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典+曹蕊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中国的现代派文学是在西方现代主义直接影响下产生并成长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派文学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直接复制。中国现代派文学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表现出强劲的主动选择的姿态，在表面追求形式创新的背后还潜藏着深层的意识形态动机。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评走在文学创作前线，对西方现代派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具体到中国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本土化的接受、消化、传播，至今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本文用文本细读，勾连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法，从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批评家李陀入手，探索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重构问题。

关键词：西方现代派；中国现代派；八十年代；文学批评；本土化；重构

80年代的中国在结束了“文革”的文化闭关政策之后，逐渐打破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隔膜，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与外来文化进行着不断的对话和理解，这个时期对中国文学影响颇大的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西方进行了新一轮的交流与学习。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时候，中国的作家与批评家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了重构。这种重构很多是无意识的，是受主观条件制约导致的。但也有很多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性重构。是为了实现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相符合，甚至是规避一些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实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这种重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本义， 但却对于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极其关键的推动作用。

“四小风筝通信”是八十年代有关现代派文学一次重要讨论。1981年9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书中所介绍的东西虽然现在看来有些不甚正确，但在国门初开时，这本书却为中文小说的创作开辟了道路，把现代主义引入了中国。1982年，李陀和冯骥才、刘心武用彼此公开通信的方式讨论了这本书以及相关的现代派文学问题，但实际上是以“讨论”的形式对高行健的这本小书和现代派文学进行宣传和支持。

在李陀的信《“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中，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李陀当时的主张：

一、“现代小说和西方现代派小说有着某种联系，或者应该有某种联系。就我们中国现代小说来说，就是注意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中有益的技巧或美学因素。”这与冯的说法几乎一致，或者可以说这正是八十年代引入现代派的一种策略，即把现代派背后的文化、社会因素有意识地略去，突出它“技巧”的一面。

二、“‘现代小说这个概念又和现代派小说有区别——这个区别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毕竟不能拜倒在洋人脚下，毕竟我们不能跟在西方现代派文学后面跑，毕竟一切学习、吸收、借鉴的目的都是为了‘洋为中用。”，由此可见，对于现代小说借鉴的这两方面，李陀更侧重的是对于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洋”在某种程度上上只是工具，而不是他们学习研究的兴趣本身。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进一步提到不能因为八十年代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艺术（西方现代主义）学习运动，就说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一场现代主义运动，他甚至对用“现代主义”指称这场中国化的艺术学习运动持有怀疑态度。很多作者都将李陀视为中国当代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推动者，认为他对西方现代主义进行“形式——内容”的分离，使得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在当时获得了存在的可能性和合法性。事实上从李陀的自己的表述中，也可以看到他对于亦步亦趋学习西方现代主义的做法是不认同的。

三、“我觉得有一点大冯（指冯骥才）注意不够，即《初探》这本小册子并不是在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初探，而是对‘现代小说进行‘初探。”在这里，李陀看似严谨地纠正了冯的“文字疏忽”，实际上自己又玩了一個文字游戏。他把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转换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创造出了一个新词汇“现代小说”。李陀在这个有意识地偷换概念中，暗含了他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规划与设计。在李陀看来，“现代派”文学的定义是什么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概念的外延，即中国能何种程度上吸收学习西方现代派的东西，从而创造出一种中国的现代文学。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与今天不同的现象，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似乎是走在文学创作的前列，作为指导文学创作的“领路人”出现。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先由李陀等人探索理论，然后才在文学创作领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现代小说写作高潮。所以要想研究西方现代派在中国的问题，文学批评是一个重要的讨

论方面。

回望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段时期其实非常复杂，各种理论、争论形成了一个“争鸣”的时期。想要对整个时期的批评下个定义，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这一时期确实也存在着一些比较主要的线索，缕清主要线索，再结合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李陀在这一时期的批评理论，可以对现代派在八十年代的传入、学习、本土化发展过程形成一个重要的观照。

