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待遇的西方古典二元经济结构思想演进

2017-07-05李明超

理论导刊 2017年6期

摘要：二元经济结构思想起源于西欧国家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变革，成型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二元经济结构是一个具有特定经济与社会意义的历史性概念。在经济史上，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特征是存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发展过程。古典二元经济结构思想主要涉及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根源在于由不同群体构成的差别化的待遇结构。以历史社会学为视角，将古典二元经济结构思想演变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进行审视，启示我们，应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刘易斯拐点”到来，关键在于改善待遇结构。

关键词：古典经济学；二元经济结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待遇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71-05

二元经济结构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在国内外引起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作为由不同部门产业特性导致的生产力水平、收入分配方式和商品化水平的自然差异，二元经济结构是经济系统自身演变的内生产物，对社会结构演变尤其是其中社会群体的待遇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待遇是社会主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和享受，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发展环境，从外部包括人类社会、自然界、国家等所获得的一切社会条件、社会关系，以及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相关的一切事物，可以涵盖权利、权益、权力、利益、公民权、福利、公共服務、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1]回顾西方经济思想史，从“二元结构”概念提出到“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形成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宽泛到具体、从古典到新古典的漫长过程。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杰拉德·库特指出：经济思想必须是相对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言的，必须始终是政治经济学，理解经济思想必须与当时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期间，当英国的繁荣与强权如日中天时，这个国家曾有许多人把古典经济学及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当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亚洲经济体的兴起，尤其是中国经济非比寻常的增长以及最近的世界金融危机，再次让我们想起英国历史经济学家的核心论点：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无论其表达方式多么完善，都只适用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2]历史社会学以制度变迁为视角，对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察，在理论方法上综合使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手段，注重宏观和微观、历史和社会、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为我们结合社会进步客观地考察经济思想发展历程提供了新的视角。[3]当前学术界对于二元经济结构划分仍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二元是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有学者认为二元是工业和农业，有学者认为二元是城市和农村，甚至还有学者将城乡二元结构既作为经济结构也作为社会结构来界定。基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工农业关系和城乡关系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二元经济结构，需要回归到历史时空的维度中结合经济史加以分析，方能厘清其发展的来龙去脉和问题实质。

一、工农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的演化进程中，以斯密（1723-1790）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进行了创造性研究，为现代经济学创立奠定了基础；以马克思（1818-1883）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其提出的从资本积累到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含义；以威廉·阿瑟·刘易斯（1915-1991）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创立二元经济理论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刘易斯发现了劳动力转移及乡城人口转移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可以从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得到验证。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4]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古典经济学家在英国有配第、斯密和李嘉图，在法国有布阿吉尔贝尔、魁奈、杜尔阁和西斯蒙第。在二元经济结构思想演进中，主要涉及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其共同点在于将劳动力市场假定为实际工资为生存工资并且劳动力无限供给，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都认为只要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5]鉴于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说基础上，所以本文将其纳入西方古典经济学范畴。

从思想传承的角度来看，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以古典经济学先驱配第、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魁奈认为，一切利益的本源在于农业，与农业这个主要生产部门并存的还有一个小小的非农业部门，以提供劳务、手工业产品和贵族阶层所需要的其他产品为主要任务，只有农业才能够生产“纯产品”，因为农业创造物质财富，工业只是变更或组合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只是物质财富的交换。[6]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农业、工业二元经济结构思想的萌芽形式。随着工业革命引发的工业化进程启动，通过针对工业化时期各种现实问题的研究，古典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理论逐渐成型。此后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比例问题的论述、李嘉图关于工业胜于农业的分析、马尔萨斯关于工业和农业两个主要经济部门构成的阐述以及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学说都是这方面的体现。[7]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在一些关键的发展问题上都作出了系统的阐述，并对当时的经济社会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8]特别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最先提出并使用“经济结构”的概念，为古典经济学研究二元经济结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斯密对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等经济思想进行了阐述，认为人的能力差异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存在，分工能够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9]在关于工业与农业关系方面，斯密明显受到了魁奈经济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只有在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维持自己生活还有剩余时，才能把这些剩余农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提供给城市居民，从而维持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这样的社会分工直接推动了城市工商业产生。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要首先改良或发展农业，只有增加足够的农业剩余产品，才可能供养更多的城市居民，从而增加新的城市，但新城市增加的速度不能超过农业剩余产品增加的速度。[10]这表明斯密已经认识到，农业劳动生产率要确保超过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并进一步提高，这样才能支撑城市工商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斯密还指出，“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农业发展必先于工业。无论在什么政治社会里，城市工业等部门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应当与农业相协调，甚至要依照农业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按比例地发展。[11]但与传统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相比，斯密又认为农业并非是国民经济唯一的生产部门，其他部门在价值形成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凡是人类劳动，都会创造财富，从而形成价值，财富是劳动的结果。

