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彬

汕头广播电视大学教务处

摘要：梁宗岱的研究大体分为生平研究、诗歌创作研究、翻译研究、诗学理论研究四个方面，对梁宗岱的诗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是最为丰富的，受到关注最多的自然是象征主义诗学。然而在众多的象征主义诗学研究成果中，却没有对这些成果进行较为完整的整理与梳理，本文的出发点就是对已经取得显著成绩的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综述式的罗列。

关键词：梁宗岱；象征主义；纯诗；诗学意义；宇宙意识；本土化思

“五四”是新旧文学转型的时期，新文学在与传统决裂的同时缺乏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内在资源，于是“求知识于异邦”成为当时的时代潮流，在19世纪末产生于法国的象征主义与其他思潮一起涌入中国，20世纪20年代，象征理论已经在中国有所传播，穆木天和王独清的诗论标志着中国象征主义诗论的发轫，戴望舒的诗论则是中国象征主义诗论发展的标志，而成熟的标志就应当是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论。

1926年，留学在法国的梁宗岱在法国巴黎大学结识了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保尔·瓦雷里，他对瓦雷里很是推崇与崇拜，自己的诗学理论是深深的受到瓦雷里的影响，他传承着瓦雷里的象征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在与对梁宗岱的生平研究、诗歌创作研究、翻译研究，这几个方面的对比之下，梁宗岱的诗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是最为丰富的，受到关注最多的自然是象征主义诗学。然而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却没有对这些成果进行较为完整的整理与梳理，本文的出发点就是对已经取得显著成绩的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综述式的罗列。

1984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将梁宗岱在30年代研究外国文学艺术的两本论著《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合并一册出版。这两本分别出版在1935年和1937年的论著，收集了他的新诗批评文章，是他的代表性的批评论集，《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一共15篇评论（另有瓦雷里的3篇论文中译），大都是评说外国文学（主要是法、德文学及其代表作家、如瓦雷里、歌德、罗曼·罗兰、波特莱尔、韩波、马拉美等等），或者作中西文论比较的，而且偏重学术性。这些文章常被划入外国文学研究范围。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梁宗岱在对外国文学进行学术探讨时，或隐或显地总是连带作中国新诗的；他孜孜以求讨论的“纯诗”理论，也是从外国文学中袭取，以针对中国新诗的状况，再作出独特的理论阐发。梁宗岱的新诗理论是对中国新诗发展流弊——反诗倾向的反拨，对今天仍具有诸多的启示意义。

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的研究，是卞之琳率先对梁宗岱的现代诗学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梁宗岱30年代的译述论评对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发展作出应有贡献：“译述论评无形中配合了戴望舒二三十年代已届成熟时期的一些诗创作实验，共为中国新诗通向现代化的正道推进了一步。”“较早参与引进法国为主的文艺新潮而促使新诗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纯正方向的迈进，作出过应有的贡献。”[1]近年来，对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更多的集中在“纯诗”论、象征说、契合说，这三个方面也是构成梁宗岱象征主义诗学体系的最重要的部分。这些方面的论著也相对比较多，代表性的人物有：温儒敏、龙泉明、潘颂德、吴晓东、许霆、王泽龙、杨思聪、廖四平、段美乔、曹万生等的研究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

