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露露

距今五六千年的大溪文化，处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时期的三峡与长江中游地区，人口增加，农业快速发展。原始人群在渔猎取薪的同时，也开始了刀耕火种、驯养家畜。此时手工业分工逐渐细化，陶器的制作工艺大幅度提升，纺织业也有所进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溪”先民鱼米之飨、衣食之安的生产与生活轨迹，在时代的潮流中跨越江河，绵延了近千年。

“大溪”先民吃什么？

在原始社会，采集、捕鱼与狩猎是人类获取食物等生存资源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在原始农业发展条件有限而渔、林资源丰富的峡江地区。

在这些地区的大溪文化遗址中，均发现了大量的鱼骨、兽骨及种类众多的石制、骨制的渔猎采集工具。其中，体积较小、便于携带的石斧、石锄可用以挖掘植物根茎，石刀、石镰可用以采割植物果实；制作精美、薄如刀片的石镞以及长短不一的各式骨镞是远程射猎工具，而数量众多、大小不一的石球被发掘者推测为弹丸，为近距离射猎的弹弓是否已经在当时被普遍使用提出了疑问。此外，在墓葬中出土的各种尖利的骨锥、骨匕，有的被成排放置在墓主人胸前，有的则突兀地深入墓主腹腔之内，甚至直接插在人骨腰椎之中。显然部分器物除作为狩猎工具使用外，也被作为武器使用。而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人，是因为武力冲突，还是某种仪式需要，是“大溪”留给我们的众多未解谜题之一。

在大溪文化遗址发现的动物遗存中，鱼、鹿、狗、野猪、水牛、乌龟、河蚌等是较为常见的种类，其中鱼类遗存数量尤其众多，特别是在峡江地区，例如宜昌中堡岛遗址和巫山大溪遗址，在一些灰坑中的鱼腮骨堆积层可以厚达1米以上。还有一些鱼随葬在墓坑之中，有的放在墓主身上，有的在墓主脚旁，有的在墓主双臂下，有的含于墓主口中，随葬最多的有7条鱼。可以推测，当时的捕鱼活动应非常频繁，鱼不仅是“大溪”先民的主要肉食来源，同时被他们赋予了有关信仰的特殊意义。

在结网捕鱼、挽弓猎兽之外，农业的快速發展为“大溪”的食物储备提供了新的保障，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大溪”各遗址农业类型与发达程度有所不同。以重庆巫山大溪遗址为代表的峡江地区，旱作农业是渔猎采集经济的重要补充。在这类遗址中，体积较大的石器数量众多，大型的石斧、石铲、石锄可用于砍树、翻土、挖坑，开荒种谷。粟、黍类炭化种子的普遍发现，尤其是未成熟标本的发现，表明该地区的此类农作物为本地种植而非交换所得。以湖北澧县城头山遗址为代表的湖滨平原地区，稻作农业生产占据了经济生产的主要位置。长江中游是稻作农业的重要发源地，早在距今约1.2万年前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就发现了目前所知最早的人工栽培稻。

在大溪文化的许多遗址中也发现有稻谷遗迹，大量谷壳和稻草被夹杂在房屋建筑用土和制陶用土之中，在一些建筑遗迹中可以看到谷物的痕迹，在许多破碎的陶片中可以看到密集的谷壳痕迹。在湖南城头山遗址还发现了大溪文化时期的稻田遗迹，其中的稻草和稻谷还清晰可见。由此可以看出“大溪”先民已有比较成熟的稻作农业生产，且产能相对较高。

在多种生业模式的滋养下，食物的结构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澄黄的小米与晶莹的稻米在当时已经较为普遍地出现在“大溪”先民的餐桌之上，“饭稻羹鱼”的原始生活画卷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

陶器的出现带来了人类饮食方式的一次巨大变革。粥、汤与蒸煮类易于咀嚼消化食物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婴儿及老人的存活率。“大溪”先民“饭稻羹鱼”的生活一方面依托于食物保障，另一方面依托于器物保障，即加工器物、盛煮器物的使用。

大溪文化发现的食物加工工具有刮削器、尖状器、陶擂钵、石杵、石臼等。尖状器和盘状器的功能应该类似于刀具，用于对肉类食物的切割或剥皮。陶擂钵的内底一般制作有刻槽，口沿带流，用于对植物的研磨。石杵、石臼可对谷物进行舂碓。

除石制的之外，考古人员在枝江关庙山遗址还曾发现有两个地臼遗迹，为锅底状，壁面经过修整，坚硬光滑，其附近还发现有木杵痕迹。高圈足盘、高柄豆以及各种形制大小的碗、钵、盆是大溪文化常见的盛食器，而类型繁多的陶杯、陶壶是大溪文化盛水器的一大特色，特别是许多长颈小口壶的出现，有学者认为其在功能上是为了减少壶内液体的挥发，这类器物可能为酒器，而大溪文化的稻作农业也为酿酒提供了可能。