马克思作为古典经济学批判的继承者，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点，在涉及杜尔阁、魁奈等重农学派经济学家关于农业基础论的分析时，不但给予了肯定评价，而且在引用其中部分观点时对其有所延伸发展和补充完善，从而为提出马克思主义工农业互动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工业革命后，西欧国家经济处于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中，从家庭到工厂、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大规模结构转化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其中又以英国最为典型。[12]马克思以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为研究样本，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英国城乡之间人口迁徙和要素流动的发展规律，明确提出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城乡二元关系的巨大变化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他认为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城市作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不是城市产生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推动了现代工业城市的崛起”，产生了现代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确立了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形成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城市区域的集中，两大阶级的直接对立和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城市运动或城市革命。城乡关系的变化是资本主导城市化进程的体现。在马克思看来，城乡差别是城乡分离和对立的一种特殊表现，城乡差别主要是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差别。[13]

理解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关键在于揭示农业生产领域如何能够大规模集聚剩余劳动力。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农业与工业二元结构最大的争论来自于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从二者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当时经济学家对待农业和工业的不同态度。李嘉图在很多方面继承发展了斯密的理论，更加重视收入分配的作用，直接推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顶峰。李嘉图认为：“当一个国家的财富和人口增加时，如果农业未能改善，谷物价格将上涨，这种趋势有利于农民，但地主得到的好处更多。财富和人口增加的背后还有资本积累，它为国家开创工业职业。随着谷物涨价，不但使地租上涨，而且城市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也会提高，他们的工资以能购买东西多少衡量，必然被压低到勉强维持最低生活的水平，因为国民收入越来越大部分落入地主之手。”[14]由于削弱农业存在压缩资本利润并进而影响资本积累的问题，李嘉图反对限制谷物贸易的谷物法。马尔萨斯认为谷物价格上涨有利于国家财富增长，因为地主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高度一致，“谷物真实价格降低，会阻止人们进一步改良土地……促使人们抛弃已改良的土地”。谷价降低会导致农业中投入的资本减少和农业产量降低。同时，马尔萨斯考虑到农业人口过多转移到工业领域就业会对国家安宁与幸福造成不利影响，认为工业领域过快的资本积累可能引发普遍的供给过剩。因此他提出：“为使我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免于巨大的厄运并得到巩固的幸福，我毫不犹豫地认为我国的农业最好是和工业齐头并进，纵使是要使工业的发展受到某種程度的阻滞也在所不惜。”[15]所以，在马尔萨斯看来，只有农业稳定发展，国家发展才有稳固的基础。李嘉图认为地租只是价值而非财富，工资、地租、利润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工资和地租上升会相对减少纯利润的比例，高地租不利于消费者。[16]

古典经济学关于工农业地位和发展战略意见的分歧不仅反映了工业化时期英国等西欧国家土地主与新兴工商业者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直接推动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国家的裂隙往往表现为农村缙绅和城市居民的对立，1815年后这种对立在谷物法和保护农业的一般问题上日益加剧。”[5]在发展经济学、经济史等理论研究方面，对一些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为优先发展工业而以低粮价从农业中获取资本积累的政策，曾引发学术界诸多争论。在许多经济史学家看来，工业化的进程就是农业中形成大规模严重过剩劳动力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业的内卷化。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不是表现为地主阶级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表现为乡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和城市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

二、城乡关系：刘易斯对古典二元经济结构的拓展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是衔接古典经济学、填补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断裂带，乃至启迪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增长理论。尽管刘易斯在研究时大量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但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的研究仍基于古典主义理论框架，所以本文将刘易斯的经济思想归入古典经济学范畴。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处时代相似，刘易斯所研究的拉美国家在战后也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历程，并且面临着更加复杂和困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问题。从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来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明显受到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其称为“古典二元经济理论”。

作为一种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潮，立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结构主义方法被引入经济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4年，刘易斯在公开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正式提出二元经济理论，这是结构主义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17]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立足于19世纪及其之前的西欧国家发展历史，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是针对20世纪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但他们的理论都是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经济变迁，试图解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劳动力转移问题。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来源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基本特点的认识和对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的研究，并且把这种研究与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积累理论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套解释经济发展机制的理论体系。为此有学者认为，鉴于二战后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失误及其教训，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应该是参照当年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概括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8]

