；宣传创业典型，使潜在创业者看到返乡创业的确能够获得成就、财富和地位，而且创业成功者并不是那些具有特殊资源的人，实现“老板梦”并不是遥不可及，提升其对返乡创业的积极态度，强化创业释放个人价值的内驱力。由此可见，作为社会发展主旋律的城镇化建设对新生代农民工向家乡地区靠近的吸引力，是其返乡创业计划行为的基本因素。

创业决策是典型的风险决策过程，因为创业者既没有先前的生产经营经验和数据可供参考(尤其是那些处于新兴行业的创业者)，也缺乏系统的决策政策、程序和可以预测未来的市场信息[8]631-637。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认为，风险决策行为分为编码和评估两个过程，分别具体表现为信息的收集处理过程和判断过程。进而可以将创业决策的编码和评估两个过程具体化为创业机会搜索和创业机会评价过程，而其中，机会的评价又对创业决策行为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9]263-292。市场就像一张大网，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是网上面的一个个节点，虽然分工和交易把每一个市场主体连接起来，但是由于市场知识具有分散化的特性，很多交易无法一一实现，这样就存在消费者未被满足的需求，即创业机会，可以说，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断档”现象创造了创业机会[10]333-349。传统的二元结构导致城乡经济发展及居民收入存在“势差”，但是随着城镇化建设加速，新城镇居民实现了生活空间转移和就业转型，收入不断提高，“势差”逐渐缩小，其消费倾向、消费能力、消费方式逐渐升级，对原本在城市销售的商品产生新的价值需求，为具有强烈创业计划意向、致力于搜索可行创业项目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和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从创业机会的评价过程来看，需要经历外生力量(宏观环境、产业环境)和内生力量(资源和能力)评价[11]94-97。政府机构基于本地区位和资源优势，改善宏观环境，兴建农民工返乡创业集中区使宏观环境和产业环境得以改善，并且政府提供相应的供给支持(财税、金融、土地、教育、培训、服务等)，提高了创业者资源获取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弥补了新生代农民工小本创业所具有的天然弱质性和风险承受力有限性的不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信心，激励他们的创业决策行为。

综合来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要求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为动力，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要求以城镇化建设为基本土壤，两者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过程中耦合发展。

三、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双螺旋耦合模型构建

(一)双螺旋结构关系

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既包括单纯经济增长的指标，如小城(县)、镇地区GDP、居民收入等，还包括建设民主文明的社会环境，构建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解决居民就业、医保、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

城镇化建设借助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力量从两个层次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第一，居民生活空间的转移和就业转型促进经济“量”的发展。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者之中，消费需求又是第一要素。在由农民转变为自主经营者和产业工人之后，新城镇居民的收入有所提高，购买能力增强，消费倾向和消费方式也发生转变，这种旺盛的城镇消费需求能够吸引投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实际上就是一种投资，他们兴建的中小微企业、商业部门能够将城市前沿产品的销售体系延伸到城镇地区，扩张商品的服务范围，促进当地经济繁荣。第二，市民化转型驱动经济“质”的飞跃。新生代农民工返乡能够将城市的文明和谐氛围、民主维权意识、健康生活方式以及生态环保的理念引入小城镇地区，督促政府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扩大社会保障覆盖力度，悉数解决居民的医保、子女教育、养老等难题，进而促进社会发展。

创业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离不开城镇化建设的支持和调节。其一，创业计划行为来源于对地区创业环境的认可和宣传，是激活创业基因、将个体创业转化为种群创业的最基本前提，由此可见由于创业活动还没有具体实施，所以创业计划行为更多地体现在对经济发展的隐性驱动力。只有创业计划行为与创业条件相结合才能够将隐性驱动转化为显性驱动，而创业条件提供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城镇化建设[12]33-34。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城镇化建设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显性驱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其二，创业决策行为这一过程涉及机会的搜索和评价，城镇化建设速度越快质量越好，提供的资源和服务越全面，越有助于改善商务环境，越能够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寻找到创业机会，降低创业风险，提高后续机会开发的成功率，促进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缺一不可，地区经济发展就是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得以实现的。如果城镇化建设进程快速推进，但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活跃度低，则创业型经济无法取代打工经济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发展速度和质量将受到影响；如果区域内城镇化建设滞后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那么创业对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驱动作用将受到挑战，贡献度也随之变弱。

(二)双螺旋耦合模型解释

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双链条，是以双螺旋的形式耦合存在的。图1可以清楚地看到围绕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轴线，两者存在的双螺旋耦合结构。这种形式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互为基础和动力的耦合关系使两条曲线作用的发挥呈现相互缠绕的趋势；另一方面，两者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向驱动作用程度是相互影响的，且两要素的自身结构和过程(剖面图)使得其作用的发挥是螺旋上升的。

图1 城镇化建设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双螺旋耦合模型

四、结论与启示

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在时间上、空间上存在耦合逻辑，在实践中互相支撑，相互为对方提供前进动力，存在耦合互动关系。而且，两者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相互影响，表现为双螺旋上升的态势，进而构成了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双螺旋耦合模型。模型实际反映了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协同性和规律性，这种互动机制具有传导效应，能够通过“片区整合”传导至整个经济社会，是影响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

研究给我们一定的启示。第一，双螺旋上升的态势说明，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不是单独运营的个体，而是相互促进相互扶持的有机系统，因此从整体上看政府及行政机构要同时给予两者同等重视，将资源合理分配，不能厚此薄彼，否则一方的落后也将带动另一方向低水平发展，最终影响地区发展甚至整体经济社会的进步；第二，新常态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质”“量”同步发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这要求政府机构运用多种手段吸引和支持返乡创业者。首先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计划行为，政府机构要承担起导航员、培训员和服务员、宣传员的角色，化解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因素。具体来说要营造认可创业、支持创业、理解创业、宽容创业失败的良好氛围；完善返乡创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度，制定包含审批、登记、法律支援在内的一条龙创业服务；宣传创业典型，带动个体创业向“种群”创业发展。其次，以地区优势和资源优势为基础，兴建“创业基地”“创业园”等创业集中区，为处于搜索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和创造更多创业机会，改善宏观环境和产业环境，提供资源支持，提升机会评价等级，降低创业风险，激励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决策行为，引领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变。最后，尤其重要的是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的障碍，多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在返乡创业过程中的障碍因素，并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措施，解决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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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卫波]

Research on Double Helix Coupling of th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f the Returned New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SUN Zhong-bo

(Jil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Changchun 130013，China)

Based on the coupling logic between spatial and temporal，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f the returned new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small cities (counties) and towns are becoming the gathering places of resource elements， which attracting and motivating a large number of new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return home to start a business venture；while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by promoting the transfer of living space， employment and citizenization. Meanwhile， the effects on the region’s economy from the two variables interact on each other， which manifest as double helix upward trend. Then this paper builds a double helix coupling model to reveal the coordination and regularity of the two variables and the specific model in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to provide the inspiration for administrators.

Urbanization；New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Retur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Coupling；Double Helix

10.16164/j.cnki.22-1062/c.2017.04.025

2015-10-24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6B125)；吉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0170418006FG)；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规划项目“吉林省创业失败者再创业问题研究”。

孙中博(1984-)，女，吉林长春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F323

A

1001-6201(2017)04-014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