在1995年温儒敏的《梁宗岱的“纯诗”理论》[2]则是专篇论述梁宗岱的“纯诗”说，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象征主义不足以概括梁宗岱的批评，贯穿于他的代表性批评论集《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的，是“纯诗”理论，这是更能体现梁宗岱的理论批评特色的。从批评史上考察，与其把梁宗岱视为象征主义诗论的译介者，不如说他是“纯诗”理论的探求者。他联系了新诗的历史发展，重新审视梁宗岱“纯诗”理论的价值。吴晓东在《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3]、许霆的《梁宗岱：纯诗理论的探求者》[4]都对梁宗岱契合论和纯诗说的论析具体深入，认为中国新诗史上梁宗岱对象征主义阐释最精到。吴晓东谈到了梁宗岱对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的贡献“只有借助于另一个异质的文学传统的参照，民族自身所独具的文学特征才可能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异质的文学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对自身文学传统的重新观照和体认。中国新世纪的现代文学对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引进和接受，走的正是这一条路径。它不仅引入异域文明的诗学之花，更重要的是它把异质的根芽嫁接在自身的文学之树上，从而打破了中国古典文学近亲繁殖的生长格局，使两种诗学在互相融合中结出了新的果实。”许霆从梁宗岱倡导纯诗理论的原点是在于中国的新诗坛，是为了救治诗坛弊端和纠正主流诗学偏颇的现实动机而论开，揭示了梁宗岱纯诗理论提出的现实原因，纯诗审美发生的机制，纯诗追求的审美境界；接着他谈到了梁宗岱基于对纯诗的理解，在一系列诗学理论和批评文章中，从中外诗学中咀华掇英，重点探讨了象征主义，成为现代新诗史上对象征主义阐释最精到的诗人，而且这种阐释又是同具体的创作同我国传统诗歌理论结合着的，所以又是最切实的。段美乔《实践意义上的梁宗岱“纯诗”论》[5]，从梁宗岱结合中国二三十年代新诗创作现状，对纯诗理论作重大的调整和发挥，以强烈的针对性而使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来论述梁氏的纯诗并不是纯粹诗学理论，而是建立于一定的实践意义之上的。梁宗岱的“纯诗”理论的提出，实质上是对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风气的反驳，这种反驳是在胡适一代新诗创建和先驱者对旧诗的整体性的反驳基础之上进行的。为诗与散文勾画具体的界限，强调生命哲学与宇宙意识，要求观念的具象化和戏剧化以及现实生活的背景化都是针对中国新诗坛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提出的，是对新诗内在艺术结构的调整。

潘颂德较早论述梁宗岱的象征诗学意义。潘颂德在《中国现代诗论40家》[6]中的《梁宗岱的诗论》一文中从梁宗岱对象征主义的象征意义和特性的解说，象征主义追求的境界，同时也提出了梁宗岱的诗论跟象征派的诗论之间也是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它跳出了象征主义强调表现“内心梦幻”的藩篱，提出了观察生活的现实主义的詩论命题；通过外国诗人格的与瓦雷里的比较中引申出了最高的智慧，也就是真正掌握真理，在于从一件特殊的事物或现象中找出它所蕴蓄的那把它连系于其他事物或现象的普通观念或法则。对梁宗岱提出的“诗人是两重观察者”的主张，对于纠正诗坛的偏颇是有益的。

龙泉明则将梁宗岱的诗论纳入中国现代诗学发展维度进行历史观照，认为梁宗岱是现代派诗学代表，在《中国现代诗学历史发展论》[7]一文中：“梁宗岱的诗论不仅在理论上较系统全面，而且结合诗歌创作实际深入阐发象征主义的本质特征，较李金发、穆木天等人的理论基本停留于介绍阶段是一个突破”；他关于“象征即兴”，“纯诗”论和“契合”论等的提出，为现代派诗艺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另外有一些论者将梁宗岱象征诗学建构的触角不仅深入到民族传统诗学资源探究，而且从世界文学视野审视其中透出的宇宙意识，阎玉清在《郑州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梁宗岱诗论的宇宙意识初探》[8]一文中，认为梁宗岱的诗学理论的核心是宇宙意识，这种宇宙意识的生发，是从“心斋”状态进入“陶醉”状态，进而达到形神两忘，最后完成与宇宙大灵的“契合”的。宇宙意识渊源既有庄学、玄学的余续，又有对西方象征主义的接纳，是中西合璧的体现。范劲《中国现代新诗中的宇宙意识的嬗变》[9]，此文从梁宗岱在《诗与真》中将宇宙意识的确立，作为他所倡导的“纯诗”创作的最高标准，希望中国新诗人在诗中表现出浩荡苍凉的宇宙精神出发，对这种宇宙意识的表现形态及嬗变线索进行梳理、阐发，探究中国新诗中有没有这种超越性的宇宙意识表现。从比较文学的主题角度入手，董强的《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10]将梁宗岱的创作、批评和翻译活动放置到法国乃至世界性的象征主义大视野中，从而对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进行整体评价，将梁宗岱象征主义的一些重要主题进行了溯源整理。

