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士豹

伯父影像

◎颜士豹

“我又来了，又来了，

穿过万里风云，

从遥远的开花的南方，

来探望你卫河岸上的小镇。”

这是我的伯父雁翼在《致馆陶》里的诗句。

伯父从少年时代离开故乡投身革命，南征北战，三次负伤；后来又东奔西忙，呕心沥血，“把心交给诗神”。他的一生一共有多少次回过故乡，我没有细考过。

我第一次见到伯父，大约是在一九六九年的时候。伯父的这次回故乡，是送林弟和洪弟到乡下来边读书边接受家乡亲人的教育的。当时我正在本公社的中学读初中。我有幸第一次在教室的讲台上见到了伯父。伯父是应校领导的邀请给我们上文学课的。他简略讲了他走向文学道路的过程，接着讲了他的《激浪集》《白杨颂》等。他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时而把我们带入硝烟弥漫的战场；时而又把我们拉回激浪滔滔的黄河，还有那浓浓的乡情和对大自然的赞美，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和信心。演讲结束后，师生们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伯父招了招手，又点了点头。我细细打量伯父：不太高的个子，浓眉方脸，一头后梳的华发。眼神中透着睿智和才情，紧抿的嘴角流露出刚毅和执著。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萌生了一个想当“诗人”“作家”的念头。后来我从学校回村务农，试着写了几篇小东西，我真盼望伯父的再次回归，好当面向他讨教。但同时又心有余悸：像伯父这样的名家他会理睬我么？

一九七五年夏天，伯父回到了故乡。但是伯父的这次省亲心情是沉重的。他的父亲——我的本家的聚爷得了绝症。伯父边照料老人边应酬前来探望的乡亲和县里来的客人。挨到晚上我得以和伯父面对面对话。我袒露了心迹，伯父接连说了几个“好”字，没有半点儿厌倦之意，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

我清楚地记得，那夜月朗星稀，风儿轻拂。伯父安顿好聚爷后，把我约到院外，问我都读过什么书，习作的内容是什么，我一一作答。接着伯父拿出一盒“人参”牌香烟，抽出一支递向我，我忙说不会。伯父自己燃着一支，若有所思地抽着。他一方面鼓励我，一方面向我讲述了搞创作的基本知识。有些话我似懂非懂，有些话我根本不懂。我还向伯父提出了许多问题，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所谓的“问题”是幼稚得不能再幼稚。但伯父却丝毫没表现出鄙夷的神态。在不知不觉中，夜已深了。我知道伯父已经累了，明天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去做。我劝伯父早些歇息，伯父说：“好——咱俩明晚接着聊。”临走前，我把自以为“满意”的两篇小说留给了伯父，伯父说一定要看。

到了第二天晚上，我真想再次聆听伯父的教诲，以及对那两篇“小说”的点评。可我又踌躇不敢前去。其实我的内心比谁都清楚，伯父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不能过多占用，他有他的父母兄嫂，还有亲戚乡邻。然而，伯父却差人来唤我，我受宠若惊。伯父语重心长地说：“你爱好文学，这很好。但是呢，不要迎合政治潮流，搞“主题”先行。既然你热衷文学，我就该把你扶上正道。切记搞文学创作要静下心来，认真地写，细致地写，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用真情实感来写。要多读书，多观察生活，勤动脑子思考。还有一条，首先要过语言关。这天夜晚，伯父跟我谈了很多很久。

翌日早晨一封电报传到家里，这意味着伯父“就要出发”，他“又要远去”。临行前，他拉着聚爷的手，低垂的头摇了又摇，簌簌泪下。那是怎样一种心情啊。伯父这一去，极有可能是他们父子间的诀别。但是他又不得不离开他至爱的父亲。就像诗人贺敬之评价的那样：他虽然有着“赤子情”，但他毕竟是“战士心”。（ 贺敬之：“战士心，赤子情。”）

说到如何返回的问题，俊哥提议还是跟县里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派车来接。伯父说，不要搞得兴师动众，我就骑自行车走。见伯父执意这样做，我自告奋勇地要求送伯父走。伯父爽快地答应了。

临近大门口，伯父回望了一下聚爷居住的老屋，依依不舍地走出街门。聚奶奶拄着拐杖颤巍巍地一直跟着，嘴唇嗫嚅着，“她把革命和儿子，完全看成了一回事情。”乐伯父也一直跟着，伯父深情地望了他一眼。乐伯父理解，这是把照顾老人的重任托付给他了。乐伯父挥了挥手。我想，乐伯父曾不止一次地目送伯父远去。而由伯父编剧的电影《山城雪》里的插曲《去吧，兄弟呀》，也许乐伯父就是原型。