刘易斯作为结构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和分析方法，他在创立二元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受到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深刻影响。刘易斯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吸收了罗宾斯关于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并主张研究发展经济学应回归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刘易斯重读了19世纪古典经济学大师们的著作，特别是斯密、李嘉图、莫尔和马克思的著作。在他看来，这些著作描绘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而这些经验现在可以用在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刘易斯认为，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种现象和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英国类似，斯密在《国富论》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论述为刘易斯研究当代工业化提供了蓝本。[19]刘易斯非常重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代表作，在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曾经提醒读者要认真阅读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注意资本剥夺农民土地的历史事实。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出版之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英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达德利·西尔斯称赞该书为“20世纪第一本继承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旨在解决经济增长、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和宗教学说之间关系的著作”。[9]以皮埃罗·斯拉法、琼·罗宾逊和卡尔多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同样对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著作很感兴趣，他们与刘易斯一样，都非常重视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方面的理论学说。[20]

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中，刘易斯认为自己与斯密的观点最为接近，而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观点在他看来太过于悲观，因为他们预言世界人口的增长最后将超过经济资源承载的极限，并最终导致贫困和其他大灾难。斯密对于经济发展较为乐观的预期深深地影响了刘易斯，这为他坚信未来经济的良好前景并投身发展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虽然马克思关于城乡关系的论述引起了刘易斯的关注，但在刘易斯看来，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太过于理论化和空谈理论，太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作用，[19]这些方面构成了刘易斯与马克思关于二元经济思想的最初分歧。在分配理论方面，刘易斯则认为应首先考虑资本家的利益，由于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可以雇用到无限的劳动力，因此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全部利益归资本家，资本家利用这些收益进行资本积累，直至资本积累速度赶上人口增长和剩余劳动力消失。这里的资本家是可以将剩余价值用于扩大生产和就业的工业资本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多的将劳动力问题和人口增长问题联系起来不同，刘易斯关注的是农村生产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21]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刘易斯认为应该通过体制创新和机制设计来促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步后，形成了主要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部门和以现代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部门并存局面，由于资本主义部门中劳动者的工资较高，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向现代资本主义部门转移，直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为止，这时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善，工农业将实现均衡发展。[22]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的经典范例。出于对刘-费-拉模型的反思，1967年乔根森试图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结构性发展问题，哈罗斯和托达罗拓展了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新古典和新兴古典经济学影响，发展经济学家逐渐放弃了一般性的纯理论演绎分析，开始根据各国国情对经济发展实践进行经验分析，更加注重对造成经济不发达的原因和机制进行研究，特别是高度重视国家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诸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23]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从宏观层面揭示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和过程，并提出通过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来化解二元经济结构，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古典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思想评价及现实启示

作为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相对稀缺的工业化进程亲历者，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将工业部门资本的持续积累视为推动经濟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认为只要工业部门维持足够的资本积累，就能招募到足够的劳动力投入生产，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正常运转。[24]针对资本积累，有学者重点研究了资本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如何实现优化配置，有学者重点研究了利润率降低、资本积累放缓和经济增长停滞背景下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长期趋势；有学者重点研究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由于失业率上升和购买力下降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总体来看，古典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要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增加生产投入和资本积累，改进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待遇分配机制；其次要有良好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配套条件，提高成果转化水平。这样，关注经济增长以及与此相关的产品交换和待遇分配问题，研究社会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规律及其相关政策，就成为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基本特征。[5]

虽然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有很多共同点，但同时存在诸多不同点。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方面，古典经济学家各自所提出的转化和增长路径各不相同：斯密乐观地认为国民经济将长期保持增长趋势，随着资本积累在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并扩大生产规模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马尔萨斯对经济增长趋势表示悲观，认为社会人口增速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一旦超出农业生产领域的供给能力，就会深陷“马尔萨斯陷阱”。巴顿乐观地认为实际工资下降会为生产商带来更多利润并助推资本积累、社会就业，首先会出现人口和资本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的现象，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生活水平提高，资本将有可能从工业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李嘉图受马尔萨斯和巴顿的双重影响，却悲观地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尤其是工业部门扩张，农业部门的土地供应减少将会导致地租增加，进而影响资本积累，工资增长停滞则会影响社会消费能力提升。马克思围绕资本积累提出了清晰的经济发展框架，即资本原始积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劳动力剩余——产业后备军——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矛盾激化——经济危机——制度变迁。[1]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会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积累反而会减少就业，因此随着向工业转移的就业人口越来越多，工资水平将会下降。这一点不同于多数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资本积累增加就业和产出”的观点。马克思重视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这直接导致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悲观预期。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储蓄率提高、投资扩大以促进资本积累的过程，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重点在于资本积累，由于资本源源不断被投资于生产领域，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持续扩张，吸收更多的人从传统农业部门进入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就业，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消失为止，从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5]