圜底釜是“大溪”先民最主要的炊煮器，其用途相当于今天的锅，圜底的目的在于受热面积均匀。在三足炊器出现之前，为了使圜底器能够架在火堆之上炊煮食物，或平稳放置于地面，古人们想出了各种办法，例如在地上挖坑作灶或使用陶灶，但更常见的一种方法是使用支座。支座有的是利用天然石块，也有的是专门制作的陶支座。大溪文化的炊器也以釜与支座的组合为主，虽然其晚期出现了釜形的鼎，支座也逐渐消失，但是釜的使用一直占据主流位置，尤其是在峡江地区，“圜底釜”的传统一直可以延续到战国时期的巴文化。

“大溪”先民用什么？

手工业分工的细化是原始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标志。在重庆巫山的大溪文化墓葬中，有的随葬数十件骨器而不见石器，有的随葬石器而不见骨器；在宜昌关庙山的大溪文化遗址中，数以百计的石器成品或半成品集中出土。这些都说明大溪文化已经开始出现了手工业分工，甚至有专家提出大溪文化在峡江地区的长江岸边存在一个或数个具有一定专业化的石器生产中心，并向外输出产品。

在众多的石器中，小型的石锛、石凿选材考究、制作精良，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圭形石凿，可用以对木、骨、玉器等进行钻孔、雕刻。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圭形石凿一端为凿，一端为锛，一器两用，十分少见。此外，一些制作精美的石器开始脱离实用功能向代表身份或地位的礼器转变，尤其是穿孔石钺，在某些地区代表着王权的象征。大溪文化的穿孔石钺数量较少，且几乎都有使用痕迹，表明其可能正处于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之中。

陶器的使用，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大标志。“大溪”先民的陶器制作技术纯熟，器物特征鲜明，除常见的红陶、灰陶之外，还有代表新石器时代特殊制陶术的黑陶、白陶。

白陶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的一种以高铝质耐火黏土（高岭土）或高镁质易熔黏土（滑石粘土）为原料，经1000度左右的高温烧制而成的陶器，对后世瓷器的出现具有深远的影响。目前所知最早的白陶发现于湖南沅江中上游距今7800年前的高庙文化，此后在中国南、北方都有发现。白陶到殷商时期发展到顶峰，其繁复的纹饰堪与当时的青铜器媲美，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礼器，直到西周才被硬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所取代。大溪文化的白陶主要发现于洞庭湖地区，是对该地区早期文化的继承，峡江和江汉平原地区少有发现。

黑陶流行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尤其是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质地轻薄，堪称中国古代制陶技术的顶峰。大溪文化的黑陶比龙山文化早一千年左右。黑陶的颜色并非源于陶土本身，其呈色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陶坯表面涂刷一层含炭的黑色细泥浆（陶衣），即“黑皮陶”；另一种是利用“渗碳”工艺。“渗碳”是制作金属制品的一种常见热处理工艺，可以增加器物的硬度，提高耐磨性。该工艺在陶器中的应用除了审美需求以外，更重要的是在于防渗，即降低器身的吸水率。其主要工序是在陶窑内利用燃烧物制造浓烟，使密闭的窑内充满大量游离的炭颗粒，在长时间高温加热下使其进入陶胎的孔隙当中。

除白陶与黑陶外，“红衣陶”和“外红内黑”也是大溪文化陶器的重要特点。“红衣陶”除了与陶坯在烧制过程中的氧化作用有关之外，还因为器表涂有一层红色的陶衣。红色陶衣的主要呈色元素是赤铁矿，除装饰美化的作用之外，它还是一种很好的助熔剂，最终能使陶器的表面光滑致密、颜色鲜亮。而“内黑”的形成原因，有专家曾进行过实验：将一件小陶罐坯体放在炉内焙烧到红热状态，取出后立即将稻壳装入罐内。由于陶罐传热，稻壳被烧焦，同时产生黑烟，结果小罐的内表变成黑色，外表仍呈红色，与大溪文化的外红内黑陶很相似，因此推测“外红内黑”是一种局部渗碳工艺下的产物。至于这样做的目的，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纺织是人类借鉴自然发展出的特殊技能，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得到了重要发展，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河姆渡文化就发现了较为成熟的织机。大溪文化遗址中也有许多与纺织有关的器物，例如纺轮、骨针等。纺轮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種常见器物，石质、陶质、骨质皆有，是纺线工具“纺专”的一个构件。纺专的另一个主要构件是捻杆，一般为木质。使用时，将捻杆插入纺轮中间的空洞，把散乱的麻、葛、毛等纤维捻一段缠在捻杆上，然后垂下并转动纺轮，利用纺轮的自然重力带动纤维拧绕成线。大溪文化的纺轮多数装饰有圆点纹、折线三角纹、绞索纹等戳印纹饰，特色鲜明，独具美感。除此之外，尤其难得的是，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中出土了5件大溪文化时期的纺织品标本，均为麻纤维碎布，为研究史前时期纺织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

另外，在大溪文化的一些陶器尤其是纺轮、支座和陶碗圈足的底部，常发现有呈几何纹样的“刻划符号”。有学者对这些符号进行过统计，种类在100种左右，有的似水波，有的似动物，有的似植物，有的似工具。一般一件陶器上只刻一种，但存在重复出现的情况，其中出现频次最高为四种。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划符号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发现，有观点认为这类具有标记作用的符号可能为文字的雏形，也有观点认为这些符号带有某种巫术祭祀的性质。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编辑/刘自良 韩西芹