路上，我问伯父走下面的便道还是走大堤，伯父不假思索地说走大堤。

来到“千里金堤”之上，伯父又回望了一下村庄，凝神了好一会儿。也许伯父的《故乡的三行诗》就是从这时酝酿的吧。他转回头，燃着一支烟，然后左手叉腰，极目远眺。随着袅袅的烟雾，伯父的思绪大概又回到了童年。这里有他《我心上的河流》，他同哥哥和伙伴们一起下河游泳，摸鱼，在松软的沙滩上疯跑，在一座座沙丘间画“人形”。在一起割草，拔豆根，捡雁粪。那时的卫河一年四季不断流，小火轮犁开一个长长的“八”字形，拖着一串船队逆流而上。要么就是一干纤夫低头弯腰，唱着心酸的号子“河水清哟——，河水浑了哟——”，艰难地拾路前行。蓝天白云下，一群带哨的白鸽绕着静静移动的三五叶白帆，在两岸上空自由自在地翱翔。过了九月，成群的大雁展翼飞来，在沙滩上栖息浅吟。也许伯父在倾听那并不遥远的《东平湖的鸟声》。

伯父收回思绪说道，走吧。我和伯父边行边谈，伯父谈创作，谈人生，谈哲学，谈美学，使我受益匪浅。我敢自豪地说，是伯父扶我走上了文学道路，他是我的第一个文学老师。

伯父走了没多长时间，聚爷就病逝了。俊哥拍去了加急电报，催促伯父回来奔丧。当时伯父正随电影摄制组在黄河岸边拍摄由他编剧的《黄河少年》的外景，假如伯父回乡整个剧组就要停下来。他含泪给乐伯父回了电文，大意是：我是党的人，理应尽职尽责为党业，努力工作以报之，尽孝事宜只能仰仗兄长了。只可惜，时隔四十年，那封电报的原文已不复存在。

就这样，伯父割舍了对父亲的“孝”，带着愧疚，又投入到繁重的工作中。使伯父没有料到的是愧疚未平，仅两年多的时间，聚奶奶又得了脑血栓，而此时的伯父正为他的《十月的风云》日夜奔波。一封封电报犹如一支支利箭，重重地刺痛着伯父的心。伯父回了电报。而当伯父“含着胜利的喜泪，赶回家看望”时，老人家“却意外地闭上了眼睛，放心地走了。手里还紧紧握着，那封短短的电文”。后来伯父为了追怀亲人，写下了《生日里，我想……》《妈妈》。又为父母立了一块碑，并把自己思念颂扬老人的诗刻在青石碑上。

时间到了一九七八年，我和俊臣合写的中篇小说《春燕》脱稿。我给伯父寄了一封长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审阅指点。没过多久，伯父回信了。信笺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的。上面写道“刚从北京开会回来，复信晚了。你能写小说，很高兴……”。并谦虚地说：“写小说，我是外行。”叫我到邯郸去请教李湧、刘真老师，还附了一张介绍信。那时伯父“仍在边开会工作，边写作。目前正给《山城雪》做最后加工。”信的末尾是握手，落款署名是洪林。我捧着信一连读了数遍。伯父的一句复信晚了，使我的心灵受到震撼。像伯父这样的大家边主编刊物边写作，能够挤出时间来给我复信我已经感到莫大的荣幸了。何以谈复信晚了？特别是那署名，我感到既亲切又惶恐。

此后，我带着伯父的介绍信，同俊臣一起三次赴邯郸向两位前辈请教。但终因两位前辈外出，无果而返。接下来，一场生活中的厄运降临到我的头上，使我的心灵受到重创，大病了一场。从此渐渐远离了文学。

伯父再一次回到家，我没能晤面。听俊哥说他这次来一是为了工作，另是回家看望他的哥哥。那时乐伯母已过世多年。由于日程安排得很紧，伯父只好派车把乐伯父接到馆陶宾馆，是俊哥陪同去的。短暂交谈后，伯父又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当他向俊哥问及我的情况时，他为我惋惜。临别，伯父给乐伯父留了些钱和一棵长白山产的野山参。也就是这棵野山参，在关键时候发挥了作用。乐伯父在73岁那年，得了一场重病，险些丢了性命，是这棵老山参帮他康复如初。

后来伯父的年纪大了，回家的次数也少了。但他每时每刻都在思念这片生他养他的故土，思念故乡的亲人，总也忘不掉故乡的小米绿豆粥和芥菜疙瘩，以及稷面煎饼。就在林弟和洪弟回乡后没几年，伯父又把鹏弟送到乡下。伯父曾多次嘱咐他（她）们常来家乡看看。

这，就是我的伯父。

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故乡的眷恋，对亲人的爱，对子女们的严格要求，对一个初学写作者的提携。这恰好印证了诗人柯愈勋的一句诗，“他无愧是一个平凡又高尚的人。”

当别人告诉我伯父已经驾鹤西去，我不相信！要知道伯父是个“命硬”的人，是个从来不服输的人。他怎么会走呢？他是一只头雁，正“扇动翅膀”，带领雁阵“飞向苍茫的远天”，盘旋《在云彩上面》。

但我又不得不承认，伯父的确去了。伯母说，伯父走得很平静。我明白了，他永远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伯父正在探索“命硬”的奥秘。为了让战火尽可能地远离人类，他仍在高擎着《爱的旗帜》，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同时搜索和丈量”《世界和平圣诗》里的“声音和行动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