刘易斯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局限于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特殊情况，从长期来看资本积累还是提升了就业和生活水平。刘易斯提出了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三大假设：支付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就可获得无限劳动力供给；工资水平保持不变；城市不存在失业人口，且城市工业部门再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二元经济结构如果没有其他阻碍，资本主义现代化部门将一直扩大到将剩余劳动力吸收完为止，“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模型提出这一点，因为他们都过高估计了人口增长率。”[25]由于新时期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就能马上找到工作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加之对乡村中大量存在的农业隐性失业人口预估不足，由此导致了刘易斯等人崇尚资本积累的发展理论在拉美国家实践的结果并不理想，多数国家经历了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或“拉美陷阱”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使得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速度放缓。刘易斯发现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结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可以从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得到验证，他本人和追随者都倾向于把工业化撇除在二元经济之外。[26]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于认识我国劳动力转移过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2004年以来“民工荒”愈演愈烈的部分沿海发达城市，“刘易斯拐点”是否真正到来已经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由于我国的“民工荒”与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对农民工社会排斥具有相关性，从客观上助推了各地政府探索诸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的各项改革。[27]

虽然西方古典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与现实中的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转化并不完全符合，但是欧美发达国家在成功应对工业化挑战之后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都有所提高，并且实现了大部分农业部门的劳動力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人口非农化和城市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学习的榜样。从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对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延续和继承主要体现在财富增长、经济发展、产业分工等具体理论成果上，其中二元经济结构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只着眼于其中某一方面。比如，土地问题一直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与城市土地国有制并存，形成了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导致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相对特别且复杂，尤其是农地征收问题十分突出。但解决农地问题不能只考虑农业和农村，还应将其与城市土地管理改革统筹考虑，在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情况下，逐步推动我国耕地流转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结构改革。再比如，在我国教育、卫生、就业、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依然存在城乡二元、地域差距的背景下，不能只在传统“三农”范畴内讨论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或是只重视城市发展、忽视农村发展而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扩大，而应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待遇为突破口统筹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围绕“同城同待遇”的发展目标，一方面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推进新型城市化，加强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力度，使各类发展要素尤其是新增的高素质劳动力配置在收益更高的部门，全面提高社会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工业反哺农业和保护弱势农业两手抓，特别是要确保农业基本用地18亿亩的红线不能突破。

应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刘易斯拐点”到来关键在于改善待遇结构。在当代发达国家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古典主义范式下对工资和劳动力供给的假定已不复存在，但在处于城市化加速期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今后更长时期，二元经济结构将会长期存在，我们要高度重视并着力改善二元经济结构，而不是急于一时即刻消灭二元经济结构。基于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回顾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结构演进的思想脉络，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刘易斯拐点”到来之际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具有现实意义。改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努力构建协调、集约、可持续的中国特色二元经济结构，即新二元经济结构，既要关注产业结构改革发展生产力，也要关注社会结构以调节生产关系，做到解放生产力和优化生产关系同步推进。解决二元经济结构所涉及的诸多社会矛盾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力量，而要在政府主导力、企业主体力、市场配置力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为应对“刘易斯拐点”带来的用工荒，各地政府部门和企业必须更加重视进城务工人员等流动人口的待遇问题，主动改善劳资关系，逐步提高企业工资水平，努力维护并提升流动人口的“同城同待遇”水平。

参考文献：

[1] 王国平.待遇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1-195.

[2] 杰拉德·M·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经济史学科的兴起与新重商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中译本序言.

[3] 李明超.历史社会学兴起的学科基础探析[J].学术探索，2008，（4）.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36.

[5] 邵晓，任保平.古典主义范式下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理论述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6] 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政治算术[M].商务印书馆，1981∶23-24.

[7] 周冲.西方二元经济理论述评[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8] 樊士德.结构主义经济学研究动态述评与中国经济结构[J].社会科学战线，2009，（6）.

[9] 徐滨，高潮.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对工业革命经济社会发展的阐释[J].历史教学，2008，（12）.

[10]郑秉樟.古典经济学家的农业经济思想[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商务印书馆，1972∶346-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