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政锐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宋徽宗的崇宁末至大观初年，其时，距北宋灭亡还有二十余年。其画面宏阔，人物繁多，市井、舟桥及屋宇惟妙惟肖，观之如置身其中。《清明上河图》图展现了北宋的富庶与繁华，深刻地表现了社会深处民俗与自然的和谐。但揆诸于史，北宋末年早已积贫积弱，作为文化大师的宋徽宗，他的政治考卷是不及格的。一幅百科全书般的画卷，怎么可能对风雨欲来的大时代视而不见？仔细揣摩画卷，如果足够用心，我们能够发现，在富丽繁华的背后，作者也展现了一幅焦灼而又无奈的衰景。

明朗春日的郊外

画卷是从开封郊外徐徐展开的。这是一个的晴朗春日，树木稀疏，流水淙淙，远屋近舍，错落有致。时而有运炭的驴队穿行其间，又有踏春归来行进的队伍。画面近处，有五人在赶路，老翁与老妪均骑驴，另三人步行，似家人，又似脚夫，颇显风尘之苦。在他们头上不远处，是一个垂垂欲坠的断头废柳。这是一株苍老的柳树，树冠与树干已完全分离，巨大的树冠即将砸落，而树旁的行旅之人却对此毫无所知。断头残柳与恬静舒朗的画面是不协调的，它与茶楼酒肆的繁华以及车船舟桥的富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画家的笔下，摇摇欲坠的树冠，恐怕也是对时代的隐忧吧。《清明上河图》算是“应制”之作，画出来是要给徽宗皇帝看的。张择端自然要表现盛世的繁华，但现实并非如此。《宋史·徽宗本纪》载崇宁元年事：“是岁，京畿、京东、河北、淮南蝗。江、浙、熙河、漳、泉、潭、衡、郴州、兴化均旱。辰、沅州徭入寇。”蝗灾与旱灾并存，贼寇横行，还不包括北方金国的窥伺。内忧外患已成，再谈清明与盛世，恐怕只是自欺欺人了。以此史实反观《清明上河图》中的“断头残柳”与其说它是一个写实的残柳，毋宁说是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了。

画面继续延展。在断头残柳的不远处，一匹脱缰的马因受惊正在狂奔，三个人，可能是马夫，都急急地在后面追赶，路边一个老翁正慌忙躲闪。遗憾的是，在《清明上河图》流转过程中，惊马的前半身因残破而缺失，我们无法看到奔马的惊恐之状。似乎受到马的惊吓，不远处茅棚内的一头驴也受惊发狂。茅棚似一处简陋的酒肆，主人坐下，举酒欲饮，被拴在柱子上的黑驴便四蹄乱蹬，仰天长啸。惊恐，慌乱，不安，接踵而至。

风雨飘摇的北宋如船沉浮

马与驴是宋代的主要交通工具，遍观《清明上河图》，却是驴多马少，这是北宋社会现实的一个客观写照。北宋时期，盛产良马的北方及西北地区，为辽和西夏所占据，微薄的贸易数量无法满足北宋对马的需求。为了控制马的价格，政府甚至限制私人对马的圈养与买卖。对于大量马匹的放牧，北宋政府后期采取了“官马民养”的方式，即由民户饲养政府的马匹，政府减少其相应赋税。《清明上河图》中的奔马很可能就是“官马民养”的情况。在宋朝，马是官员及富人的出行工具，驴则成为百姓的主要交通工具。由此，宋诗中出现了大量的驴意象。苏轼有“往事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陆游有“此身还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马和驴都出现了问题，是极具典型特征的一种行为。画家所昭示的内涵不是“清明”，而是一种“反清明”。马与驴的惊慌是否暗示着张择端对未来的惶恐？着实令人深思。

古人的出行只有兩种方式，一为陆路，如上所言，主要的交通工具为驴和马；一为水路，交通工具当然只有舟船。陆路已出现了问题，水路当如何呢？我们不妨顺着画卷继续向下看。汴河来往船只繁多，大小商船、客船往来穿梭，蔚为壮观。汴河是沟通南北的重要水路，南方粮食通过它大量运到汴京是北宋得以建都于此的重要原因。汴河最繁华处，当属虹桥。虹桥上人流如织，商贩林立。桥下，一个大型客船正欲通过，但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船上桅杆已经倾倒，一场不可避免的事故即将发生。船工们纷纷用竹篙撑船，以摆脱险境。桥上看客或指点，或惊呼，亦有人向桥下抛掷绳索，试图缓解危险。此船的浮沉，不禁令人联想到风雨飘摇的北宋，这或许也是画家的思考。

如何度过我们的时代

中国的哲学，无论儒道，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最深刻的哲学思考定义为“道”。无论“道”的内涵有多么深刻，它的最基本意义都是指道路。只有道路通达了，才能走得远，若舟车倾覆，罔谈其它。属于大宋王朝的道路确实出现了问题，张择端通过他的画笔，进行了无声而又隐秘的表达。

在徽宗大观初年的某日，张择端终于完成了此幅长卷的创作，并将其呈献给徽宗皇帝。宋徽宗对此赞赏有加，并题曰“清明上河图”。此“清明”非指时序，而有政治清明之意。放眼观去，《清明上河图》人物繁多，屋宇富丽，舟船街市，靡不繁华，此正是政治清明之表象。但看似繁华、清明的背后，却隐藏着令人尴尬的衰景。在惊驴的不远处，有一简易茶棚，一衣衫褴褛者立于棚外，看似饥渴难耐，但脱光衣服也找不到一文钱。他的生活出路在哪？虹桥下舟船将覆，桥上却狭路相逢。坐轿文官与骑马武官互不相让，轿夫与马夫各倚其主，争吵不休。轿左有一毛驴逆向穿行，毛驴在左侧，又是人群，拥挤不堪。以上种种衰景，难以称之为“清明”。

北宋末年，即使没有外敌入侵，经济亦难承其重。文人优渥的生活，政府大量的岁币，使得政府财政积重难返。若逢水旱蝗灾，则流民遍地，饿殍满野。《清明上河图》只有一个类似乞丐者，并非史实，当是作者为粉饰太平而曲意为之。但既然绘入此人，又是作者有意为之。对于高高在上的宋徽宗而言，这种隐忧他或许无法读懂。有宋一代，皆崇文抑武，文武桥上争路或许就是张择端对现实政治的理性思考。徽宗时期，蔡京当权，其文化素养与徽宗几与伯仲之间，但他对武官的压抑，对禁军统治的无度，直接导致金兵迅速占领汴京。

士兵本身的松弛无度在《清明上河图》中也有所表现。在汴京城门外不远处，有一军士驻扎场所，九名士卒或坐或躺，军容不整。令人不忍目睹的是，在门旁左侧柳树下，一个官阶似乎较高的军士，居然脱掉了裤子在树下假寐，他的护兵背倚门墙，正在为他缝补外裤。在绢纸设淡色的画面上，我们能够看到此军爷淡红色的内裤。散漫而懒惰，似游手好闲，这就是士兵在《清明上河图》中的形象。在城内，有挥鞭纵马车疾驶者，有论者认为这是北宋的厢军，在人流汹涌的大街上纵车狂奔，或许只有这些厢军能做得出。或是无所事事，或是任意横行，这样的军队如何抵御外悔？

《清明上河图》不仅是一幅跨越千载的名画，在它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历史隐秘元素。张择端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他的描摹基于现实的思考，这种思考来源于那个令人忧患、令人不安的年代。繁华背后隐藏着衰景，我们在读《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或许需要思考，应该如何度过我们的时代，如何让我们的时代变得真正“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