一提到八十年代文学，文学批评，就必然要提到78 年的三中全会，此次会议之后，拨乱反正成为基本成为整个文化界的“主旋律”。无论文学界人士想要如何地剥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是文学与政治一直是分不开的。与三中全会上展开“真理问题大讨论”，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对应的，是文学及文学批评上整个的“拨乱反正”。

在这之后文学进入“向内转”时期，人们发现文学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过度地“向外”成为政治的工具，于是就呼吁“向内转”，要让文学回到自身，回归文学的本真状态。这一论点一度成为八十年代的主流文学话语。这一观点如今看来似乎是非常合理的，私人写作、身体写作等等一系列的文学作品似乎都“向内转”得过了头。但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在当时公开提出这种说法还是对以往主流思想的反抗，在当时也一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前文所叙述的李陀参与的“四小风筝”讨论开始了。整个争论就是王蒙、李陀、冯骥才围绕着高行健那本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讨论展开，他们在《上海文学》发表的三封信被称为“三只小风筝”。“四小风筝”对现代派进行了一定的诠释，借鉴了现代派的一些手法，对西方现代派在中国的传播和学习起了一个开路的作用。如前文所叙述的，这个过程是通过一封封的“公开信”，通过文学批评文章讨论出来的。虽然李陀本人也创作了几篇具有鲜明现代派特色的小说，但总的看来，在这个过程中，至少李陀是主要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参与的（毕竟李陀也一直面临着一些对他没有作品的质疑）。文学批评是主要的推动力，落到实处的文学创作次之。想要研究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派在中国的问题，文学批评是必须要关注的。

与现在的文学批评大风气似乎不太相同，八十年代以李陀为代表的文学批评是走在创作前面的。也就是说，由批评家在理论的高度上先进行高屋建瓴的讨论，然后才是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现在似乎反过来了，是先有了作品，然后才是一群批评家去对作品进行评价解读，说作品怎么好怎么不好（说不好的还大大地少于说好的）。实际上，回顾李陀等人在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上的表现，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现状也应该有一个反思。文学批评不应该是跟在作品屁股后面的“传话筒”，至少不能全是。文学批评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文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为文学创作提供可能的路径。在这一点上，八十年代李陀等人做了一个示范。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李陀这样的人物比较特殊，但确实反映了八十年代那种独特的氛围。用李劼的话来说：“说他（李陀）是个文学青年，他绝对是个文坛领袖，号称陀爷。但要说他是文学大家，却还没有写出一部经典大作。”他没有写出什么大作，但是却推荐了无数个作家，无数篇作品。假如把他所推荐过的作家和作品列成一张名单和一篇目录，那么人们会十分惊讶地发现，这差不多就是整个80年代的新潮小说和新潮作家了。

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在当时几乎席卷了整个知识界，文化的现代化是这一新启蒙运动的最终诉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引进与学习就成了顺应时势的选择。

与思维缜密，讲求理论准确的学院派批评不太相同，纵观李陀的批评文章，更多的是对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的敏感，以及非常充沛的情感。新启蒙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文化的现代化，所以“启蒙者”们往往也并不局限于文学的范围，而是跨越电影、美术、文学、心理学等领域，形成了一种跨学科的、兼容并包的开放气度。例如在李陀所写的批评文章中，有二十多篇都是對电影或者电影理论发表的评论文章。例如：《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作家谈电影》、《愉悦人心的暂缓逮捕》、《黄土地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等。虽然李陀对电影的关注与评论，惹来了李劼对他带有嘲讽的评价，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来，李陀对电影的这种跨界批评，确实也有力地推动了西方现代派在中国文学上的进程。（譬如现在借由《银翼杀手》、《摩登时代》等电影进行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

总之，以李陀为代表的这种理论为主，争论问题为主的文学批评，是八十年代西方现代派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对西方理论意识形态的有意误读，还是主张纯粹吸收技巧的策略，都重构了一个属于中国的西方现代派。开启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也拉开了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再次复兴的序幕。

参考文献：

[1]卓天送.“初探”与“通信”——八十年代现代派的发生[D].广西师范大学，2014.

[2]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M].桂林：广西师范人学出版社，2002：5.

[3]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5.

[4]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