在对梁宗岱的象征主义本土化的思考中，杜金玲的《象征主义的本土化思考——评梁宗岱象征主义诗论》[11]中，从本土化方面论述梁宗岱象征主义并非只是对西方象征主义诗论的继承，纠正偏于他对外国文学的评论，因为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理论，既吸收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意象论、意境论，是综合了中西文论中寓言的思想而形成，分别从三个方面：意象与象征的关系；意境与象征的缠结；寓言与象征的区别，讨论了他的诗性智慧和诗化精神在本土化方面的体现。文学武、黄文丽在《梁宗岱诗学与中国艺术精神》[12]中从中国艺术精神方面探讨了梁宗岱诗学，在哲学层面他的诗学受庄禅哲学的影响，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和概念上受中国传统文论的影响，在批评话语的选择上也借助了中国传统批评话语的形式和方法。

至此，对梁宗岱象征主义方面的研究得到了些许整理，但如上的评述自然并不足以涵盖这么多年来梁宗岱象征主义理论研究的全部观点，对与梁宗岱这样一位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的诗论家来说，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可以研究的课题会越来越多，许多我们尚未发现的问题会得以进一步的揭示、讨论。全面客观的评价梁宗岱在象征主义理论方面的成就，以及这种理论的来源与影响仍然有待深入与拓展。除去前文所述，有一些尚未得以重视的角度也是有必要提出。

其一，翻译的角度。很多学者对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中的“纯诗”理论的看法都是，梁宗岱吸收了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的纯诗理论后，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或者是结合中国的传统后自己的发挥，但是是否有从翻译的角度进行思考。虽然梁宗岱跟瓦雷里私交甚好，也颇受瓦雷里的教诲，然而梁宗岱是一个翻译家，他具备着能够融贯中西的知识，他对象征主义诗歌的翻译过程或者翻译诗歌本身也是能够对他的诗歌理论产生影响，而且看其理论的代表作《诗与真》这一书名与歌德的自传《诗与真》的书名是一样的，这也应该从翻译的角度去加以解释。对于翻译过程或者译诗本身对梁宗岱的象征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一方面的研究尚属缺乏。

其二、从传播学、读者接受等角度的关注还不够。这些是影响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象征主义诗歌发展的因素，同时也是对象征主义诗歌在新时期的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对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的研究中，这方面的论述相对是很少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象征主义是以何种传播媒介传播，读者对这种理论的接受情况如何等等，这些能更好的让读者对象征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有进一步的了解。

在一个对诗歌这种贵族式的文体任意“践踏”的时代，口水诗、梨花体的滥觞到诗歌成为一种最简单的文体，在需要提高写作的难度，鉴赏的深度的时代，梁宗岱的“纯诗”理论或许正好是这种良方妙药，象征主义的优点会更多的体现出来，也会有更多的研究者对梁宗岱的象征主义理论进行阐析，将来一定有更多的成功问诸于世。

参考文献：

[1]卞之琳.人事固多乖[J].纪念梁宗岱.新文学史料，1990：01.

[2]温儒敏.梁宗岱的“纯诗”理论[J].文学研究，1995.

[3]吴晓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A].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59.

[4]许霆，梁宗岱.纯诗理论的探求者[J].常熟高专学报，2001：01.

[5]段美乔.实践意义上的梁宗岱“纯诗”论[J].北京大学学报，2001：02.

[6]潘颂德.中国现代诗论40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7]龙泉明.中国现代诗学历史发展论[J].文学評论，2002：0l.

[8]阎玉清.梁宗岱诗论的宇宙意识初探[J].郑州大学学报，1996：06.

[9]范劲.中国现代新诗中的宇宙意识的嫂变[J].求索，20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